渤海初期主要是大武艺时(公元720～737 年) 及大钦茂时(公元738～793 年) 。由于大武艺时为唐设黑水都督府, 与唐产生一些矛盾, 曾一度攻打唐的登州等地, 因此似乎给人一种印象, 当时渤海和唐的关系并不融洽, 更不恭顺。有些人更纷纷强调大武艺的“扩张政策”、“北进政策”及“斥大土宇”, 似乎这是矛盾的根源。但细查史实并非如此。

首先大武艺的“斥大土宇”, 并无多大行动。肃慎、高丽、粟末、白山、沃沮、秽貊之地是大祚荣时早已取得的。而越喜、拂涅、铁利、虞娄等地, 则在大武艺时还并未占有, 他们当时经常朝贡于唐。（16）大武艺“斥大土宇”所取得的, 只能是夫余和率宾之地。大武艺也并不存在什么扩张政策、北进政策。他攻打黑水靺鞨, 是因为“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 异时请突厥, 皆先告我。今请唐官, 不吾告, 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17） 是出于惧怕腹背受敌, 出于自保, 才欲先发制人。以后由于弟门艺固谏, 怕因此得罪于唐, 怒而将杀门艺, 门艺奔唐, 武艺要求唐杀门艺, 不从, 反斥责之, 武艺怨唐。但也拖延10 年后, 公元732 年, 才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这也仅是一种骚扰性行为。次年即遣大诚庆等入朝, 上表谢罪, 并向朝廷报告“突厥遣使求合, 拟打两番”事。玄宗下诏, 赞其“近能悔过, 不失臣节, 迷复非远, 善又何如。”（18）而且终大武艺之世, “在位的十八年, 派遣使臣朝唐入贡二十三次, 足以证明大武艺对处理和唐皇朝关系的重视”（19） 。其中一再遣世子、弟、王子朝唐不为不恭顺, 当时不仅大武艺本身受唐册封, 终身不替, 其子、弟、将领亦受唐册封各种爵职, 并留宿卫。其世子大都利行即在留宿卫期间病卒。因此综观大武艺期间, 对唐恭执藩臣之礼, 不能因小有磨擦冲突, 就否定渤海当时是唐的地方自治政权。

此外大武艺在位期间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其动机为牵制新罗则有之, 为联合反唐则未必。有人说: “武艺通聘日本, 是建立在独立国家意识、对抗唐王朝民族政策及周边各族关系基础上的。目的是与日本建立政治、军事上相互援助的关系。”又说: “但种种迹象表明武艺已不满足于做唐王朝的附属国, 追求独立自主国家的意识。”举出“私改年仁安, 已明确表现出其欲摆脱唐王朝羁绊, 建立独立王国的雄心。”“拒绝了唐(共讨奚及契丹) 的要求, 婉约地重申了其独立意志。”所派质子“除第一次入侍者为武艺之子大都利行外, 其余人或为王庶或只称质子, 无明确身分。”“以上还都只算是矛盾的酝酿, 真正促使渤海与唐矛盾激化并公开爆发的, 还是由唐在黑水设都督府所致。”该文在一再强调武艺“追求独立国家的意识”的同时, 却又说: “也正是在上述情况下, 渤海于727 年第一次派出遣日使节”,在“积年音耗未通, 吉凶绝问”的情况下, 冲破“天涯路阻, 海汉悠悠”, 付出巨大代价来到日本。而且还“甘愿俯首屈就‘当列国’‘亲仁结援’, 反映了武艺急切至诚之心。”（20）该作者描述的是多么矛盾的态度, 既要对中国“追求独立国家意识”, 却要对日本甘愿俯首屈就当列国。我们认为作者在此并未忠实于历史事实, 客观评述大武艺, 而是带着某种倾向性。

渤海遣唐的有王子大昌勃价、王弟大胡雅、王弟大琳、王弟大郎雅, 不知还要什么明确身分? 更高身份? 就除非武艺亲自入朝了。这怎么能算逆行呢? 不出兵讨契丹、奚就是重申其其独立意志? 私改年仁安, 是逾格了, 但唐也默认了, 并不认为是“追求独立自主国家的意识”。该文无视大武艺一生恭顺事唐, 连年朝贡、入质等史实, 夸大其个别磨擦, 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所谓“忝当列国”, 另一文作者也曾作相同解释。认为“首次遣使, 就毫不遮掩地愿意‘忝当列国’‘亲仁结援、庶叶前经’, 反映了武艺王对日本的特殊信赖和期望。武艺王在给日本的国书中, 这种甘心臣服的态度, 是与他当时所处的军事和外交困境有关的。”（21）

其实对此, 有人早就做出了正确解释,“大武艺在致日本圣武天皇的国书中称‘武艺忝当列国, 监总诸蕃’ ———列国一词在我国古籍中, 一直作大国解释, 可见大武艺俨然以大国君主自居, 统治着许多其他民族。”（22）可惜前二位作者, 由于他们的倾向性, 没有接受这一正确解释。至于“亲仁结援”“通使聘邻”“永敦邻好”这完全是一种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词句, 不知为何也被曲解为甘心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