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对“红与黑”的阐释
《红与黑》中处处都展现了于连内心的矛盾和紧张，其实质是于连的“意识”和“潜意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与冲突，追求飞黄腾达的于连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清算了他左右冲突的23年，干连在诸多“力”的较量中渐趋内心的平静，升华了他的激情，虽死犹生，最终走出误区，露出一个真实美好的自我，并成为少数获得幸福的人。法国近代文学史权威居斯达夫·朗松说：“力的研究是司汤达小说的灵魂。”纵观全书，《红与黑》中处处体现着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整部作品充斥着“力”，是红与黑的较量，道德约束和本能释放的矛盾，是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对于连来说，“红”是表面上的于连，是伪装的于连。“黑”才是真正的于连。于连追求成功是想得到爱与尊重，金钱倒是其次。于连本质上是冲动的，他总是不能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他的胆子也大得出奇。可以说，于连是情场上的拿破仑。
对于心灵本质上是矛盾冲突的，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种说法触及了人的心灵的对立因素的心理冲突，所以，于连既是自尊的也是自卑的，既是勇敢的也是怯懦的，既是真诚的，也是虚伪的，既是聪明的却也是愚蠢的。同时，心灵内部的冲突也是人与环境冲突的内化，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主义，都致力于揭示人的本能欲望与文化压抑之间的冲突。在司汤达时代，这种冲突的解决或者通过于连式的破坏与反叛来宣泄淤积的生命能量，或者诉诸堂吉诃德式的骑士风度与浪漫，在自恋的乌托邦中获得幻想性满足。司汤达崇尚“力”与“激情”，他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行动的基本动力。那么什么才是幸福呢?引用勃兰兑斯的话就是：“勇敢的行动和热烈的爱情。冒生命危险的激情，由幸福的恋爱传入灵魂深处的战栗——在他(司汤达)看来都是人生的崇高时刻。”如果说于连的奋斗源于要追求幸福，这个幸福的概念无疑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对满意的物质生活与优美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于连来说，幸福就是能体验到激情的紧张和宣泄的快感。所以于连虽因图谋杀害一个不能自卫的女性而被判死刑，他在临死时刻却想到自己的一生并非寂寞的一生，因而能够有所安慰。显然，司汤达在自己的性格中找到了他赋予主人公的这种特征。在他1802年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讨厌大旅馆，因为这些大旅馆对旅客很不礼貌，然后接着写道：“我情绪冲动的一天，也就是我白过了的一天；可是受了人家的侮慢，我就想，要是我不发脾气。必定会受人轻视。”于连的推理方式也正是这样的，心里怀着这样的念头，于连就更使自己把手爱抚地放在德·瑞那夫人手上了。
于连比一般人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能量，有两种因素可能造成这一事实：其一是遗传，天赋的激情使他不习惯平庸苍白的生活，惟有寻求冒险，宣泄剩余的生命力。其二是环境，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安于现状还是继续努力，是拼命反抗还是举手投降。荣格说：“凡生命都是能，它依赖于留存在对立物中的力。”心理冲突是从对立情感之间的张力产生的，对立物的张力是心理能量的源泉。不管精神分析学家发明什么新的概念，没有冲突，没有对立物之间的张力。生命就不可能产生动力。弗洛姆甚至认为：人的心灵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这是因为人知道得太多，他无法接受命运的安排。在人与宇宙之间永远没有和谐。只有持续的斗争以及追求新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一切没完没了，这是人类的悲剧。
于连在射杀德·瑞那夫人之后，心灵反而归于平静，似乎这次冲动的行为耗尽了他的生命力。小说的第四十章标题就叫《宁静》，“这是因为那时我疯狂，所以今天我明智。啊，只能看见瞬间的哲学家，你的目光多么短浅!你的眼力不行，看不见激情的地下的活动”。司汤达这样描写于连的死亡瞬间：“这颗脑袋从来没有像它即将落地的时候那样富有诗意……一切都进行得又简单又得体，在他，这方面则没有任何的矫情。”
于连死了，可他并没有丝毫的悲哀和悔恨，“他为自己并非寂寞的一生感到欣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如枯井，激不起一丝微澜。与司汤达同时代的叔本华谈到悲剧精神时有这样一段话：所有的悲剧能够那样奇特地振奋人心，是因为逐渐认识到入世和出世都不能彻底满足我们，因而它不值得我们依恋。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悲剧的精神，也因此引向淡泊宁静。于是我们在悲剧中看到，在漫长的冲突与苦难之后，最高尚的人却最终放弃自己一向急切追求的目标，永远弃绝人生的一切享受，或者自在而欣然地放弃生活本身。与其我们说生命的激情在于连入狱后就消失了，不如说，这时候，在于连身上，我们终于确实看到了叔本华所说的“淡泊与宁静”，各种心理能量在这里汇合、交融，使得激情升华，使冲突最终导向平衡、和谐，于连的死给《红与黑》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从心理学角度看《红与黑》。《红与黑》演示了一个自恋者的命运。
从自恋者的角度分析于连的形象：
1、自恋者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心中始终装满自己，对自己深信不疑，是自得其乐的孤独者。
2、自恋者固执于自己的理想，把主观感觉或个人体验当作绝对真实强加给外部现实。
3、自恋者对外界和他人持清高和高傲态度，力图在自己与外界之间拉开距离，深怕被世界和他人同化。
4、自恋者顽固坚持自我，拒绝向现实认同，必然被他人和社会视为“攻击性”和“敌对行动”，受到他人攻击和社会放逐。
5、自恋者不惧怕他人的攻讦与谴责，甚至还希望如此。尽管他们带着演戏的夸张，痛苦于他人的不理解，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因为这种不理解而感到骄傲。不理解恰恰说明了自己的特出或独异，这是自我能够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最高确证和最大满足。自恋者正是从他人的攻讦与谴责中获得了个人价值的证据。
6、自恋者即使受到现实的打击，宁可忍受厄运，也不肯改弦易地放弃自己的追求。
7、自恋者固执的追求自我的完整性和个性感，从而缺乏甚至丧失去爱他人的能力，不愿或无法与自己之外的他人发生全心全意全身全体的结合关系。8、自恋者用种种英雄主义来“合理化文饰”自己，以减缓个人与外界的敌对关系所引发的内心无意识焦虑。9、自恋者无论如何也不愿像他人那样放弃自我，当冲突尖锐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将以自杀或发疯的极端的方式表面上放弃自我，实质仍固守了自己。
于连正是这样一种自恋者。


于连正是这样一种自恋者。
于连不仅和复辟贵族是矛盾的，和反动教会是矛盾的，和资产阶级也是矛盾的，和社会是矛盾的，从根本上来说，他和人是矛盾的。他作为一个典型的自恋者注定了永远要被视为异类，要因与众不同而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这种悲剧乃是一切自恋者的悲剧，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共和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是如此。《红与黑》似乎要写一个年轻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但其实于连没有悟出自恋之根本来。
于连的悲剧，突出地表现为他以自恋为核心，一方面对自我、人格与尊严高度敏感、坚决执着、公然张扬；另一方面他认同现实世界的“红与黑”，并竭力索取之。两者彼此冲突、势均力敌、无法协调，最后于连以放弃生命为代价使两者冲突得到消解。
从心理学进一步推论，于连走出家乡迈上个人征程的时候，拿起了什么武器？他去跟谁斗争？谁是他的敌人？是封建制度？庸俗社会？贵族女人？自己？
于连拿起的武器是自尊，他的敌人是自卑。封建制度，庸俗社会，贵族女人，都是外显的敌人，于连有足够的才能去与之抗衡；于连斗不过的敌人是他自己，是他内心深处的自卑。
如果说于连早就看到社会上存在“红”的军队与“黑”的宗教，并力图利用之而达到内部的人格尊严和外在的飞黄腾达。那么他还不清楚他的内心世界也有一个“红”与“黑”，“红”是他的人格和尊严，“黑”即他的奴性与自卑。
于连一走上社会，面向世人，就卷入了自尊与自卑的激烈内战，这场战争构成了《红与黑》的全部故事。换言之，《红与黑》的精彩并不在历史社会的表现，于连的魅力不在于他是一个反制度反社会的个人英雄。《红与黑》的看点在于，它用一个独特社会环境和一些独特的境遇突现出一种独特性格的独特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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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可以为宗教裁判去战斗，而且出自真心实意。】
于连选择走当教士这条路，做教士必须压抑自己对于世俗的热情，这有违于连想飞黄腾达，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世俗性梦想。但是当他看到年轻的阿格德主教大人时，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注意到的是主教大人的年轻英俊、迷人的风度和漂亮的服饰。他看到跪在主教身边的美丽少女们都在欣赏主教衣服的美丽花边、温文尔雅的风采和如此年轻又如此温和的面孔时，于连仅存的一点理智丧失殆尽。可见，于连想做教士的真正目的在于满足其对世俗的热情，而非荡涤心灵，清心寡欲地生活。


【一次，他学习神学已经两年，新的虔诚正当盛行，那股啮咬着他灵魂的火突然迸发出来，揭去了他的假面。】
他早先学习神学的时候，就暴露过内心真实的想法。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强烈的自尊和出众的才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也总是显出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态度。于连在社会角色中，为了追求社会成功和他人的承认，为了发迹、出人头地和飞黄腾达，他竭力伪装自己，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可于连毕竟本性善良，所以他蹩脚的心机、种种作战计划和防范措施，几乎骗不了人。而对於教主大人的感情以及在贝尚松神学院，不管他怎么伪装掩盖，他的某些细微的举止，他的气质，特别是他那与众不同的眼神，仍不时泄露出他的“真我”。
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于连坚毅的性格决定了他有力量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梦想，而他性格中冲动而善良的一面又决定了其飞黄腾达的梦想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