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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章阁问策之前，贾昌朝就曾提出各路转运使应负监察之责，欧阳修建议由各路转运使、转运副使兼按察使、按察副使，每年将本路所辖府、州、军、监、县、镇官吏姓名、政绩造册申报，使朝廷遍晓各地官吏的贤愚善恶。他还建议选派二十名京朝官充任转运按察使。贾、欧阳的意见得到仁宗的同意。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仁宗颁诏：
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令将辖下州、府、军、监、县、镇官吏姓名置簿，亲录其功过。……即每至年终，攒写附递以闻，并须尽公摭实。如能称职，别加进用；傥务因循，亦严行黜降。提点刑狱虽不带使名，并当准此。
为了尽早实现对地方吏治的监察督导，富弼向仁宗提交了一份九人名单，认为他们可充转运使副。 这九个人是：
三司盐铁副使张　之
知杂御史鱼周询
史馆修撰王质
知谏院王素
三司判官沈邈
知潍州董储
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杨
权三司判官杜杞
权三司判官燕度


庆历三年十月，“择官长”首先施行。仁宗任命张　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转运按察使。
同月，“明黜陟”也开始实行。早在庆历元年，孙沔就要求重定文武官员磨勘年限，当时文官每三年一磨勘，具体实施办法是“凡中外官任，咸给印纸历子，或功绩可纪，清白有守，过犯度数，举主姓名，尽得书之无所遗，俾至阙下赴院（京朝官考课院）磨勘，第其等而升黜之。”后来考课磨勘渐成虚设，官员率皆因循，“但居官三周（年），例迁一级。虽数有失，亦不退覆，故士大夫以无过犯为能。” 为了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仁宗颁诏重申：“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龘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诏书对京朝官磨勘年限根据不同情况作了调整。强调地方官升迁须保荐。
十一月，仁宗两次颁诏，对官员恩荫任子进行限制，这也就是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二项“抑侥幸”。应该说，改革现行恩荫制度，是当时有志于改革的大臣们的一致看法。庆历元年，孙沔上《乞定文武荫子弟人数》奏，指出毫无节制地允许官员奏荫子孙弟侄，“是则将国家有数之品名，给人臣无厌之私惠，故使父兄不知教训，子弟不修艺业，俾之从政，只以害民。”他的设想是：今后带职员外郎、正郎，只许荫叙一名子弟；少卿、给谏，二人；丞郎，三人；尚书，四人；仆射以上，五人；致仕及去世，各增加一名。各级武职官员，比照文官品级奏荫子弟。皇亲、母后之族及两府大臣，也要约束恩荫人数，划分等级。 皇帝的诏书显然参考了孙沔和范仲淹的意见。首先颁布的诏书，是对高级官员子侄不经严格考核就进入馆阁任职作了某些限制：“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 诏书发表后，知谏院欧阳修立即叫好，说：“臣窃见近降诏书，不许权贵子弟入馆阁。此盖朝廷为见近年贵家子弟滥在馆阁者多，……所以离此新规，革其甚弊。”欧阳修觉得，仅仅这样作还不够，还应该把原先已经在馆阁任职的膏粱子弟清除出去。 接着又发布了第二道诏书：“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中选后需京朝官三人保任，派往外地任职，补判、司、簿、尉，“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诏书对恩荫子侄的人数和年龄也按官品作了相应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仁宗下诏改革贡举制度，罢帖经墨义，进士赴考，以策、论、诗赋三场定去取。同时，令州县设学校，学生经过300天习业，考试合格，才由州县保任参加贡举。仁宗对贡举改革很重视，专门召集近臣讨论，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和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是八人联名上奏，赞同范仲淹的主张，认为现在“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是不能出人才的。“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这才是培养人才之道。他们还一致指出，设立学校，采用保任举荐之法，也是大势所趋。

到庆历四年五月，范仲淹提出的其他改革建议，如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重命令等，也以不同形势相继得到落实。未能实施的只有修武备一项。

据监察御史梁坚奏劾，滕宗谅在担任知泾州期间，犒劳属下和馈赠游士故人，一共费公使库钱16万，其中有数万去向不明，必是侵欺入己，闻知朝廷派人按察，竟然焚毁帐籍。枢密院则呈状称，张亢曾用公用钱回易到利息买马，并“交钞乞与游索之人”。仁宗大怒，要御史台核实追究，适逢梁坚病死，参知政事范仲淹力辩滕氏、张氏清白，御史中丞王拱辰则坚持梁坚等所奏。两人在朝堂上发生激烈争吵。
范仲淹对仁宗说，滕宗谅在陕西犒军，他都在场，不曾有一兵一卒提出批评；至于说张亢“骄僭不公”，我已经作了调查，也无大的过错。又说，倘若滕宗谅和张亢真的“大段乖越，侵欺入己”，将官钱揣入自己的腰包，他甘愿一同被贬黜。
范仲淹慷慨陈词，不惜辞去参知政事为同年滕宗谅辩护，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不甘示弱，也以辞职相要挟。他对仁宗说：“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证据确凿，却只降一官；张亢本列武臣，不知朝廷规矩，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滕宗谅则不然，闻知事发，慌忙将文帐焚毁，如此恶劣行径，朝廷律例何在？身为御史中丞，我如果怕丢官而不坚持自己意见，恐怕仿效滕、张之人接踵而至，国家法令尽废。如不重治，臣明日不敢入朝了。”他说干就干，从二月九日起就不到御史台上班了。王拱辰属下也争相列奏，监察御史里行李京又揭发出滕宗谅差士兵187人，用牛车40辆为自己贩运茶叶的丑行，要求夺官重治，以惩贪墨之人。


范仲淹离开陕西后，知永兴军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郑戬与范仲淹是连襟，二人均娶李昌龄（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的女儿为妻， 他们私交不错，性格也很相近，都固执己见，嫉恶如仇。他主持边政期间，宋夏已开始谈判和约之事，形势趋于缓和，但他毫不松懈。过去范仲淹坚持筑城固守方针，在　延修青涧城，在环庆修大顺城，他都参预了，觉得是稳固边防的好方法，范仲淹走后，他支持刘沪在秦州和渭州之间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并派董士廉前去协助。不久，郑戬调离，城尚未修好。新任知渭州尹洙反对筑城，要刘沪停工，刘沪自恃有靠山，根本不与理睬，继续筑城。尹洙大怒，派大将狄青率兵直奔顺德军，二话没说，枷颈送狱，把刘沪和协助筑城的董士廉都抓了起来。
水洛城之争，表面上是尹洙与郑戬在守御西北边疆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根源却于在早先的主攻派与主守派之间的矛盾。主攻的韩琦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宣抚西北，主持大局，自然对整个防务方针产生影响。韩琦当然是不会欣赏筑城固守之策的，他在头年十二月写给皇帝的奏疏中说：“今年差役修城，（百姓）已有劳苦之嗟”，让他们修筑所居城堡，不会推辞，如果更修水洛城，则不乐意。又说文彦博、尹洙、狄青都不同意修城。在韩琦的要求下，次年正月初五，仁宗才下令罢修水洛城。 庆历四年五月，韩琦再次上奏，举列修水洛城不便之处有十二项之多，他还老话重提，特别指出：“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过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 郑戬不识时务，重开筑城之举，不能不引起韩琦的反感。他自有办法，先是奏请仁宗同意，撤去四路都部署，使郑戬不再统管陕西四路，虽仍知永兴军，却已经管不着水洛城了之事了；接着，新任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要求停止修城的奏书就递了上来。水洛城修筑与否本是陕西宣抚辖内的小事，由于牵扯到对早先主攻、主守二策的评价，小事也就成了大事，朝议纷纷，闹得不可开交。仁宗只好派出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前往陕西调查。没想到，鱼、周两人尚未到达陕西，水洛城已经是剑拔弩张，刘沪和董士廉均被尹洙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狱，准备以违抗军令的名义斩首示众。


（五）石破天惊的《朋党论》
自对西夏用兵以来。每年春秋两季的迩英阁讲读就暂停了。进入庆历四年，和议已成定局，新政刚刚启动，值此时刻，仁宗更加注意历代帝王善恶之迹，于是从春天开始，又频繁出入迩英、延义两阁，不但自己上课，有时还拉着宰执一道听儒臣讲授经史。当时的课程是，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讲《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讲《后汉书》。
三月，仁宗在迩英阁写了13轴纸，分赐侍讲官丁度、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人，并告诉他们说：“朕观书之暇，取臣僚上言及进对事目可施于治者，写了下来，分赐卿等。”
仁宗所写的事目共35项，（1）遵祖宗训，（2）奉真考业（继承父皇真宗事业），（3）祖宗艰难，不敢有坠，（4）真宗爱民，孝思感噎，（5）守信义，（6）不巧作，（7）好硕学，（8）精六艺，（9）谨言语，（10）待耆老，（11）进静退，（12）求忠正，（13）惧贵极，（14）保勇将，（15）尚儒籍，（16）议释老，（17）重良臣，（18）广视听，（19）功无迹，（20）戒喜怒，（21）明巧媚，（22）分稀旨，（23）从民欲，（24）戒满盈，（25）伤暴露兵，（26）哀鳏寡民，（27）访屠钓臣，（28）讲远图术，（29）辨朋比，（30）斥谄佞，（31）察小忠，（32）监迎合，（33）罪己为民，（34）损躬抚军，（35）一善可求，小瑕不废。

（六）夏竦的手段
夏竦是前朝老臣，他的仕途生涯几经波澜，数次遭劾被贬，但都能转危为安，这与仁宗皇帝对老师的顾念有一定关系。
夏竦以博学著称，举凡经史百家、阴阳律历、佛老释道，无所不晓。他17岁举进士，开封发解试共取100名，他名列第六；礼部试，他得中第四，因父亲去世没能参加殿试，贡院特奏称：“（夏）竦所试诗赋优于省元陈尧佐，以其年幼，故抑之。来举请免省试（即礼部试）。”真宗朝夏竦又应举制科，举贤良方正及第。其时，年幼的仁宗刚刚受封庆国公，经王旦推荐，夏竦被选入资善堂讲书。从此开始与仁宗皇帝几十年的亦师亦臣的特殊关系。
夏竦不仅才略出众，而且善于结交。当年与太监张怀德、宰相王钦若的关系相当密切。因而在仁宗亲政前已名列两府，曾两任枢密副使，一任参知政事，虽然时常遭人诋毁，他自我感觉还是十分良好的。
太后殡天后，夏竦一度受到冷落，在地方呆了差不多十年，那时朝臣几乎将这位前执政淡忘了，稍稍有点印象的是他在开封府的那场可笑的官司。夏竦娶了一位善书法的夫人杨氏，这位夫人不但笔力遒劲，而且生性悍妒，她不能容忍当了大官的丈夫把本属于她的恩情滥施与宠妾，便让弟弟向朝廷揭发自己丈夫的阴私，闹到夫妻二人的母亲反目为仇，一同到开封府告状，演出了一场耸动京城的闹剧。直到宝元初年，夏竦才东山再起，以户部尚书入京为三司使。不久宋夏交恶，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
夏竦留恋京师生活，三番五次上书请求解除边帅之职，因时局紧迫，正是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夏竦此举必然引起朝臣们的不满，加之陕西边防一再失利，尽管后来西夏自动请和，为朝廷挽回了面子，但主兵者毕竟要负些责。所以当庆历三年调整内阁时，仁宗刚打算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就引来了台谏的交章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率御史席平、沈邈，谏官余靖、欧阳修先后上疏11道，坚决反对这一任命。有的奏章揭发夏竦在陕西时“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还有奏章指出夏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方今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邈又揭露出夏竦私下结交太监刘从愿的事实。当时夏竦急于就任新职，将至京师，台谏的参劾更加猛烈。谏官余靖说：“（夏）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夏）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看到仁宗皇帝还在犹豫不决，御史中丞王拱辰毅然进殿极言劝说，仁宗不耐烦，拔腿要走，这位天圣八年状元竟上前拉住皇帝的袍裾，坚持要仁宗改变初旨。正是在台谏联合反对下，仁宗最终撤消了前一任命，改命杜衍为枢密使。

范仲淹不愿呆在京师，以防备契丹、党项的进攻为名，自请出抚边疆。仁宗于六月二十二日下诏命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兼参知政事。不久，富弼也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宣抚河北。
范仲淹尚未离京，枢密院又提出异议。杜衍、富弼均认为契丹发兵乃是征讨部族，路出河东境外，不会进犯河北，范氏兴师动众，又是发兵马，又是调钱粮，全无必要。富弼还说，倘若河东有敌人入寇，自己愿负“罔上误国之罪”。范仲淹听了极不高兴，当着仁宗面与杜衍等人吵了起来。退朝后范仲淹仍喋喋不休，韩琦说道：“如果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须朝廷一人一骑。”范仲淹大怒，掉头入宫，再次请见，并将韩琦的话告诉了仁宗。仁宗不置可否，最后还是未发一兵。
（七）进奏院事龘件与御史台的报复
庆历四年九月十日，郑州传来了吕夷简去世的噩耗，仁宗流着泪对辅臣说：“有谁能像吕夷简那样忧公忘身啊！”
老宰相吕夷简的谢世，勾起了仁宗对往事的回忆。吕公辅政时，那里用得着自己这样为国事操心，从太后临朝到自己亲政的二十年，天下安然无事，一切都有井有条，就是对西夏用兵，屡战屡败，要不是吕公精心筹划，边疆怎会安宁？吕夷简这份忠心事君，忍辱负重，又有哪个大臣能比？思虑及此，仁宗十分感慨，他为这位已故宰相书写的碑额只三字：“怀忠碑”。
大约从忠厚谦卑的吕夷简身上，仁宗对比出了现任两府的轻浮与骄横，究竟是事君以忠，还是贪功图进，这实在应成为选用臣僚的一项标准。试图重返吕夷简时代的宋仁宗采取了第一个行动，罢龘免现任宰相晏殊。
晏殊是范仲淹、欧阳修的恩人，又是富弼的丈人，但他始终与新政集团保持距离。当年范仲淹欲折吕夷简，晏殊就不肯为他说话；后来欧阳修为谏官，好发议论，晏公也很不爱听；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谏院同僚孙甫、蔡襄联龘名上书挽留，竟遭晏公拒绝，孙、蔡等人向来不畏权势，马上重提晏宰相历史上的污点--在为李宸妃撰写墓志铭时，不提诞育圣躬，又揭露出晏宰相最近的劣迹--让官兵为他营造府宅，仅这两点就足以让晏殊流放岭南了，好在当值草制的翰林学士宋祁颇富同情心，为晏公说了些好话，才止降二官，发配至颖州任知州，宣麻是在九月十二日，恰为吕夷简病逝消息传至京师的第二天，而晏公正是接替吕夷简出任宰相的。
尽管晏殊不属范、富朋党，他的去职与新政实施也无必然联系，但在臣僚们看来，在无疑是新政内阁倒台的一个信号。
晏殊罢相后，接下去就轮着枢密使杜衍了。

庆历三年广开言路，重用台谏，允许风闻弹劾，致使官员被劾成了朝廷日间常事，仁宗引以为憾。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对那些喜好指手画脚的人深怀戒心，皇佑元年（1049年）正月特意颁诏：“自古为治，必戒苛察。近岁风俗，争事倾危，狱犴滋多，上下睽急，伤累和气，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违者坐之。”
皇帝身边的人觉察出，步入中年的仁宗，心情渐渐舒朗，脾气越来越好了。说来也是，开国已整整90年，内外形势还从来像今天这样令人宽心。现在是政通人和，君明臣贤，万事皆安，除了个别地区尚存在不稳定因素，简直可以说是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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