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长我4 岁的哥哥。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全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可长得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他要的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洗漱。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是哪两个字呢？“爱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水缸来得惊险，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40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自己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40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 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不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他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40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