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汉书·艺文志》中有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古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语》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语》和《鲁论语》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语》为根据，参考《齐论语》与《古论语》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语》和《齐论语》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语》和《齐论语》从此亡佚。
　　今本《论语》凡二十篇，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前二三字，并无实际意义。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全文采用语录体，章节简短，每事一段。孔子循循善诱，教诲弟子，或言简意赅，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语言生动活泼、含蓄隽永、寓意深远、耐人寻味，有不少语句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论语》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众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如《颜渊》篇中所述，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曰：“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曰：“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识论等等，反映了孔子伦理体系最基本的思想，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仁”，实施“仁”的手段和途径是“礼”。何谓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要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便是“刚、毅、木、讷”（《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谦虚。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这便是“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论语》一书，对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在汉代已被视为辅翼《五经》的传或记，汉文帝时列于学官，东汉时被尊为经，从此，《论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言行是非的标准，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论语》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司马迁有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论语》注本众多，主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