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閃電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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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之“广”是指广信，分界广东、广西之“广”，也是指广信。广信在哪里呢？一说是广西梧州，一说是广东封川（今封开）。这是岭南文化之“来龙”，也是广府文化之“根”，很有弄清的必要。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写：广信在“桂江、贺江入郁”（西江）处，也即是封开与梧州交界地方，广信正是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的军政首府。当时整个岭南划为九郡，全由一个名为交趾部的军政机构管理（开始是负监督职能，后来则负责管辖）。

广府文化即是中原汉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南下与百越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典型地体现在粤语方言中。这种方言，保留了较多古汉语成分，又有不少百越族的音标词语，其中封川古标话浊塞音特重。由此，语言学家叶国泉、罗康宁提出粤语发源于古广信的观点，向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在国内外引起重视，最近出版的《广东省志·方言志》也收入了他们论证这观点的论文，可见作为广府文化主要标志之一、又是岭南三大语种之一的粤语，也是发源于封开。
从民俗文化上说，西江龙母的故事和对龙母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中原汉文化与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五条小龙对龙母感恩，听命于龙母；秦始皇要请龙母上京，小龙要河水倒流接龙母归来；人们视龙母为江神，向她祭拜，祈求生子和平安。在这传说中，五条小龙的说法，秦始皇的说法，都分别有百越和汉文化的色彩，小龙报母恩既是百越的母性崇拜，又是汉文化的伦理观，两者结合也即构成一种新型文化体了。这种民俗文化产生并流行于古广信。这也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又一佐证。

岭南地区位于五岭之南，南海之北，整个地域大都山峦起伏，江河纵横，平原盆地相对较小，海岸线长，江河出海口多，造成江海一体之特色。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岭南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这样的基础产生相应的人文环境并相互结合，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具有山、江、海交/结合的特点，而又以江海一体为主要的特质，并以海洋性特强为优势。这些特质和优势，既是这样的自然环境所使然，又是与其相应的人文历史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所造成的。汉武帝在派张骞通西域而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不久，即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的同时，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出发，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出海，经北部湾的合浦到越南、印度。这是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这段记载，证实了徐闻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同时也说明了古广信、也即是现在的封开是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点或通道。史书已讲明从此地到徐闻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首都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汉武帝大军也由此出发征伐岭南，经广西桂林灵渠下桂江至广信，或者经湖南永州潇水下贺江至广信，这也即是延伸陆上丝绸之路到广信，从而与徐闻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所以，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一个最早交接点或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性成分的缘由和历史的重要标志。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点，也就意味着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海外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和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最早在此对撞交触，从而产生集这些文化大成的岭南文化。显然，这是封开具有山、江、海交叉一体的自然环境，同时具有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人文历史与环境，才能集这些文化大成而形成具有江海一体特色和优势的新型文化的。所以，这也是封开堪称岭南文化发祥地并是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又一条理据。

珠江文化研究会於自1996年从封开开始对古广信文化研究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延伸性的研究，如：从岭南文化延伸珠江文化研究，从广信文化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又进入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研究，从西江文化进入对北江文化、东江文化、韩江文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从西江盘古文化、龙母文化进入对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和珠江文化哲圣惠能的研究，从西江古文化进入到珠江三角洲（广州、东莞、深圳、珠海等）的现代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研究，从珠江文化的概念、特质、精神的研究到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合作区城的文化基础与战略的研究，等等。我们发现，这些延伸研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古广信为始发点或归宿，无论是追溯寻根，或者是延伸迸发，都离不开它。古广信文化，在珠江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里，有似珠江的多龙争珠、珠光四射的形象中那颗珍珠那样，具有总根和轴心的意味，延伸迸发的功能无穷。从这点体会和意义上而言，古广信所在地封开，既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又可以说是珠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研究的一个发祥地，在进行文化大省建设和泛珠三角合作中，对其再进行明确的历史定位，发挥其历史文化遗存价值，弘扬其历史文化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作出这样的文化定位，必须回答两个历史难题：一是汉武帝时的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怎可称为地域文化范畴？其实，从地域文化而言，岭南地区本来早是一个文化相通的地域，秦代划为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又并三郡建南越国，也为建立地域文化打下基础；虽然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但其具有监察、沟通的功能，同样起到促进文化整体化的作用，不久接着实行州治，正说明其所起前期铺垫作用，所以是不能将这个前期作用否定，也不应将其机械分割开来。
　　其二，究竟广信今在何地问题，有说是广西梧州，有说是广东封开，争议良久，莫衷一是。其实，应当是梧州与封开的交界地带，即：梧州的桂（漓）江以东和封开贺江以西（即封川）地区。此说的依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书中《温水篇》指出：“郁水（即西江）……东延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临水（贺江上源）又径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会贺水。……临水又西南流，径郡南，又西南径封阳县东，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县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入郁水，谓之封溪水口也者。”（见《永乐大典》11140卷）由此可见广信原址是漓江、贺江（封水）分别汇入西江的地带。所以，广信是封开与梧州的共有历史文化，不必为此争议，可以各自或合作开发。也因为如此，在两广分界和三江汇合处建广信塔，同时举办广信文化论坛，是有理有据并有深厚文化内蕴的。


2.广信文化的总体形态及内涵
　　广信文化是岭南汉代文化形态，固然是因为以广信为首府的交州（含交趾部）为岭南地域统称的时间，大都在汉代（三国时名义仍为东汉），但更主要的是在这段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岭南地域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征性的整体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融合，以汉化在本土中除旧，以融合在汉化中创新。
　　在细述这种形态的具体体现之前，必须先对秦汉之交赵佗所创立的南越文化进行研讨评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最后一战，是派任嚣统率五十万大军进入岭南，这是汉族文化正式进入百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岭南的开始。由于百越族在此栖息已很长时间，势力强大，曾打败过秦始皇的进攻。虽然军事失败，但文化势力仍强大，并占着本土的优势。赵佗任南越太尉后，曾报请秦始皇拨三万妇女南下为军人妻室，后只批准一万五千人，这事说明百越人不愿与其合作，抵抗汉化。他只得采取“汉越杂处”的方针，才得站住脚跟。他自立为南越国后，断绝了中原来往，也即失去了汉文化的后盾和依靠，更使其孤立，无力更推行汉化，反而更接受百越族的本土化。他在接见汉史陆贾时穿着越服，态度傲慢，受说服后，起立认错，坦诚地说：“屈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见《史记》）可见南越国有近百年（确切是93年）历史，堪称创立了有自身特色的整体性文化，即南越文化，其总体形态是“汉越杂处”，但其内核还是以百越族的本土文化为主导的。但它为广信文化的汉化打下基础、作了铺垫的功劳不可埋没，可以说，南越文化是广信文化的过渡期。

广信文化由于有南越文化为前车，尤其是有西汉皇朝的强大政权背景及其在岭南的强力统治，加之汉武帝施行的“罢黜百家，独兴儒术”的政策，使汉文化在全国处于统冶地位，新统一的岭南地域在文化上自然也以汉化为主体。政治是文化的主导，但不能取代文化或决定文化的全部。百越族本土文化盘根错节，生命顽强，积淀期越长，其生命就越持久。汉文化毕竟是南下文化，虽有政治力量推波助澜，也无力并不可能完全取代或灭绝本土文化，不管统治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汉化的进程，也只能是沿着在主导中与本土文化多元融合的途径，其结果也往往是：既以汉文化的主导，清除了本土文化之旧，又以本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汉文化的创新，其成果往往既与原来的汉文化有别，又与原来的本土文化有异，形成为具有独特性而有整体性的新型事物，或者体现干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历史事件或学术论着之中。这些事物或事件、论着，都是广信文化的产物，又都是广信文化内涵的代表性标志，是广信文化总体形态的具体体现和佐证。具体是：


（2）牟子的《理惑论》
　　牟子，广信人，汉献帝时随母自中原落籍广信，原是儒家学者，又通道家学说，至广信后，研究自海外传入不久的佛教，成为精通佛教的学者，以“佛”字翻译佛教“般若”之音义，首创“佛”教之名，是“三教合流”的首创者。他以设问的方式，写出《理惑论》37篇，是中国第一佛学专着。北京大学著名宗教学者汤用彤教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牟子作《理惑论》，公然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见于《理惑论》。不仅因其为现存支那（中国）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视。又两汉尊黄老之道，与阴阳道术，至魏也一变而好尚老庄之学。东京佛法本可视为道述之一种，而魏晋释子则袭玄学清谈。牟子以引《老》《庄》以申佛旨，巳足证时代精神之转换。明乎此，则《理惑论》三十七章，诚佛教之要籍也。”
　　从上可见牟子《理惑论》对于广信文化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证实了梁启超曾说佛教最早自海外从岭南传入之说，证实了佛教是自外传入而成为广信文化内涵之一；其次，它体现和证实了牟子是以儒道两教而解佛教、也即是以汉化为主导去融合佛教，使其适应汉化而又有本土化。所以，牟子《理惑论》所阐述的佛学思想，既与印度的原教有别，也与中原所传的有异，是一部有创造性又有适应性的学术论着。这正是广信文化的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特征的典型体现，也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和佐证之一。其三，在广信时期，除牟子外，尚有一些佛教大师在岭南传教、著述，如：三国时古西域人康僧会，被称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布道者”，也是融合三教的佛教学者。可见牟子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带普遍性、持续性的。正因为如此，广信以后到唐代，才会出现被世界称为“东方三圣人之一”的珠江文化哲圣——六祖惠能。这也是广信文化的重要性和构成形态的重要标志及佐证。


（3）葛洪的《抱朴子·内篇》
　　东汉的著名道教领袖葛洪，是江苏人，24岁时到广州，并先后到越南、柬埔寨，48岁到罗浮山修道、著述，直至病逝。他前期崇尚儒家，着有体现儒家思想的《抱朴子·外篇》，后期崇尚道教，着道教理论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他是在广信时期在岭南的道教代表人物，是汉代道教的理论代表。他从崇尚儒家转向道家，实际上是以两教合流解道家，同样体现了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的文化途径。他的道家理论，既源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有融合性，又有岭南的本土性；有创新性，又有大众性。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声言：“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余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又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置于万物，无不温气以生者”，“受气者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这些话，活现了他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可见其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的特点。
　　葛洪南来后从儒家转为道家的原因，有待深入考证，从文化学而论，显然是与岭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关的，而且，与以仅化为主异而多元融合为特征的广信文化不无关系，因为这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相通。所以葛洪从儒转道、以儒释道，本身就是广信文化内涵和特点的体现与佐证之一。而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是广信文化构成形态、形成自身特性的标志和体现。

3.广信文化在岭南、中国以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著名学者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聚的区域。秦和西汉的国都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苍梧郡治的广信。”这段论述，是对广信文化是汉代文化形态的又一佐证，是对广信文化以汉化为主导的又一佐证，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广信文化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中国与海外国家之间学术文化的桥梁作用和枢纽地位，同时揭示了在广信文化中除汉化和本土文化外，尚有海外文化的成分，幷包括对海外文化的吸取与融合。这是极其可贵的真知灼见。

广信文化在汉代，已在全国有重大影响：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是岭南文化史上第一个学派，它与今文经学派由三代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最终取得胜利；牟子和葛洪的专着分别是佛、道的开山理论著作，影响古今，名扬海外。
　　广东位于中国的南海岸，自古与海外交往密切，旅外华人华侨通布世界各地，凡有华人华侨的地方都有说粤语的广府人。这就是说，在广信时期形成的广府民系已遍布世界，粤语也成了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流行语。这样，不也就意味着广信文化早已传遍世界了么？
　　寻根问祖，探流索源，神游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历史长河，又迈步于粤桂交界的西江河畔，面对作为汉代广信文化标志的巍峨广信塔，怎能不对其内蕴的辉煌历史和文化长久地凝思和赞叹呢！

如何理解“广府文化”的名称与含义？现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代交趾部和交州首府是广信县，故而将广信首府简称为“广信”；二是交州在三国时属东吴地盘，当局嫌交州府管辖范围过大，便以广信县为界，以西分列出交州、以东分列出广州两个州的州治，广州的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故而又有“广府”之简称。持此说者所称“广府文化”的理由，还在于作为中原汉文化南下首要标志的秦始皇大军南下和赵佗建南越国，都首达和定首府于番禺（今广州），故而称广府文化首府为古番禺（今广州），也言之成理。但从时间而论，虽然秦始皇南下在汉武帝之先，但在秦汉之交的“南越国”时期，尚未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或民系，尚在“汉越杂处”的状态中，只能说是广府文化形成的“前奏”或“孕育”期，真正形成期应是“广信”为首府的近四百年期间，正如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所说“始然于汉”。另一方面，以“广信”称谓的出现时间上说，显然，西汉时“广信首府”的称谓在前，三国东吴时才有的“广州首府”称谓在后，前者称谓的内涵及其承传，也比后者深厚持久。所以，广府文化的形成地和最早首府（即中心）应是广信，即今封开（及广西梧州）。

当然，古广信也不是一直保持着首府或中心地位的。从历史事实上看，每个国家、民族、民系的文化中心，往往会随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而转移的，广府文化也莫不如此。照我看来，自广府文化在近四百年广信时期形成以后，即有自西向东扩大的走向，其中心也是自西向东转移的走势，即自南北朝时期以后，即开始了这个走向和走势，尤其明显的是五代十国的南汉国时期，建都番禺（今广州）；其实在隋、唐、宋三朝，均以多种府治名目，分别于肇庆、广州镇治广东或岭南；明清两代设“两广总督府”，开始设于梧州，后来大部分时间（近200年）设于肇庆、广州。
　　所以，大致而言，古代广府文化首府是广信，即今封开，中古至近代的广府文化中心则在梧州、肇庆、广州移动，现当代的广府文化中心则是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