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魔幻了;没有制作人能同他并驾齐驱,”Thornalley如此评价Most. “他的本能纯然是商业化的,却是清爽活泼的一种,因为他总能迅速完成一个录音项目。他深知一首歌是否能成为热门。”时至Chris Parry和萝卜选择同Tornalley合作,就是Thornalley称为试用期的那最初一天,他正是RAK里的一名录音师。
The Cure录制这张专辑的方式并不能称为典型。如Nocito告诉我的,通常录音的第一天应耗费在“让鼓的声音听上去靠谱就行了”。但Cure进到录音棚即从头到尾演奏了他们的整张专辑,从凄风苦雨的初音到暗无天日的最后一拍,一鼓作气而成。Thornalley和Nocito震惊了。萝卜,Lol,Simon和Parry于是退而琢磨:Thornalley是他们要的人么?(“我觉得他们是在考量我的态度,” Thornalley说。)
当他的队友和经纪人正细细回味着Thornalley的表现,萝卜在Guildford的一个风车房里花了一周时间以一种意识流的倾倒方式润色完成了春宫图的歌词。还处在摧枯拉朽的Picture巡演毫无血色的后悸中,萝卜决定他新炮制的歌词须迎头探索比Faith或是Seventeen Seconds更为沉重的领域,尽一切人力所能及。“我那时真的认为那才是乐队该做的事,”萝卜2003年回望着这一段黑暗的时间,如是说。“我的每一毫念头都是甩手不干了。我想要做一张有终极分量的专辑然后彻底滚蛋,Cure也就此完结。无论之后会干什么,我都已经对这个乐队仁至义尽了。所以春宫图从开始的那一刻,我们深知,就是它了。”
“那时我有两个选择,”萝卜在另一次关于春宫图的谈论中说,“要不完全屈服(于是心安理得的模仿Joy Division的Ian Curtis),不然就把春宫图从我身体里汲取出来。我很庆幸我最后选择去做这么一张专辑。扭曲自己迎合大众然后销声匿迹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待他笔锋带毒的歌词完成,萝卜和乐队成员们重新聚首。他们显然已认可Thornalley,事实是1981年圣诞前他们便已同意和Thornalley一起来做这张专辑了。不过,尽管Cure是一颗正缓慢上升的明星,Thornalley,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却对这乖戾的三人兴趣缺缺。对他来说,他们只是RAK录音安排表上的下一个项目,挤在被大热金曲制造机如Hot Chocolate,Racey和Kim Wilde录制时段所割裂的时间里。当Cure录制他们的这第四张专辑时Kim在RAK的另一间录音棚干自己的活。有时Cure在走廊上路过Wilde,彼时他们又完成了一晚的录制工作——录制春宫图通常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次日早餐时间。每到这个时候Cure们看上去会相当凌乱,萝卜回忆。Wilde女士并不因此而愉快。“我想我是把Kim Wilde惊着了,”Tolhurst告诉我。“我有次碰见她,拦住她进行了一场完全言之无物的长谈。她正准备去工作,我正打算去酒吧。不过她倒是挺勇敢的。”
Thornalley将捍卫RAK所奉的音乐平等主义。“[其他全是]纯粹的流行乐,” Thornalley告诉我,“而非黑暗沉实,深具内涵的‘艺术’,但他们正统且合法。”事实上,那时Thornalley只听过Cure的一首“Killing An Arab”,而且连那也是通过收音机上随机的耳食所得。“那些早期的作品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并非我之所求。我在录音里就是干自己的活,The Cure只是作为下一个乐队进来制作专辑,” Thornalley向我解释道。“那是我的工作。我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指令角色;一切都谦逊有礼各司其职。今天可能是一个平庸的歌手,明天是一个管弦乐队,然后连续四周是The Cure。蹈矩循规而已,你懂的。
“我并不切实了解这个乐队,他们的过往。也许这正是事情的积极之处,对于好的声音我有自己的感受力。我从Mickie Most和Steve Lillywhite那已经学到够多的东西,这两个人手段强硬,态度激进。他们总试图赋予唱片活力和激情,而非冷酷僵硬。”
Thornalley很快就弄懂了Cure这个乐队的内部阶级构成:在录音技术上萝卜是一个天性好奇且踏实肯学的学生,Tol和Simon相比则少了这种学术上的倾向和热望,他们总把萝卜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控制室里然后全心全意过他们的夜生活。 “Simon和Lol虽不像萝卜那样兴趣盎然,但从录音的角度来看,他们确是老手;他们很熟练,” Thornalley指出,理由充分。“很显然这种事情他们以前做过很多次。这很振奋人心。他们知道相关事物的属性,了解眼下正在进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