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阅读后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回老家。

一楼16间，二楼13间，天台9间。这是北京西三环某高档住宅小区里一套一百多平米的顶层复式住宅，内部被分隔为38个“房间”，基本都招揽了租客。租客中既有苹果手机游戏的程序设计师，也有名人所开酒吧的工作人员，既有新东方的学生，也有发廊的洗头工和房产中介……当地下室不能居住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地面上；当北京的房价堪比纽约和悉尼，他们就从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挤进了一个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隔断—这种密如蜂巢的“房间”，在北京市写字楼和高校集中的区域并不鲜见，“蜂巢”里的租客们静悄悄地生存着。每天，他们只在这里躺下去睡觉，站起来上班，他们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起初是黑沉沉的夜，当冬日清晨的迷雾逐渐显现在窗外，各式各样顽固的闹铃声，纷乱的脚步声，漱洗的流水声，还有咣咣的关门声，都让大鹏无法在暖了一夜的被窝里继续呆下去。邻居们已陆续下楼，身着笔挺的西装和耀眼的皮鞋，精致的大衣和丝袜，断断续续地围绕在小区门口冒着热气的煎饼摊前面，茶叶蛋前面，驴肉火烧前面……在这些时髦光鲜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大鹏的范思哲衬衫和C K西裤也看不出什么特别来。

但大鹏每天的幸福感恰恰是在每天早晨穿过小区的时候产生的。这里绿化很好，有阳光的日子，木头搭建的亭子下面常有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休息玩耍。时令已过霜降，金黄的银杏树叶子和明亮的阳光一起闪耀着，北京初冬的景色常常让大鹏有些惊喜。只有晚上走进三平米的屋子，他才萎靡下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个穷人，就好像从天堂走进地狱。”

三平米的小隔断
苹果是怎样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做苹果手机游戏程序设计师的大鹏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在那个模拟人生的苹果游戏里，他最想选的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子，可以轻松入住迪拜的帆船酒店，而不是住在高档住宅小区一个翻身就会碰到墙的小隔断里。

何苦难为自己呢

这是29岁的大鹏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小的房间，长宽都不足两米，大小不过三平方。一进屋，一米八高的他只有坐在床上，床的一侧与小电脑桌和衣柜紧靠着，他转个身不小心就会碰着邻居的墙。从那个一张报纸大小的窗户望出去，对面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几个红字彻夜亮着。 如果不是之前创业欠下信用卡债务，或许大鹏能住得好一点。在小隔断安家之前，大鹏还去看过附近月租1000元以下的房间，没想到比这里还差劲。没有阳光，只有几瓦的节能灯整天昏沉沉地亮着，每个小隔间门挨门，几乎像监狱的牢房一样，就是白天进去，大鹏也觉得压抑阴森。现在住的房间，好歹还有个小窗户，有太阳的日子，能有点阳光照进来；每天晚上虽然要排队到11点之后，但总算有热水洗澡，有洗衣机洗衣服，能维持起码的清洁和与体面，这几乎是大鹏最为满意的地方了。这套位于顶楼的复式住宅又加盖了一层，三层共38个房间都编了号，多是那种没有窗户的房间，象征性的窗户都开在走廊上方。因为大鹏看中的这个屋子有一扇能看见外面世界的窗户———比没窗户的贵150块钱。为了这扇窗户，大鹏勉强同意了。

之前他住在公司附近，一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被打成五个隔断，住着7个人，大鹏一个人住在主卧里面，1600块，4个月之后，房东把价格抬到了2400块。今年夏天的那场大雨，有住在地下室的人淹死了———根据北京官方公布的“7·21”暴雨遇难者名单，五环内6名死者中，因居住在地下室丧生的就有两人———大鹏不敢再打地下室的主意。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标价800块的小房间。 如果是在十年前，如果运气好，大鹏用这800块钱能在北京租一个20平米左右的大房间，四合院或者地下室还可以更便宜———那时候，据说北京有近百万的“鼠族”生活在地下室。5年前，这个价钱只能租一间10平米左右的单间，或者唐家岭(蚁族聚居区)的一套农民房，随着北京棚户区和平民区的拆迁改造，现在，他只能租到一个三平米的小隔断了。

卓娅记得，就是在那一阵，地面上的楼房和普通平房的价钱迅速涨起来，合租和小房间的广告到处都是。卓娅不得不扛着她的那些宝贝书来到地上，住进一个10平米的小单间，她的周围是糟杂的厨师，售货员，服务员，健身教练，群众演员，单位实习生……她从“鼠族”聚居区搬到了“蚁族”聚居区。及到2010年，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开始拆除———北京市启动了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重点村(城郊接合部)改造工程。拆迁改造进行得如此之快，现实几乎像魔幻一般上演———你上个月还在吃饭的地方，下个月就只看见一片凌乱的废墟，周围的商铺和房屋写满了“拆”。 卓娅的房价已经由800，850变成了1000，1500……终于，到了2012年的夏天，她在网上找到这个标价800块的小房间。虽然只有两三平米，虽然紧挨着厕所和浴室，水汽和异味让房间永远是潮湿发臭的，但总是便宜的，和房东磨啊磨，终于降到了650元。

那时候大鹏也刚搬来不久，夏季的晚上，只有8点到10点，房东会开一会空调。像大鹏这样的男生还行，光个膀子，穿条大短裤；女孩们穿着睡衣，只有趁无人走动时才能开会房门。为了凉快，有的女孩常去附近的紫竹院公园溜达，到晚上睡觉才回来。 二楼住的人很密，共有13个房间，住在最里面的卓娅不可能享受这难得的福利，她的门前常常是一滩污水和杂乱的脚印。尽管如此，每月的50元空调乘凉费和10元卫生费还是要交的。二楼的卫生间和浴室没有门，马桶漏水，摇摇晃晃，水汽浸过浴室的墙，让她靠墙的床铺都是潮湿的，但床的另一边也是紧抵着墙。卓娅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地摊上买得两包竹炭，一包放在马桶盖上，一包放在自己书本大的小窗户上。二楼的13个房间，加上三楼9个房间的人，卫生间常不够用，两个面包大小的竹炭包能抵得什么潮气和味道？不过是安慰一下自己罢，就是这样，卓娅还时不时看一看，免得竹炭包被人偷了去。

卓娅的洗漱用品都放在公共卫生间里，狭窄的衣柜放在卫生间门口，行李箱搁在衣柜顶上，就是这样安置，书和衣服还是只能堆在门口，卫生间门口本就湿漉漉的，有一天卫生间跑水，她最心疼的德语字典、《人生宝鉴》……竟全部遭水淹了，她只好一直把书放在二楼朝阳的玻璃窗边上慢慢晒干。许多东西她都舍不得丢掉，一周前，她的门前多了两把鲜花，一把白色的百合，一把紫色的勿忘我。百合的花朵在慢慢发黄，却依然是这个屋子里最动人的事物。

最担忧的事 大鹏每天在网站上溜达的时候，有关北京房价的新闻首先成为他关注的事。他越来越失望地看到，进入2012年下半年，中国的房产商杀回了一线城市，已经持续三年的建筑热潮把重庆和成都之类的二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推升了近百分之四十，同时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挤占了住宅建筑商的利润率，投资商和开发商开始重新聚焦北京和上海，因为那里的高档写字楼入住率接近百分之百，租金也与纽约和悉尼这类城市持平。 在研究了一番北京的房价之后，大鹏沮丧地发现因为自己的收入和户口，既不能在北京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虽然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是上市公司，每月有三险，攒五年的话，十万公积金仍然不够付首付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更努力地赚钱。

最让英子担忧的事就是火，这么密集的隔断一旦起火会怎样，她想都不敢想。上班临走前，英子一定会把屋子里的电源关掉，走廊里的灯灭掉，如果卫生间的灯还亮着，她也会去关了才走。这么多人，她想，如果起火，可能最快的逃生就是去拐弯的阳台上。不过通往阳台的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上总是吊满了衣服。这是英子住过的人数最多的房子，住进来5个月了，她还是谁也不认识。 在二楼过道狭窄的角落里，在冰箱、网线团、插座和杂物中间，饮水机的灯常是亮的，因为里面是房东加的卫生间里的自来水，英子从来不喝，只从超市拎矿泉水回来喝，这是她生活里最奢侈的事了。天凉了，冬天就要来了，屋子里不能烧热水喝，她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就是在公司把热水喝饱喝够，回到屋子到早上上班之前，她都尽量不喝水，晚上吃两块饼干权做晚饭。

大鹏和英子只在电梯里碰见过，他隐约记得这个瘦弱清秀的长发女孩，“她好像总是低着头。”大鹏还记得刚搬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电梯里，一对楼里的夫妻，五十多岁的模样，看似不经意地说：“这物业也不管管，什么人都搬过来住！怎么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大鹏一声不吭，血都涌上来了，那会他真想大声朝他们嚷嚷：“那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大鹏身上穿的白色范思哲衬衫，C K的灰蓝色西裤和黑色皮鞋，手上戴的白色C K手表，原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多年在北京上海飘荡的生活，告诉他什么人都是得罪不起的，他低着头，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里，根本无所谓什么节日，大鹏一直这么安慰自己。2012年的中秋节，大鹏所在的公司里发了月饼———和去年一样，只发了一块。大鹏有一点心酸，不过还是把这一块月饼吃了，权当下午茶，他还记得是枣泥馅。来北京的三四年里，他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去年冬天别人请的，298元的自助料理，有蟹腿，有牛舌，“好多肉啊，我连着吃了六个蟹腿！”

比起北京，大鹏似乎更怀念在上海的生活，五年前，在距离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两三站的地方，一间房子一千多，小区幽绿安静，楼下就是24小时营业的连锁超市，有一条街，许多裁缝用缝纫机做衣服，他现在穿的黄衬衣还是出自一个老裁缝之手，总共花了一百多块钱，穿了这么久，洗了那么多次，衬衣还没怎么变，穿出去总还是像个样子的。现在，上海的房价也像潮水一样猛涨，他是想也不敢想了。 在外人眼中，这个小区光鲜亮丽，楼宇气派，几乎就是房地产广告上中产阶级的样板生活，有孩子和母亲脸上的微笑，有菊花和银杏叶的美丽，但你只要把目光放在小区的巷子里，沿着小运河浑浊的河水，你就能看到两旁那些杂乱的房屋，冒着蒸汽飘散着呛辣味和下水道味的小吃店，收破烂和卖水果的三轮车拥在路上，嘈杂凌乱。小区对面就是那些收破烂的人全家居住的地方，错落低矮的平房前，除了堆着各色饮料瓶和纸箱，还挂着长长短短的尿布和床单被罩。寒风中，这样的栖身之所，似乎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大鹏几乎不看这些，总是逃跑般钻进自己的小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