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以载道，表里为一】
由于汉服的兴起，并非是在一个已经成型的学科体系指导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民族意识的复苏、传统意识的回归、传统信仰的重建等等多种因素出现的一种社会运动，因此，自其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思想阐发的议题。数百年的文明没落，导致汉服者对汉服的认识以及在复兴实践中秉承的思维，与华夏传统尚有一定距离，远远达不到往古圣贤站在天地人之道的角度制礼作乐那样的高度，亦没有传统士大夫对圣贤之道的领悟。汉服，根本不具备古琴、民间技艺那样的师承关系，所以，早期的汉服提倡者便充当了拓荒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下，对汉服复兴的思想阐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追寻华夏之道的探索过程，而汉服复兴要长期开展，缺乏的就是支撑它的体系——学理。
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棵大树，道、术是树干，礼仪、衣冠便是它的枝叶，虽不等同于根本，却可通于根本。我们要进入传统的精神世界，具备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视野，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汉服的文化意义，那么，不妨先解释一下“华夏文明”四个字的字面含义。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舜典》疏曰：经天纬地曰文，临照四方曰明。
文，通纹，这个字的本意指事物的内在纹路，引申为事物内在的道理。文，又如何是经天纬地的含义呢，它分为天文和人文：这里天文二字的含义与现代语境中指纯科技的天文不同，而是指天地自然内在的道理，人文是人类社会的运行之道，而圣贤体察到了这种道，便用它来教化百姓，以期天下人都合乎道德礼义。故而，《周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体察到的合乎天道立足人道的文，来化成天下，就叫做“文化”，这种立足于道而弘扬道的文化四方的精神，就像日月临照四方一样，叫做“明”。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是一句被同道引用过无数次的话。为何中国的文明精神，行之于衣冠礼仪，才是华夏呢？弘扬大道，空口谈论道德仁义发挥不了多少实际作用，需要用具体的器物来承载它，才能变得直观，才能植根于社会现实，而后形成人们乐于接受的活生生的文化形态。
《周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在其本源上，是上古圣王用以化成天下的器物，寓有人之为人的美好德行；礼仪是其运用的治术，冠、婚、丧、祭等各种礼仪承载着道德劝导的功能。
衣冠礼仪是用来承载大道的。汉服，仅仅是一层表皮吗？把汉服视为一种表层现象，去争论它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更有甚者，为汉服与内涵谁更重要争吵不休，这只能说是不了解汉服的表现。

【汉服三义之新解】
根据汉服复兴运动数年来的发展脉络，笔者曾提出汉服群体大致形成了三个流派，即重视民族性者、倾向礼仪风俗者和展现服饰美感者，他们分别对应的是汉服的三种特点——民族、礼俗、审美。在拙作《审美、象征与礼法——认识汉服的层面》和《否极泰来、重开气象——汉服兴起历程及展望》已有相关论述，读者可查看。本文这一部分是对三义做出的更深广的阐发。
将这三种特点置于汉服所处的礼学中思考，逆向推理它所本的文明精神，有助于我们超越无谓的派系纷争，获取广阔的视野。荀子在其著作《礼论》中提出过“礼有三本”的思想，具体解释如下：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化生文明的根本，祖先是民族延续的根本，君政先师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文明如何化生？没有祖先，民族从哪里产生？没有君政先师之道，怎么能使社会井然有序？这三样即使部分地缺失了，也不会有安宁的人民。所以礼，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师之道。这是礼的三个根本。
一、天地者，生之本也。汉服的服制、美感乃至其道义内涵化自于天地。人乃天地化育而出，人类文明也化自于天地，人的审美感受和德行践履来自于对天地的理解。
1、服制：圆袂以应规，交领以应矩，阔袖交领取法于先民天圆地方的观念，汉服的纹饰、色彩也均是取法自然的。
2、美感：由于华夏传统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路，人们的审美观念也由此而来，容易对符合天地自然的事物产生美的感受。汉服的这种美感，是吸引很多人认同它的重要原因。
3、道义：天圆地方的认知，并不是一种古老的错觉，我们并不只因它是传统的才尊重它。《礼记•深衣》对圆袂、交领和后背垂直中缝这样解释：“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可见，汉服化自于天地的结构里，也包含着人们应当践履本于天地之道的道德。外圆而内方，圆润而刚强，方正而厚重，汉服所载之道也。
二、君师者，治之本也。圣贤制礼，以安天下。圣贤体察到了天地人的大道，为了弘扬之，便以衣冠承载道的器物，以礼仪为弘扬道的方法。衣冠整，而礼仪齐，人们了解并认同了衣冠，才能体悟到礼仪本于人情、整饬人际与和合天人的作用。
三、先祖者，类之本也。礼学三本的这一本是类别之本，体现在汉服方面则是指汉服具有的民族性。
1、本于民族：在汉服复兴的历史中，民族性始终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很多同道来说，可谓是他们投身于汉服事业的原动力。
2、进于文化：汉服连同它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通过礼仪的方式，将文化传承与个体的生命历程融合为一体。汉服，是汉、人的第二层皮肤，它给与了我们特有的仪表举止，框定了我们与其他族群的区别。
3、达于博远：古人讲华夷之辩，乃是认为华夏为有道德礼义的文明人，夷狄是道德礼仪教化之外的野蛮人，华夏是高于夷狄的天道化成之民，天生担负着弘扬大道教化万族的使命，而非与其他族群同一性质的民族。我们之所以将华夷之辩错误的理解为民族主义，是因为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中国已经没有道化天下的恢弘气度，华夏已不存在，中国沦为苍白的地理和政治概念，汉、人只是与满人、蒙古人等并列的民族了。
对民族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否定汉文明的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弘扬，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汉、人的民族性。不同的族群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各种文化都打上了原创族群的烙印，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民族性的文化。譬如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大量吸收了儒家与道家的理论，演化为汉传佛教，但是仍然保留着果报、轮回之类的印度色彩。又如基督教，即便现在成为世界性宗教，也仍然延续原创者犹太人的一神教意识和人类原罪的教义。同样，也不存在没有文化内涵的民族性，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民族长久立足于世，它的民族性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谈起某种文化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含有民族性的一面，而谈起民族性的时候，也必然指向某种相应的文化精神。
华夏复兴，本于民族，进于文化，达于博远，再现华夏雄浑而恢弘的泱泱宗风。

【汉服三义之关系】
在敝人之前的论述中，汉服三义只是就汉服审美、民族和礼俗的属性做出的解释，阐述了汉服复兴需要兼重三者，但未阐述为何要兼重，以及兼重三者需要站在何种角度。为解答部分同道的询问，敝人对汉服三义进一步阐发，转为立足于天地人之道，由华夏之本阐释汉服的义理。
“天地者，生之本”。这一义，指汉服取法于天地的服制、美感和道德。天圆，是说人的行动如天一样圆通而不失刚强；地方，是说人的德行如大地一样厚重而能承载万物。故《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圆地方，圆通而方正，非几何意义上的圆与方。此为汉服的天地之道。
“君师者，治之本也”。这一义，指圣王先师以衣冠礼仪作为治世的方法。此为汉服的人之道。
“先祖者，类之本也”。这一义，立足于民族，而延展为民族文化，进一步达于华夏文化的理想。汉、人的民族意识，在道义层面上说，是捍卫道义之化的文明之地。华夏文明，立足于民族而高于民族。《春秋》异内外经义：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修己及人，由近及远，终极理想是治近太平。自己不正，则无法正他人。立足于本族，放眼于世界，是王者布政施教的开端。华夏是务实的文明，将人们带入郁郁人文的世界，而非虚幻的宗教彼岸世界，它的终极理想，就是天地人之道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实现。
“类之本”一义，实质上起着勾连天地之道与人道的作用。
天地人三道，上为天，下为地，中间为人，而以“类之本”勾连三者，三横一竖，便是一个“王”字。参通天地人之道，华夏王道也。
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古代的造字者，把三横加上连同的一竖叫做王，是为了解释王者就是参通天地人三者的人。上古有参通天地人三者的，成为了圣王，而秉承天地人合一的文明精神，便是尊崇王道。
由此我们得知，汉服三义是天地人之道在汉服文化中的体现，兼重汉服三义便是践履天地人合一的华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王道①。
然而，天道高远难求，非人人所能及，地道厚重宏阔，常人亦有难度。我们只得一步一步来，从践履人道（汉服的礼俗）开始，兼重地道（厚德可载物），遥望天道（传统信仰），不忘勾连三者的类之本（民族性）。“王”字去掉代表天的上面一横，缩短代表地的下面一横，成为“士” ②字，士道是王道的一部分，是小的王道。也就是说，能兼重汉服三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士人的品格。
民族、礼俗与审美三特征本是汉服内在的属性，因受制于客观环境，人们看到不同侧面，故而形成了更重视某一特点的流派。他们执其一端论其所长使汉服复兴出现不同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瓶颈，几年来的汉服复兴实践已表明单纯的路线渐次遭遇寒潮。《尚书•武成》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平平。只有不偏颇于任何一面，兼重总体，取乎其中，才能合乎王道。

【汉服之学的三形态】
汉服研究主要分为三种：
1、思想类或者说思辨类，对应着义理之学，修道之学，是圣学立身成教的根本，此为汉服复兴所本之道；
2、礼仪风俗类，对应着礼俗之学，践履之学，是圣学经略天下的治术，为汉服复兴所行之术；
3、服制考据类，对应着考据之学，器物之学，是圣学化民成俗的器物，为汉服复兴所用之器。
圣贤以衣冠礼仪化民成俗，而文德行于天下。衣冠，乃其所用之器物，礼仪，乃其所用之治术。如何用此器、此术？这需要站在华夏之道角度的义理阐发，有此道，衣冠方为合道之器，礼仪方为合道之术。
道，是汉服的理论思辨之学；器，是汉服的考据制作之学；术，是汉服的礼俗实践之学。汉服研究中的思想阐发、服制考据、礼俗实践，分别对应汉服文化的道、术、器三个层面。
只拘泥于思想探索的义理之学，知道了汉服的道而不熟知其器物，道也无法推行，难买你流于清谈。只迷恋于服制研究的考据之学，详察汉服的器物层面而不通其道，难免停留于纯学术研究，而无法使汉服成为活文化，甚至出现反对汉服的考据者。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器两方面兼重，而以术行之（礼俗实践），共同组成了汉服复兴的基本脉络。
汉服三义的任何一义，都本于道，用于术，形于器。道、器、术三者备，汉服之学便可通达无碍了。

礼仪风俗类，对应着礼俗之学，践履之学，是圣学经略天下的治术，为汉服复兴所行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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