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现代慈善转型——王振耀
——兼论慈悲、宽容、专业奉献及养成教育的价值
慈善与宗教的密切联系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从而促成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拟从宗教与慈善的历史渊源、慈悲与宽容、宗教慈善事业与现代慈善福利服务事业的有机联系等方面展开，论述慈悲、宽容、专业奉献及养成教育的价值，并提出应该转变社会理念，促进现代慈善与宗教的良性合作机制。
慈善与宗教的密切联系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从而促成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宗教慈善事业与现代慈善福利服务事业的有机联系
宗教与慈善的联系，决不仅仅是理念与一般的救济行为。在宗教组织中，往往注意发展慈善事业，即承担日常社会福利服务的事务。正是在这个方面，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
宗教所建立的慈善事业组织主要是指医院、学校、育婴堂、孤儿院等。著名的哈佛大学，最初就是教会学校。而教会在中国所兴办的医院，最早的当属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广州兴办的眼科医院。据有关资料，1937年，英、美基督教会在华所办的医院已经达到300所，病床数约21，000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多处，其中由美国经营管理的医院大概有140余所，病床约10，000张，占了一半左右【注②】。而在1901—1920年，各国天主教会在华共举办了150多所孤儿院，累计收养一万五千人以上【注③】。北京大学目前所在地原来就是教会举办的燕京大学。在宗教之中，这些由教会兴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各项慈善事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教会兴办的慈善事业，1949年以后均转化为政府举办的社会事业。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宗教组织又开始举办慈善事业，主要是一些养老院、孤儿院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宗教形成的慈善事业形成了两个较为流行的误解。其一就是认为教会举办的育婴堂残杀儿童，因为发现了不少的儿童遗体，社会上就认为是证据确凿。实际上，当中国社会自身举办孤儿院的时候，才发现，社会遗弃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是患有大病或者是残疾儿童，健康者是相当少的，这就会造成一定的死亡率，也就说，收养得越多，可能会有相当比率的本来就已经患有重病的儿童死亡。只要收养弃婴，就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二，在阶级斗争年代，人们流行着一种看法就是教会的各类社会养育和照料护理项目是要和政府争夺民心，有着政治的险恶用心。实际上，我们国家生活水平长期低下，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更不可能理解照料和护理的意义。
直到现在，我国社会相当富裕的阶层，甚至不管级别高低，都还依赖保姆制度来进行老年人的照料和护理，整个社会还希望通过强化孝道来解决老年人的护理问题，根本不明白儿童和老年人的护理与照料是相当专业的知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专业化的组织来实施。而这样的专业化组织，即使在发达社会，也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所能承担的。欧洲在上年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阶段曾经以政府举办的为主，但前些年就开始转变体制，主要依赖社会。在香港、台湾，运用宗教组织建立的儿童、养老照料和医院、学校一类的机构就相当普遍。
我国社会长期以家庭为本，以为家庭万能，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现在，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行，更由于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家庭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解决许多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于是，社会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而相当多的老龄事业，既是社会福利事业，也是公益慈善事业。在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鼓励宗教组织发扬自身的传统优势，兴办一定的照料和护理行业以及医院和学校等慈善事业，从而彰显宗教的积极社会功能，是相当有意义的。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儿童照料和养老护理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全部通过政府的机构来解决？为什么一定要民间的机构甚至宗教的机构来参与办理？其实，在实际生活中，相当多的社会事务只能通过社会自身来办理，比如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完全依赖政府机构，就很难满足多样性的服务要求，这恰恰是社会组织有些方面就是宗教组织所特有的优势。
儿童照料和养老护理事务，相当具体繁杂，专业化极强，需要有专门的职业道德水准，如果宗教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即使是能够解决宗教信众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慈善的社会服务项目特别鼓励宗教组织的积极参与，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五、转变社会理念，促进现代慈善与宗教的良性合作机制
现代慈善的发展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妥善处理宗教与现代慈善的关系，也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整体上，我们还相当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以最终建成一种良性的合作机制。
建设这样的机制，关键在于两个方面能否达成社会共识：
第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理念中能否不再把宗教作为负面对象看待？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潜在的意识，总认为宗教与封建迷信是等同一体的。其实，在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并且有亿万以上信众的时候，如果还认为宗教是负面的实体，那就是相当被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也不会产生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尊重，仅仅这样的理念就可能制造出多个社会矛盾。
也许有的人会产生质疑，过去那么多的理论都说宗教是不好的事情，这样的理念能动摇吗？实际上，我们对市场经济不就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理念转型吗？对于慈善，过去不也是一直批判吗？***为理念的转型定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争论。就是说，不要从理论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现实问题，探索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万不要让理论束缚住了手脚。
第二个共识对于宗教组织也具有挑战性，这个共识就是，宗教组织在现代慈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也需要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型。当社会更进一步开放，真正需要宗教组织承担起许多社会事务的时候，专业化问题就提了出来，能力建设问题也会产生，我们的各个宗教组织真正准备好了吗？比如，如何与政府配合开展社会服务，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并形成功能的互补等，都还有多方面的发展空间。
自2004年和2005年中央全面启动现代慈善建设的历史性进程以来，宗教界已经有了不少的慈善参与行动。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宗教组织也有着良好的表现。如果能够进一步达成各项社会共识，促成多方面的良性互动，相信宗教对于现代慈善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①】《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558页。
【注②】 周秋光、曾桂林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注③】 莫文秀、邹平、宋立英著：《中华慈善事业》，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