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自己却继续迎来麻烦。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开始谣传，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
一场大捷，却四面树敌，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他太优秀，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中也没有支持者，有大功却无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
而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变了，王越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的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介绍了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汪直是当时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许多文官还是瞧不起他，就连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可王越每次见到汪直，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能事。可只有尊重还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须真正给人家办事—陷害项忠。
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担任兵部尚书，常年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在西厂胡作非为，曾一度向明宪宗揭发他，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
汪直终于找到了项忠的一条罪—项忠曾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大忌。
经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兵部尚书项忠被革职受讯，不久后罢官回家。成化十三年(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尚书，至此，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靠的不是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但均敢怒不敢言。
从成为兵部尚书，到汪直失宠被贬，五年来，王越只做了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
无论是少年气盛、攀附权阉，还是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唯一答案。
可正因为这最后的抉择，让他受到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某日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
成化十九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他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七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七人担任边关重任，却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的图谋。可就在这时，言官们又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死因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却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
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都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一场大捷，却四面树敌，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他太优秀，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中也没有支持者，有大功却无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
而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变了，王越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的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介绍了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汪直是当时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许多文官还是瞧不起他，就连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可王越每次见到汪直，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能事。可只有尊重还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须真正给人家办事—陷害项忠。
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担任兵部尚书，常年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在西厂胡作非为，曾一度向明宪宗揭发他，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
汪直终于找到了项忠的一条罪—项忠曾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大忌。
经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兵部尚书项忠被革职受讯，不久后罢官回家。成化十三年(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尚书，至此，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靠的不是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但均敢怒不敢言。
从成为兵部尚书，到汪直失宠被贬，五年来，王越只做了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
无论是少年气盛、攀附权阉，还是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唯一答案。
可正因为这最后的抉择，让他受到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某日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
成化十九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他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七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七人担任边关重任，却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的图谋。可就在这时，言官们又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死因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却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
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都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IP属地:福建
6楼2013-11-15 08:51
6楼2013-11-15 08:51收起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