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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玲
作者提供，原刊《古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内容提要】金代“山后”一词与五代、辽、北宋时期的“山后”具有不同的涵义，其“山后”之“山”虽承袭辽、北宋，仍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但山后范围扩大至金代的整个西京路。而分布于山后的女真、契丹、奚、党项、乌古、敌烈、鞑靼等部族被统称为“山后诸部族”，其对金朝统治的确立与稳固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山后 金代 部族 西京路
“山后”一词频繁出现于有关金代历史的文献记载中，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但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分歧。对于其“山”的所指，吴宏岐认为是指太行山，[1]而刘浦江明确提出是以燕山为界，[2]冯继钦认为是太行山、军都山、燕山。[3]关于“山后”的具体范围，刘浦江与吴宏岐都认为大体包括金代整个西京路的范围，但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所以本文试图考证出金代“山后”中“山”的所指，从而确定出“山后”的具体范围及活动于此的“山后诸部族”的构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金代的民族组成与分布及山后在金代具有的战略意义。
一 “山后”的范围
金代之前，“山后”之称在有关五代历史的记载中早已经出现，辽代承之。刘浦江认为辽代“山后”指阴山以北。[4]但李攸《宋朝事实》卷20在提到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时称：“割代北应、朔、寰、云、蔚及范阳山前幽、蓟、瀛、莫、涿、易、檀、顺及山后儒、妫、新、武十六州以与之”，被称为山后的儒、妫、新、武等州都在军都山西北，显然“山后”最初是指军都山西北。《辽史》卷11《圣宗本纪》：统和四年（986年）八月“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十一月又诏其居于奉圣州，为“山西五州公事”，证明在辽代山后与山西的内涵相同。[5]北宋雍熙北伐中杨继业攻陷云、应、朔、寰，田重进攻占蔚州等地之事，《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记载为“继业陷山西诸郡”，由辽代“山西”与“山后”同义，可知辽朝的“山后五州”是指云、应、朔、蔚、奉圣五州，五州辖区都在太行山北段以西及军都山西北，因此，辽代“山后”是指太行山北段和军都山以西地区。《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辽对五代时的州有所调整，将寰州并入朔州，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新州为奉圣州，而且归化州、可汗州、儒州等合并为奉圣州，州治为奉圣州。所以，辽代的山后所指，实际上包括五代时的山后及代北。由此可以断定，辽代的山前、山后是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而不是以阴山为界来划分的。
金朝建立，“山后”这一地理坐标明显承袭辽、北宋，这主要反映在有关金初的文献记载中。在宋金合力灭辽过程中，北宋要求得到的领土中就包括“山后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等州，[6]而这正是辽朝“山后五州”所管辖的地域。但金朝只交割给北宋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北宋遣使金朝乞金交割蔚、应州及飞狐、灵丘两县，金朝国相完颜宗翰对此笑云：“尔尚欲两州两县耶？山前、山后我家地，尚复奚论？”[7]在双方的交涉中使用相同的概念，证明金人对“山后”一词内涵的理解最初是承袭了辽与北宋。
文献记载中多次提到金军南攻宋朝时，都元帅府的诸将领常“会于山后避暑议事”。[8]其中在天会八年（1130年）夏，“兀室见国主，回至云中，与粘罕、余睹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云中之上，乃昔辽主避暑之地也。窝里嗢之望国崖避暑。望国崖在儒州望云县北”。[9]太宗、熙宗也曾于望国崖（又称凉陉）住夏。[10]白水泊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望国崖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这都属于当时辽朝“山后”的奉圣州辖境，在金代仍被称为“山后”。进一步说明金代的“山后”之“山”与辽、北宋同样是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刘浦江、吴宏岐、冯继钦等说法恐怕存在一定问题。
金代在继承辽、北宋的“山后”概念时，也同样沿用了辽代的“山西”概念，将“山后”与“山西”通用，但金代“山西”一词又有着广义、狭义之分。[11]辽代“山后（西）”包括云、应、朔、蔚、奉圣五州，而金代山后（西）的范围明显扩大。文献记载金军将领完颜阇母、娄室追击辽天祚帝，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后，“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12]又天辅七年（1123年）春天祚帝“略山后地”，[13]“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14]这说明辽朝的天德军、云内、东胜、宁边等州也被囊括进金代“山后”的范围，“山后”西界已与西夏相接。“山后”的北部也直至金朝的边界，与蒙古各部相邻。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欲征契丹军侵南宋，耨碗温敦思忠劝道：“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15]但海陵王不听，“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16]表明整个西北招讨司都属于山后的范围。契丹萨八、斡窝反叛与金斗争失败后“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17]说明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为界，自西北招讨司的桓州、抚州开始，直至与西夏交界的云内州、东胜、宁边等州，即整个西京路都纳入了金代山后的范围。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属于山后范围的军都山西北部的奉圣州及西北招讨司所辖地区，在金章宗时也被称为“山北”。因为在金人的概念里军都山也是燕山的一部分，与燕山主脉同样被看作是东西走向，所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被称为“山北”。如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避夏时说：“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18]金莲川为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19]其所在的滦河上游与西北路边堡相临近。梁襄则上疏谏阻：“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20]可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的金朝统辖地域都属于“山北”的范围。那么也就不能如刘浦江所说金代“山后”、“山北”为同一概念。两者所指的山不同，地理范围的指向也不一样。山北包括临潢，所指范围向东北延伸，而山后则侧重于西部。
李艳玲
作者提供，原刊《古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内容提要】金代“山后”一词与五代、辽、北宋时期的“山后”具有不同的涵义，其“山后”之“山”虽承袭辽、北宋，仍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但山后范围扩大至金代的整个西京路。而分布于山后的女真、契丹、奚、党项、乌古、敌烈、鞑靼等部族被统称为“山后诸部族”，其对金朝统治的确立与稳固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山后 金代 部族 西京路
“山后”一词频繁出现于有关金代历史的文献记载中，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但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分歧。对于其“山”的所指，吴宏岐认为是指太行山，[1]而刘浦江明确提出是以燕山为界，[2]冯继钦认为是太行山、军都山、燕山。[3]关于“山后”的具体范围，刘浦江与吴宏岐都认为大体包括金代整个西京路的范围，但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所以本文试图考证出金代“山后”中“山”的所指，从而确定出“山后”的具体范围及活动于此的“山后诸部族”的构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金代的民族组成与分布及山后在金代具有的战略意义。
一 “山后”的范围
金代之前，“山后”之称在有关五代历史的记载中早已经出现，辽代承之。刘浦江认为辽代“山后”指阴山以北。[4]但李攸《宋朝事实》卷20在提到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时称：“割代北应、朔、寰、云、蔚及范阳山前幽、蓟、瀛、莫、涿、易、檀、顺及山后儒、妫、新、武十六州以与之”，被称为山后的儒、妫、新、武等州都在军都山西北，显然“山后”最初是指军都山西北。《辽史》卷11《圣宗本纪》：统和四年（986年）八月“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十一月又诏其居于奉圣州，为“山西五州公事”，证明在辽代山后与山西的内涵相同。[5]北宋雍熙北伐中杨继业攻陷云、应、朔、寰，田重进攻占蔚州等地之事，《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记载为“继业陷山西诸郡”，由辽代“山西”与“山后”同义，可知辽朝的“山后五州”是指云、应、朔、蔚、奉圣五州，五州辖区都在太行山北段以西及军都山西北，因此，辽代“山后”是指太行山北段和军都山以西地区。《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辽对五代时的州有所调整，将寰州并入朔州，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新州为奉圣州，而且归化州、可汗州、儒州等合并为奉圣州，州治为奉圣州。所以，辽代的山后所指，实际上包括五代时的山后及代北。由此可以断定，辽代的山前、山后是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而不是以阴山为界来划分的。
金朝建立，“山后”这一地理坐标明显承袭辽、北宋，这主要反映在有关金初的文献记载中。在宋金合力灭辽过程中，北宋要求得到的领土中就包括“山后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等州，[6]而这正是辽朝“山后五州”所管辖的地域。但金朝只交割给北宋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北宋遣使金朝乞金交割蔚、应州及飞狐、灵丘两县，金朝国相完颜宗翰对此笑云：“尔尚欲两州两县耶？山前、山后我家地，尚复奚论？”[7]在双方的交涉中使用相同的概念，证明金人对“山后”一词内涵的理解最初是承袭了辽与北宋。
文献记载中多次提到金军南攻宋朝时，都元帅府的诸将领常“会于山后避暑议事”。[8]其中在天会八年（1130年）夏，“兀室见国主，回至云中，与粘罕、余睹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云中之上，乃昔辽主避暑之地也。窝里嗢之望国崖避暑。望国崖在儒州望云县北”。[9]太宗、熙宗也曾于望国崖（又称凉陉）住夏。[10]白水泊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望国崖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这都属于当时辽朝“山后”的奉圣州辖境，在金代仍被称为“山后”。进一步说明金代的“山后”之“山”与辽、北宋同样是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刘浦江、吴宏岐、冯继钦等说法恐怕存在一定问题。
金代在继承辽、北宋的“山后”概念时，也同样沿用了辽代的“山西”概念，将“山后”与“山西”通用，但金代“山西”一词又有着广义、狭义之分。[11]辽代“山后（西）”包括云、应、朔、蔚、奉圣五州，而金代山后（西）的范围明显扩大。文献记载金军将领完颜阇母、娄室追击辽天祚帝，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后，“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12]又天辅七年（1123年）春天祚帝“略山后地”，[13]“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14]这说明辽朝的天德军、云内、东胜、宁边等州也被囊括进金代“山后”的范围，“山后”西界已与西夏相接。“山后”的北部也直至金朝的边界，与蒙古各部相邻。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欲征契丹军侵南宋，耨碗温敦思忠劝道：“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15]但海陵王不听，“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16]表明整个西北招讨司都属于山后的范围。契丹萨八、斡窝反叛与金斗争失败后“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17]说明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为界，自西北招讨司的桓州、抚州开始，直至与西夏交界的云内州、东胜、宁边等州，即整个西京路都纳入了金代山后的范围。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属于山后范围的军都山西北部的奉圣州及西北招讨司所辖地区，在金章宗时也被称为“山北”。因为在金人的概念里军都山也是燕山的一部分，与燕山主脉同样被看作是东西走向，所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被称为“山北”。如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避夏时说：“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18]金莲川为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19]其所在的滦河上游与西北路边堡相临近。梁襄则上疏谏阻：“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20]可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的金朝统辖地域都属于“山北”的范围。那么也就不能如刘浦江所说金代“山后”、“山北”为同一概念。两者所指的山不同，地理范围的指向也不一样。山北包括临潢，所指范围向东北延伸，而山后则侧重于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