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说："'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这里，"《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成了中国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这条总原则必须在"中庸"的前提之下来实行，也就是要"适可而止"，它本身并非弊端，但是，违背了这个前提，就会成为弊端。
《春秋公羊传》中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我们根据《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来看："为尊者讳"是因为"为闵公讳，受贼人也。""为亲者讳"是因为"为季子亲亲而受之，故讳也。""为贤者讳"是因为"以季子有遏牙不杀庆父之贤，故为讳之。"在这里，孔子是本着王道的精神，"隐恶扬善"的精神，为后世订立这个原则。孔子在《春秋》中所"讳"的，都是不应该肯定，更不应该提倡的丑事、恶事，孔子为之"讳"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正道，用正道来引导天下，另一方面是"贬天子，退诸侯，讥世卿"，名为"讳"之，实为"彰"之，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事是"见不得人"的。我们不要以为，孔子是在替尊者、亲者、贤者隐瞒丑事、恶事，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春秋》是孔子站在"道"的高度来评判天下一切人事、为天下树立王道仁政原则的著作，而不是为了作一部"史书"，所以，"庄子说'《春秋》经世，先王（孔子）之志'，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董子说孔子作《春秋》'加王心、当新王、返王道，为一王之法'，桓宽说孔子'修王道，作《春秋》'，王充说'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最能阐明《春秋》外王性质的莫过于司马迁了（司马迁为公羊家），司马迁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第36页）
由此来看，孔子在这里的"讳"与后世所说的"讳"是两回事，以何为证？我们可以举《礼记·曲礼上》中的话来为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为尊者、亲者、贤者讳，是鼓励尊者、亲者、贤者尽其本分，也是为了使人们对尊者、亲者、贤者保持一种敬意、爱意、学意。贤其贤、亲其亲，不能不知近之敬之、畏之爱之，更不能不"知其恶"以自警，否则便不符合"中庸"之道。我们用"推己及人"的原则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把尊者、亲者、贤者的丑事、恶事大肆张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当他们有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敬而告之，以便使之知过而改，不至于陷于不义的境地，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却到处去宣传他们的错误，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么，孔子主张"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因为谏也无用，咎也无益，关键在于我们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我们引《孝经》中的两段话来结束此段：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子曰："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说："'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这里，"《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成了中国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这条总原则必须在"中庸"的前提之下来实行，也就是要"适可而止"，它本身并非弊端，但是，违背了这个前提，就会成为弊端。
《春秋公羊传》中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我们根据《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来看："为尊者讳"是因为"为闵公讳，受贼人也。""为亲者讳"是因为"为季子亲亲而受之，故讳也。""为贤者讳"是因为"以季子有遏牙不杀庆父之贤，故为讳之。"在这里，孔子是本着王道的精神，"隐恶扬善"的精神，为后世订立这个原则。孔子在《春秋》中所"讳"的，都是不应该肯定，更不应该提倡的丑事、恶事，孔子为之"讳"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正道，用正道来引导天下，另一方面是"贬天子，退诸侯，讥世卿"，名为"讳"之，实为"彰"之，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事是"见不得人"的。我们不要以为，孔子是在替尊者、亲者、贤者隐瞒丑事、恶事，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春秋》是孔子站在"道"的高度来评判天下一切人事、为天下树立王道仁政原则的著作，而不是为了作一部"史书"，所以，"庄子说'《春秋》经世，先王（孔子）之志'，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董子说孔子作《春秋》'加王心、当新王、返王道，为一王之法'，桓宽说孔子'修王道，作《春秋》'，王充说'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最能阐明《春秋》外王性质的莫过于司马迁了（司马迁为公羊家），司马迁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第36页）
由此来看，孔子在这里的"讳"与后世所说的"讳"是两回事，以何为证？我们可以举《礼记·曲礼上》中的话来为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为尊者、亲者、贤者讳，是鼓励尊者、亲者、贤者尽其本分，也是为了使人们对尊者、亲者、贤者保持一种敬意、爱意、学意。贤其贤、亲其亲，不能不知近之敬之、畏之爱之，更不能不"知其恶"以自警，否则便不符合"中庸"之道。我们用"推己及人"的原则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把尊者、亲者、贤者的丑事、恶事大肆张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当他们有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敬而告之，以便使之知过而改，不至于陷于不义的境地，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却到处去宣传他们的错误，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么，孔子主张"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因为谏也无用，咎也无益，关键在于我们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我们引《孝经》中的两段话来结束此段：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子曰："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