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赏罚论
　　因为法家是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道德教化是无济于事的，统治者只有针对这种人性，以法律规定设赏立罚才会有效。因而商鞅认为“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
　　1、“信赏必罚”。
　　这是指根据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必罚，实际的赏罚一定要和法定的赏罚一致，符合赏罚的标准和刑罚的等级，赏罚公平，不论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做到“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唯有如此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厚赏才能取信于民。因此，他主张“赏厚而信”，凡“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由此可见商鞅赏赐之厚。在此基础上，商鞅更侧重于“重刑”，他认为通过“重刑”可以达到最高的法治理想，即：“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3.“刑多赏少”。
　　虽然从规格上而言，法家主张“厚赏重罚”但在地位上，则是以刑为主，以赏为辅；在数量上则表现为“刑多赏少”，主张“刑九赏一”，“轻罪重刑”，韩非子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杀一儆百，扩大影响力。并且只有采取“轻罪重罚”、“刑九赏一”，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之目的在此，重刑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建立不使用刑罚的理想法制国家。法家思想,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