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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年郁达夫前往南洋，在华人世界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各种活动都是座上贵宾。
现在许多东南亚和日本的研究者可能更关注郁达夫在当时当地的作品，而国内则关注于郁达夫去南洋前的著作，因而合二为一应该会有不小的收获。

我自抗战事起后，就到了武汉，以后便一直的向各战场上跑。直至中央决计放弃武汉之后，始和政洽部的诸同事分手,他们由桂林而去了重庆，我则由长沙，经江西，闹到了福建。从闽北又跑到闽南，走了一圈，住了两月，就到这里来了；在此地肩负的是《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责任。此外，我更打算于三月中出一文艺半月刊，内容形式，大抵同从前的《创造周刊》差不多， 每期约可容两万字以上的样子。
这半月刊的目的，完全如我在致戴平万君那一张短信上之所说，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 “XXXX”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
当然，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盘，是分散在西南，西北的各地了；譬如重庆，昆明，成都，延安，兰州，迪化，贵阳，西康等地，都有大批的文化工作者，及机关团体，在那里辟荒开路，预备将在十九个月中被外来刽子手所毁灭的诸种文化种子和果实， 重新栽培发扬起来。但一则限于交通，再则限于物质的缺憾，一时终不能如我们所预计那么的容易。只单就印刷用的油墨纸张来说，内地的各报馆，各杂志社，就难免没有恐慌。所以，我们在海外，在孤岛，以及在敌人的炮火所不及的地方逗留着的文化人，就应该趁环境的便利，来加强补足他们所想做而未曾实现的种种工作。这又是我预备出一文艺半月刊的一个主旨。
但是，在海外的写作者，数目不多，而所写的内容，多少也有些“差不多”的倾向；为掉换读者的见闻和趣味起见，我在计划出这半月刊之先，就发了许多向国内各地征求稿件的信。如重庆， 就托政治部的诸同事；延安，托了成仿吾及丁玲；迪化托了新疆学院的茅盾，香港托了戴望舒和适夷两位；但只有上海，我想不出所托的人，不过偶尔在报上看见了你们新年同乐会的一段记事，其中有戴平万君，起来报告关于上海一年来文艺界近况的说话，所以就写了那一封信，托《申拫·自由谈》发表，请戴君为代征上海方面的稿件，想不到马上就有了你这一次的反响，当然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与光荣。我们以后，当紧紧地携起手来，来从 事于海内外的文化沟通这一个工作，以后我自己的稿子，当然不必说，若有可以推荐的南洋方面的稿子，自当按时地寄上。在上海方面，你信上所说的诸位先生处，也请你见到的时候，为我代达这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