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手中的茶杯将要见底的时候，门铃响了。
福尔摩斯还披著那件旧风衣，看到我，他好像一点也不意外，脱下帽子，对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华生，欢迎回来。当我看到门前的胎痕还是新的，我就能料见——」但我却完全笑不出来，不等他说完，我就上前扯去他的风衣，可以说是粗暴地卷起他的衬衫袖子——果然，他的左手腕上除了注射针头的痕迹，还有满满的刀伤，有的伤口显然才刚结痂就被再次划开。虽然他已经在信中清楚描述过，但亲眼看到时，我还是无法免於错愕，更别说是哈德森太太，她已经再次泪流满面，歇斯底里地低声啜泣起来，埋怨福尔摩斯为什麼要这样惊吓她。
一个理性自制的人，为什麼会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他的精神必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我，身为他最信任的朋友，竟对这痛苦的来由一无所知。
我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述我内心的歉疚，更不敢过问他这几天经历了什麼，我只是紧紧拥抱住他，扣住他总是冰冷的手指，告诉他，他不必独自承担这一切。
我当下激动的反应恐怕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竟只是笑了笑，等我和哈德森太太情绪平复下来，他用些微沙哑的声音，向我们保证，他短时间内不会有事，他没有那麼脆弱，我和哈德森太太不应该再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如此等等。这话未免太过淡然，好像那些刀口不是划在他身上、好像那封痛苦纠结的信不是他写的，让我当下有一种被他愚弄的错觉。这个晚上所见的一切像一场恶梦，但回想起来又是如此真实——当我来回抚触他手腕上的刀伤，我非常确定只有极度痛苦、濒临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将自己伤得那麼那麼地深，而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福尔摩斯表露出任何伤痛的情绪。
这天之后，福尔摩斯似乎又恢复正常了，他会在傍晚前回来，周末时弹弹小提琴，并为自己古怪与乖张的行径向哈德森太太致歉。
在我婚后的两年内，福尔摩斯偶尔还是会回来找我，并强调只有非常紧急与危险的案子，他才不得不寻求我的协助，他无意干扰我渐渐步入常轨的婚姻生活，并表示我应该花更多间经营自己的小诊所，而不是替他整理那些犯罪档案。我说：玛丽和我都不介意随时提供他协助，诊所的业务也不是找不到替代的人手，但他表现出的态度却比以往都要客气——现在想起来，更精确地说，那是有意的疏离。
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一直维持到那次，他神色憔悴地来到我的住所，表示他计画将莫里亚蒂教授一网打尽，而现在到了收网的时间，但他往后的每一步都如临渊履薄，如果他在这样的行动中意外死去，那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希望我不会太过难过。
他无视我的惊愕，随后语带玄机地说，我们必须一起去欧洲旅行，而且现在就要动身。我给玛丽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匆匆收拾了行李，就跟他一起到了荷兰。
而后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就如我在《最后一案》中记述的，我被一个虚构的女病人分了神，等我赶到了瀑布之前，发现福尔摩斯写给我的字条时，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那时我才了解到他并没有说谎，在更早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规划逮捕莫里亚蒂的行动了，我结婚后他请我帮忙的那几个案子，都与莫里亚蒂和他的党羽间接相关，只是我更讶异的还是：涉足这麼重大而危险的计画，他竟可以瞒著我长达两年之久——那晚哈德森太太何以不愿启齿，何以欲说还休，理由也昭然若揭了：福尔摩斯必然严正警告过她，如果将这些细节告诉约翰，他会碰上一连串的麻烦，莫里亚蒂的任何一个手下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置他於死地。当时他之所以有意地疏远我，就是为了防止我被莫里亚蒂和他的党羽盯上，唯有尽可能切断与我的牵连，才能确保我平安无事。
为了报答他对我的深重情谊，整理过去未发表的冒险史和回忆录，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我知道我下笔时必须比过去更沉稳与慎重，如此才能更好地纪念这位不可多得的朋友。但在我怀著复杂的心情整理案件手稿的期间，我的妻子玛丽竟然意外过世，失去挚友与爱人的双重打击，让我陷入了消沉之中，我暂停整理福尔摩斯的事迹，也推掉了两次医学杂志的邀稿，对於书写这件向来胜任愉快的事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倦——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专职的小说作家，就算我是，也无法在经历这样巨大的打击之后还专心写作。
然而，我这位朋友教给我最宝贵的功课之一，就是真实的人生远比虚构的小说还不可思议——在1894年的一个春天晚上，他回来了，毫发无伤地回来，著著实实把我吓了一跳，那天我们畅谈直到深夜，他讲述完自己如何从莫里亚蒂手下的追击中逃脱的过程后，又如过去那样双手手指交握，深深地看进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我这样突然地消失让你很不好受，我为了获得经济援助，告诉了我哥哥麦克罗夫特这一切，却选择隐瞒了你。我必须让你也相信，我那时是真的死了，否则你必然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这会让你也陷入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