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建发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谢康乐“池塘生春草”，颜延之“明月照积雪”，（案：“明月照积雪”乃谢灵运诗，此误。）谢玄晖“澄江静如练”，江文通“日暮碧云合”，王籍“鸟鸣山更幽”，谢真“风定花犹落”，柳恽“亭皋木叶下”，何逊“夜雨滴空阶”，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镌，粗足意味，便称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苏李古诗曹刘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渊明？即渊明之诗，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鲁直云；“太白诗与汉魏乐府争衡”，此语乃真知太白者。五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主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之识见污下耶？元微之尝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复以太白为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退之于李杜但极口推尊，而未尝优劣，此乃公论也。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王介甫诗，山谷以为学三谢。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鲁直自言学子美。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忌，不可不谨，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

　　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咏叹之。咏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后人所谓含不尽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锺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昭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罗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庄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彻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如“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体，风流后代希”，“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乃圣观法言，非特诗人而已。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乐天云：“说喜不得方言喜，说怨不得言怨。”乐天特得其粗尔。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见其亲切处，何可少耶？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

　　《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皆无愧于《国风》矣。杜牧之云：‘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馀蕴。元白张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后来诗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尔，尚何无馀蕴之责哉。

　　陶渊明云：“世间有乔松，于今定何闻。”此则初出于无意。曹子建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语虽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可谓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也。
　　东坡评文勋篆云：“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音。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冢鲁壁，周鼓泰山。”东坡此语，不特篆字法，亦古诗法也。世人作篆字，不除隶体，作古诗不免律句，要须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诗耳。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同一物也，而咏物之工有远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浅深。章八元《题雁塔》云：“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讶鸟飞平地上，忽惊人语半天中。回梯倒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此乞儿口中语也。梅圣俞云：“气想下时险，喘汗头目旋。不知且安坐，休用窥云烟。”何其语之凡也。东坡《真兴寺阁》云：“山林与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与鸦鹊，浩浩同一声。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登者尚呀咻，作者何以胜。”《登灵隐寺塔》云：“足劝小举相，前路高且长。渐闻钟磬音，飞鸟皆下翔。入门亦何有，云海浩茫茫。”意虽有佳处，而语不甚工，盖失之易也。刘长卿《登西灵寺塔》云：“化塔凌虚空，雄规压川泽。亭亭楚云外，千里看不隔。盘梯接元气，坐壁栖夜魄。”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蚁冢，蔽亏尘雾间。”此二诗语虽稍工，而不为难到。杜子美则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标跨苍天，列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不待云“千里”“千仞”“小举足”“头目旋”而穷高极远之状，可喜可愕之趣，超轶绝尘而不可及也。“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视东坡“侧身”“引手”之句陋矣。“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岂特“邑屋如蚁冢，蔽亏尘雾间”，山林城郭，漠漠一形，市人鸦鹊，浩浩一声而已哉？人才有分限，不可强乃如此。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段师教康昆仑琵琶，且遣不近乐器十馀年，忘其故态，学诗亦然。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馀，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

　　杜子美云“续儿诵《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这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从《战国策陆宣公奏议》中来，长于议论而欠宏丽，故虽扬雄亦薄之，云“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雄之说浅易则有矣，其文词安可以为艰深而非之也。韩退之文章岂减子瞻，而独推扬雄云：“雄死后作者不复生。”雄文章岂可非哉？《文选》中求议论而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

　　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此但方言其穷高极远之趣尔，南及苍梧，西及昆仑，然而叫虞舜，惜瑶池，不为无意也。《白帝城最高楼》云：“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注。”使后来作者如何措手？东坡《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云：“西望穆陵关，东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袭子美已陈之迹，而不逮远甚。山谷《登快合》诗云：“落水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此但以远大分明之语为新奇，而安其实，乃小儿语也。山谷是作《大雅堂记》，谓子美死四百年，后来名世之士，不无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此论不为过。

　　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如《长恨歌》虽播于乐府，人人称诵，然其实乃乐天少作，虽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首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后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此固无礼之甚。“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语乃乐天自以为得意处，然而亦浅陋甚。“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内虽凄凉，何至挑孤灯耶？惟叙上皇还京云：“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叙太真见方士云：“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一篇之中，惟此数语稍佳尔。《长恨歌》，元和元年尉时作，是时年三十五，谪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诗工拙，远不侔矣。如《琵琶行》虽未免于烦悉，然其语意甚当，后来作者，未易超越也。

　　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自陈无己辈皆有此论。然二家之论俱过矣。以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者，谈何容易耶？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