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代表作《台湾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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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
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光脚拖木拖板，爱玩爱笑爱打扮。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困苦，成千成万的女孩子，还没有长成少女，就要去谋生。又没有正经的生路，只好去当“下女”，去做“女招待”……每当夜深人静，我听着窗外马路上，格拉格拉的木拖板声音，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爽朗的成串的笑声，我就寻思台湾姑娘的性格，可总是抓不住要点。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眼见她一二年间，忽然长大成熟，又忽然枯萎谢去，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为了生活，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远离城市，宿舍又远离学校。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经过了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弄得围墙倒塌，门窗破败。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了。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又听不懂本地话，没有一个朋友，活像被充军到沙漠上去了。
有一天我上课回来，推开房门，不觉呀的一声，仿佛走错了人家。那挂在墙上的脏衣服不见了，摊在“塌塌米”上的被褥叠起来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最难得的是一股清凉的气味，那是“塌塌米”①刚用凉水擦过了。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从破败的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低着头刷洗锅碗。只能够看见半边脸，脸色又白又干，仿佛石灰。她像是怯生生地看我一眼，没有抬头，也不说话。这就是好心的台湾同事，给我找的“下女”。可是这么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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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塌塌米，铺在地板上的草席。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娃莫栽。”
“家住哪里呀？”
“娃莫栽。”
“不要害怕，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
“娃莫栽。”
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知道“娃莫栽”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想必我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吧。我回到房里，拿一张纸，写上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再拿出十块钱，一起交到她手里。还没有解释什么，她就静静地一笑，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
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全部搬出来，再捎带上几个日文单字，外加指手划脚，向她说明早饭午饭的时间。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穿衣服向来不讲究，用不着天天洗换。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可是必要回答的时候，总是一声“娃莫栽”，或者静静一笑。我疑心这笑里面多少有些狡猾。并且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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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
我是一个流浪的光棍汉，人地两疏，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心里充满了感谢。可是一天又一天，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娃莫栽”。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她仔细地固执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一概不信任。有回我苦脸告诉她，不知叫她什么，只好叫做“娃莫栽”吧。她先是静静一笑，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笑得直不起腰，两手捂脸，跌坐在台阶上。可是忽然打住了，笑容不见了。好像风筝断线，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这一刹那间，她明明显出心事重重。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的心事，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
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只打听到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高小毕业生。家口重，就念不起书了。我想一个教书的人，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真是叫人难过。我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教她国文。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有天我到厨房里去，看见她捧着本大书。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我抢过来一看，却是日文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吃了一惊，说了一句愚蠢的话：
“看得懂吗？”
“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叫道：
“你很用功，好，很好。要学国文吗？我教你，我有时间，学吧，你学吧。”
“娃莫栽。”
此后每天晚上，我们上一小时的课。上课当中，我才知道一般的国语，她全听得懂。国文程度，也够高小毕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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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个月，我第一次让她作文，不出题目，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她写道：
“我要努力学习国文，赶快学好。明年我要考中学去。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有了饭吃。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也有了饭吃。他们有饭吃，还使得我亲爱的母亲用不着吃饭了。
从此我笑不畅快，玩不起劲。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这样很好，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上学本是我的梦想，可是料不到，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实现的。因此，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我要赶快学好国文。”
我常年看作文卷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的动心。老实说，流下了眼泪。并且立刻背下来了。我是小心谨慎的人，平时牢牢记着，哪些话不能出口。可是给她上课时，我竟和她一起读报纸。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在字里行间，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势。
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聪明伶俐的女同学。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许多接近的机会。可是我胆小，生怕句把难听的话，几下不得体的举动，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离开中学以后，我过着贫穷的流浪生活。寒酸潦倒，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了。现在我竟得到这么舒坦的日子，天晓得她怎么摸透我的一些穷讲究：我不爱书桌上插花，花瓶得搁在窗户台上。衣服不摆在眼面前，是想不起换洗的。又怎么知道凉水擦过“塌塌米”之后，那一种清凉的气味，能叫我心醉。这些琐碎事情，我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

到了年关，正月初一的早上。她从家里赶来，穿了一条新做的墨绿裙子，上身是青缎外套。从青缎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本是母亲的衣服。她静静一笑，鞠了个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恭喜新年。”
立刻钻到厨房里去了。我赶紧叫道：
“不吃饭。早就说过的，初一到初三，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要出去玩一天。对了，进城玩玩去。对了，你也去吧。
对了，去吧，一起去吧。”
在姑娘们面前，我永远只会慌里慌张地，装做偶然想起，才能提出要求。可是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一点反应也没有。管自格拉格拉走来走去，收拾屋子。我只好拿起报纸，闷闷看着。好一忽儿，听不见格拉格拉的声音了，抬头一看，见她笔直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田野。我忽然想道：难道是等我出去吗？赶快走到她身边，说：
“多好的天气啊。”
她就静静地跟着我走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一些同事，还有邻近学校的教职员们。
不论是谁，她都点一个头，用国语或台湾话，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我奇怪她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不想她回道：
“认不认得，过年总要问好的。这是礼节。”
惭愧，我竟不懂得这么好的礼节。可是我觉得那些认得或不认得的人们，都用一种尖利的眼光看着我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惭愧，她好像不在意，照样静静地，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进了城，我慌忙带她走进一家清净的咖啡店。对面坐下之后，我发觉她的眼神里，透着猜疑，忧虑。可是她一字不提，全部埋在心里。可是又全部，叫黑白分明的眼睛泄露出来了。
我猜度着说道：
“别管人家，我们玩我们的。”
“什么？”她好像不懂，但又立刻明白了似的。说：“没管人家呀，管那些做什么呢？”
“看你好像有些不安心。”
“过年总要算算账的。昨天晚上我爸爸对着账簿，坐到下半夜，抽完一盒烟，说，我们家很穷啊。你大哥二哥都为着真理，给抓走了。我这个老牛，还可以拉几年车子。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你们也要有一个为着家，为着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简简单单地说：“爸爸要我什么也别管，一心学医去。”
“学医也很好啊。”
“啊。”她闭上了眼睛。当睁开来时，神色很安静。说：
“老师，你留心没有？听说有时候校长偷听你讲课。”
我心里一跳，怎么她也知道了呢？我秉性谨慎，但又绝不说谎。到了真话不能明说的时候，就不作声。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新文学史，都是只讲到“五四”，就声明讲不下去了。

清早起来就收拾行李，“娃莫栽”好像不觉得意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帮我捆捆绑绑的。当我雇好脚夫，回头却看不见她了。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我心慌了，走到厨房窗口，只见她笔直站在窗里，脸色石灰一样又干又白，脸上挂着两行眼泪。她一动也不动，只是手指头哆嗦着。手里抓着一张我的名片，那原是贴在房门上的，不知什么时候她拿下来了。看见这种情景，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盘乱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反倒拔脚跑出院子。冬天的早晨，铁青的天色，荒凉的田野，哭泣的风，一挑行李，我踉踉跄跄上了路，走出里把地，终究忍不住了，猛的回头，从倒塌的围墙缺口，看见了破败的厨房小窗。窗里黑糊糊的，可是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娃莫栽”当窗站着。手里拿着我的名片，脸上挂着眼泪。我很难过，仿佛是一个丢下亲人，管自落荒而走的家伙。
进了城，我找一个朋友借路费。那朋友在职业学校教书。
职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员，就把我留下了。要我教国文之外，兼教两班地理。地理上头，我完全外行。可是朋友说，走上讲堂，拿起粉笔，随手画出一个省的轮廓。再添上主要河流，几条山脉，有这一手，就是地理教员。一个学期不过教三四个省，离开学还有半个月，还怕练不会这一手吗？我想想无路可走，只好去练画地图。我生怕日后闹笑话，就命令自己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画呀画的。
开学的那一天，我参加了开学礼回来。正打算坐下来准备三天之后的第一课。猛的听见格拉格拉的声音，直走到门口，甩去木拖板。听得这样真切，我的手都哆嗦了。我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外面，我背上发毛。猛的回头一看，啊，当真是“娃莫栽”。她静静笑着，见我回头，就双手放在膝盖前面，深深行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老师好。”
来得这样突然，我慌里慌张地招呼她坐，喝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小包，随便往屋里一撂，就去看满墙的地图。一下子她又钻到厨房里去了，我听见打开水龙头又关上，揭开锅盖又合上。她从厨房里出来时，皱着眉头，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我赶紧说：
“不用忙，别着急。你看，叫我弄得乱七八糟。你休息休息再整理吧。”
她稍微一愣，随即静静地笑道：
“爸爸不让我当‘下女’了呢。”
“那好，那好。”
“我考职业学校好不好？”
“好啊，好啊。”
“今天来考，不就晚了吗？”
“是啊，晚了。”

“不晚，不晚，我早考了呀。”
“啊，啊，好啊，好啊。”我连声叫好。一边又因为自己总把人家当做“下女”，脸也飞红了。可她已经拖上木拖板，走出大门。我叫道：
“慢着慢着，考上没有？”
“娃莫栽。”她管自走了

说话之间，我的眼角觉察到“娃莫栽”跟几个学生咬耳朵。等我说完话，立刻受到学生们爽朗的欢迎。不知怎么的，“娃莫栽”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把我按到椅子上。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笑着，笑着。就是这种场合，她的笑也带着静静的味道。
当晚，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代表。一组到台北联系，一组去台中。“娃莫栽”是到台中去的一个。天蒙蒙亮时，他们上汽车走了。
我的青春回来了。虽说经过了特别寒冷的冬天，可是当大地醒过来时，冬天的冰雪也变成了泥土的营养了呀。我自信比学生们还要壮健。可惜，可惜我们还没有站定脚步，街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兵们随时随地可以实弹射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娃莫栽”还没有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校里禁止我外出，就是不禁止我也无路可走。我把牙膏牙刷，换洗衣服，收拾在一个小提包里，准备随时被捕。有回我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叫喊，虽说焦急万分，可还是咬字分明：
“……青年们，工人们，赶快到台中车站去，我们的人被包围了。学生会，学生会，赶快带领队伍，用一切交通工具，支援台中车站……”
卡擦一声，收音机不响了。无论怎么扭怎么摇，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当天下午，有两个打手请我到校长室谈话，其实却把我架上了汽车。当晚，我被抛进了一个秘密监狱。
这个监狱本来是几个连串的钢骨水泥的大厅。现在厅子和厅子之间，安上铁栅栏。每个大厅里，安上三排木头笼子。

每个笼子都是两面板壁，两面碗口粗的木头栅栏。人关在里面，活像动物关在动物园里。
有天早上，我和一个难友抬着尿桶上厕所去。经过中央的小厅，那是特务们办事的地方。那厅里有一面穿衣镜，只要门开着，我总要顺便照一照的。那天我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女孩子，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脚下撂着一个小包。这女孩子不慌不忙地梳着，好像在自己家里。这女孩子忽然往边上挪动一步。啊，镜子里照出了我，还有一个“娃莫栽”。她在镜子里静静一笑。厅里有个人咕噜一声，我抬着尿桶走了，但听见“娃莫栽”提高嗓子和人说话：
“是啊，我一点事情也没有，也送到这里来了。”
镜子里的形象，叫我久久不能忘记。我头发蓬松，脸色青白，潦倒得不像人样。可是我旁边梳着头发的“娃莫栽”，她那样安静，笑得那么平常。

常常三更半夜，特务们在小厅里审问新来的难友。夜深人静，我们可以听见一些声音。我等候他们审问“娃莫栽”，夜夜提心吊胆。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有天我头昏脑胀，蒙眬睡去。梦见她就在我的面前，上下左右不知多少根皮鞭子，毒蛇一般缠咬她。可是她静静对着我笑。我心里针扎一般猛的惊醒，我听见远处有人喝道：
“还笑？还笑？”
那人念咒似的呜噜呜噜了一阵，我听见一声熟悉的回答：
“娃莫栽。”
我飞快爬到栅栏旁边，耳朵塞在栅栏空子里。我听见拍桌子，跺脚，骂娘。还是一声平静的回答：
“娃莫栽。”
我听见有人狼一样大嗥一声，我从地上猛的跳起，可是听见那句平静的“娃莫栽”，我又爬下了。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音，铁器碰撞的声音，木头敲打的声音，我跳起爬下，爬下跳起，咬牙咬得牙关酥了，攥拳头攥得手抽筋了。我的心那样翻腾，仿佛一下子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了。每当我忍受不了的时候，都听见那一声平静的“娃莫栽”。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忽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浑身的冷汗，可是抬不起手来擦一擦，立刻昏过去似的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又忽然针扎一般惊醒，夜正深沉，可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暗暗发誓，跟这些野兽战斗到底。我觉得从这一夜起，我才去清算贪生怕死的念头。从这时开始，才变成一个有决心的人。

此后没有“娃莫栽”的消息。一天中午，一个小看守大步走到我的笼子外面，咣唧打开牢门，恶狠狠地喝道：
“出来！”
我毫不害怕，也狠狠瞪了那看守一眼，走出笼子。他带我走到通往另一个大厅的铁栅栏旁边，趁打开铁栅栏的工夫，低声说道：
“顶多三分钟，左手第二间。”
我赶紧跑过去，“娃莫栽”靠着木头栅栏坐着。脸是这样白，下巴颏这样尖，眼睛这样亮。我仿佛第一次从厨房窗口看见她，心想多小的小姑娘啊。我心里一酸，眼泪出来了。可是她对着我静静一笑，我勉强忍住眼泪，并且有些害臊。她问我吃得下不？饱不饱？三分钟就过去了。当小看守过来催我走时，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叫道：
“啊呀，脏死了，脱下来脱下来。啊呀，鞋也破了，脱下来脱下来。”
我来不及考虑，脱得赤膊光脚跑回笼子。第二天，我收到干净衬衫，鞋子也缝上口子了。真像是奇迹。

这是一个秘密监狱。可我们要是出得起够多的价钱，也能够让小看守从犯人的家属那里拿进来一些东西，也做得到把必需品送给难友。这种互相赠送日渐增多，不知什么道理，“娃莫栽”常常能够走到铁栅栏旁边去，她那里成了两个大厅的交换站。这种活动，解决了一些难友的物质困难。重要的是，给了人体贴的鼓舞，日常的亲切的快乐。而更重要的是，借着衣物来去，交换了消息，传递了字条。我也利用各种机会，走近铁栅栏，跟“娃莫栽”说上几句话。当我积极参加这种活动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在做好事，内里是有组织的。当然活动只能在个别小看守当班时进行，绝不能够叫看守长知道。有天早上，我们排着队抬尿桶上厕所去时，“娃莫栽”塞过来一条内裤，一个新来的难友接过去了。“娃莫栽”嘱咐道：
“传过去，传给十八号。”
可是那位难友却揣到自己的怀里去了。“娃莫栽”看见我在十步开外，大声叫道：
“快来快来，裤子裤子，给十八号的。”
当我放下尿桶，超过队伍往前去时，听见一声断喝：
“嚷什么？谁叫你上那儿去？上那儿去干什么？”
原来看守长来了，他好像立刻要吃人似的瞪着“娃莫栽”，我站住了脚。大约“娃莫栽”以为我没有听明白，用眼角望了看守长一眼，不慌不忙地盯着我说：
“你们看见一条裤子没有？刚才撂在这儿的。穿都穿不得了，可是裤腰还是好的，我舍不得丢了。”
我马上想到裤腰里塞着什么字条吧。
那看守长大吼一声，伸手一推，我就看不见“娃莫栽”了。
当我从厕所回来时，听说“娃莫栽”已被押到黑牢里去了。黑牢在地下室里，不知那里是什么景象。传说关上三个月，人会神经错乱的。我们等候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还不见“娃莫栽”回来。起初还天天打听，后来提也不敢提起了，为的怕说穿那悲惨的结局。我常常在夜里，心口无数针扎一般惊醒。轻轻叫着她的名字，眼睁睁到天明。有天夜里，我听见墙外飞过一只布谷鸟，叫了一声布谷。好容易忍耐到天亮，我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到别的笼子里去。

可是从别的笼子里，却传来一个压倒一切的消息：“娃莫栽”回来了，并且就在我们这个大厅里，在第三排转角的那一个笼子里。

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海边涨潮一般，涌上来无数的浪头，心里边涌现许多计划，怎样走到第三排转角那里，看上一眼，说两句话。我们住在一个厅子里，可是任凭我千方百计，总共只见到她四次。
第一次——
我三脚两步往那里去时，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木头栅栏，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轻脚轻手走到她面前。她的脸色石灰那样干燥苍白，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又闭上了。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一点也不稀奇。我禁不住吃惊，“啊”了一声。她又睁开眼睛，她的脸上这才闪电一般出现了兴奋的表情：
“你来了，来了，看见你了，不是做梦，真的看见了。”
“刚才你好像没有认出我来。”
“不是，不是，我当是做梦，我常常做梦，闭上眼睛就是梦。”
她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断成两三句。她的嗓子沙哑，必须用力说出来，才有常人的声量。我心里一哆嗦：
“黑牢里很苦吧？”
“不，不，没有什么，不要紧的。”静静一笑。“我不是好好的吗？”这句话没有用力，就沙沙地，勉强才听得清楚。
“听说那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不，不，那里晚上亮一点，晚上比白天亮。走廊里有些路灯，漏进来一条光，总有手掌宽。晚上我是不睡觉的，我看书。凑着那一条光，把‘唐诗三百首’里，读得懂的都背下来了。”

所以说。。这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