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当今中国面临三大困境：
儒学是精英主义的，与百姓关系不大
当然我并不主张抗衡，我是希望新的三教合一，各种不同的信仰，能够和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在哪里？儒家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我这里想提的几个问题，如果来讨论这个肉身化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儒家有没有可能从心性儒学发展成一套心性宗教。过去的儒学，这个孔庙实际上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是读书人去的地方，国家祭祀的地方，老百姓有很多地方要建个孔庙是很难的。书院，书院也是读书人去的，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去的。也就是说过去的如果说儒家，传统的儒家也是一种儒教的话，它并不是百姓的宗教，老百姓如果有一些什么愿望祈求的话和自己私人的生活有关的话，通常会去寺庙，就是去佛教的那个庙宇，而不会去孔庙。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心性儒学，它实际上是比较精英化的，这套心性的义理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今天中国有很多地方也办了很多书院，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书院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去的地方，和一般的民众实际上是相隔的。我今天上午还特别看了一下，有一个记者采访了蒋庆，他在贵州几十年来如一日，办了那个阳明经社，但是那个记者却发现，这个经社基本上也是我们蒋庆的弟子们跟随着他读书，修身的地方，和周边的百姓没什么关系。和当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是差不多的，和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民甚至把他们的瓦都偷去，偷偷去旁边盖了个庙。
那么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儒学这个东西怎么进入民间，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如像基督教一样，像佛教一样，它搞成一种宗教吗？有没有可能？它建立一套像现代宗教一样，有一套所谓仪式，有组织，我们先不说政策允许不允许，先说你自己行不行，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它怎么走入民间，怎么来解决一般中国百姓当中的生死的问题，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的内心日常生活的那种希望、愿望得以满足的问题，还是说OK，这个问题就像过去一样，儒家弃权，这个让佛教去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我一直有困境提出来，待会儿我想听我们今天有两位儒学的大师在这里，想听他们的高见。
那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台湾的确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台湾到今天好像也没有那种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儒教，就是私人的儒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有以儒学作为一个基本背景的一种新型宗教小教派，但是它算不算儒教？所以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就提这个困境，来求教于今天的来的两位大师。
儒学碎片化了，能否转化出公民宗教？
第二个问题，就说有没有可能从儒学从原来的秩序宗教发展为一个罗伯特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我刚才有说，儒学在传统中国，它建构了一套日常生活的礼仪，这套礼仪实际为过去的中国提供了一套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秩序的宗教。它的形态是一种弥散形的方式，但是它是内化到中国日常生活的礼仪里边，内化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风俗民俗，特别是我们汉族各种各样的民俗风俗里边，也内化到我们的祖宗崇拜，我们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它似乎无所不在，但是你又找不到它，这就是过去的形态。
儒学是精英主义的，与百姓关系不大
当然我并不主张抗衡，我是希望新的三教合一，各种不同的信仰，能够和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在哪里？儒家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我这里想提的几个问题，如果来讨论这个肉身化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儒家有没有可能从心性儒学发展成一套心性宗教。过去的儒学，这个孔庙实际上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是读书人去的地方，国家祭祀的地方，老百姓有很多地方要建个孔庙是很难的。书院，书院也是读书人去的，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去的。也就是说过去的如果说儒家，传统的儒家也是一种儒教的话，它并不是百姓的宗教，老百姓如果有一些什么愿望祈求的话和自己私人的生活有关的话，通常会去寺庙，就是去佛教的那个庙宇，而不会去孔庙。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心性儒学，它实际上是比较精英化的，这套心性的义理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今天中国有很多地方也办了很多书院，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书院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去的地方，和一般的民众实际上是相隔的。我今天上午还特别看了一下，有一个记者采访了蒋庆，他在贵州几十年来如一日，办了那个阳明经社，但是那个记者却发现，这个经社基本上也是我们蒋庆的弟子们跟随着他读书，修身的地方，和周边的百姓没什么关系。和当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是差不多的，和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民甚至把他们的瓦都偷去，偷偷去旁边盖了个庙。
那么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儒学这个东西怎么进入民间，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如像基督教一样，像佛教一样，它搞成一种宗教吗？有没有可能？它建立一套像现代宗教一样，有一套所谓仪式，有组织，我们先不说政策允许不允许，先说你自己行不行，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它怎么走入民间，怎么来解决一般中国百姓当中的生死的问题，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的内心日常生活的那种希望、愿望得以满足的问题，还是说OK，这个问题就像过去一样，儒家弃权，这个让佛教去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我一直有困境提出来，待会儿我想听我们今天有两位儒学的大师在这里，想听他们的高见。
那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台湾的确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台湾到今天好像也没有那种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儒教，就是私人的儒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有以儒学作为一个基本背景的一种新型宗教小教派，但是它算不算儒教？所以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就提这个困境，来求教于今天的来的两位大师。
儒学碎片化了，能否转化出公民宗教？
第二个问题，就说有没有可能从儒学从原来的秩序宗教发展为一个罗伯特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我刚才有说，儒学在传统中国，它建构了一套日常生活的礼仪，这套礼仪实际为过去的中国提供了一套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秩序的宗教。它的形态是一种弥散形的方式，但是它是内化到中国日常生活的礼仪里边，内化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风俗民俗，特别是我们汉族各种各样的民俗风俗里边，也内化到我们的祖宗崇拜，我们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它似乎无所不在，但是你又找不到它，这就是过去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