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两个船只总共完成的搜寻区域是2955平方公里，毫无发现。”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黄泉隆例行告知MH370航班乘客家属最新的搜寻进展。
底下是习惯性安静，穿插着个别家属嘀咕，“每次都这么个说法”。
这是2014年10月31日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方”）与乘客家属的一次例会，地点在北京顺义区空港物流基地的一处办公楼（以下简称为“空港”）。
290天过去，仍一无所获。在等待的过程中，有4名中国家属因年迈加受到刺激过世，记录例会内容的家属已用完了两个A4大小的笔记本。
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空港上方呼啸而过，盖过站在屋外的家属的谈话声和哭泣声。

等消息成了日常工作
2014年5月2日，马航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家属服务中心，MH370失联事件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马方和中国政府租下在空港一栋三层小楼。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时30分，家属聚集在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和中国外交部派出的一名参赞以及一名中国律师见面。这边结束后，又下一楼到另一个房间参加由马来西亚政府和马航共同主持的会议。
这就像日常工作一样。
来自安徽毫州的59岁的张先生和59岁的高女士两夫妇，早晨8点左右从位于北京通州的出租屋里出发，换5条地铁线，坐33站到达顺义的南法信站，然后走上半小时，到达空港。单趟的“通勤”时间是3个小时，全赶在了高峰时间。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姜辉要是过去，会顺带捎上从天津过来的徐京红和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戴淑琴，有时还有其他家属。戴淑琴会带上自己做的面食，给大家作为午餐。
偶尔戴淑琴一个人去的时候，家住北京顺义区的张勇利会开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去车站接她。为了能多接几名家属，张勇利买了一块备用的电池。
来自内蒙古的李强（应受访者要求化名）每隔10天左右会和姐姐李琴（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姐夫一起，搭乘9个小时过夜火车到北京西站，然后换乘地铁2个小时拎着行李箱到达空港。他们会在北京住几天，和其他家属们聚一聚，相互安慰和鼓励。
已经离异的孟女士从哈尔滨直接住进了独女在北京的出租屋，每周一三五来空港等消息，二四六日则呆在出租屋里。“这就是我的工作”，她说。

“目前没有新的进展”
奔波往返，他们得到的总是一句“目前没有新的进展”。
在浩淼的南印度洋的搜救，对大部分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家属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根据通报，目前船只已经对超过4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了搜索。截止到10月31日，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对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搜索区域进行了分析和绘图，用于未来的搜索工作。
10月29日，乘客张晓蕾的父亲接到马航电话，对方告知在印尼西海岸发现疑似MH370飞机的漂浮物。他决定在10月31日向中国政府和马方递交自己的诉求——希望能去发现漂浮物的地方看一看。
不少家属也收到了这样的电话，都希望能去看一看。但这是一场误会，来自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最新报告显示，并没有发现疑似漂浮物的信息。
马航代表表示，很有可能是因为10月31日的搜救报告最后一段信息造成的误解。这段信息只是提醒印尼西海岸的有关当局注意漂浮物。“他们打电话的人是根据英文翻译给大家听的，中文表达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好。”马航代表解释说。
这是让家属们普遍对马航生气的原因之一。“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有家属这样抱怨。希望、失望的轮番交替，让家属们备受煎熬。
家委会代表姜辉感觉马方在工作方式和态度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不一样了。（家属支持中心）的职能只是‘记录问题，整理问题，反馈问题和答复问题’，这也成了他们一切问题的挡箭牌。”
姜辉坦言，从媒体上得到的消息比在家属支持中心得到的还要快、全面，但家属还是一遍一遍询问各种卫星数据。这是家属们在未知之中，所能抓到的为数不多的可信信息。

借助律师追寻更多信息
无法依靠马航和中国政府拿到更多信息的家属们，决定寻求法律的帮助。
美国空难家属联盟的3名成员曾经在4月中旬和家属见面，勉励他们团结起来给官方压力，获取更多信息。
尽管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派出中国律师团帮助家属与马航谈判，但乘客家属刘婉伊（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对此不看好。在她看来，中国律师对打国际航空事故官司并没有经验。
6月25日，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的11名律师组建了“MH370乘客家属索赔谈判律师团”，在京召开了和乘客家属的第一次见面会。
张勇利记录了这次见面会——
会上一名律师表示，“可能过几天宣布乘客死亡”，这一句话刺痛了家属，他当即就和对方拍了桌子。在和家属的争执之中，该名律师最后道歉。
这点让张勇利对中国律师团非常不信任，“整个形式像一个宣传会”。
在刘婉伊的牵头下，几个年轻的家属对比了10多家国外律所，最后集体投票选出了三家。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律师事务所PodhurstOrseck的合伙人史蒂文 马克思(StevenMarks)即是其一，史蒂文 马克思曾经代理过1997年11月的新加坡胜安空难事件和2009年6月的法航空难事件。
姜辉迟迟没有行动，他内心还很抗拒，“一旦签约，家属需要准备很多资料，包括照片、音频、视频等，这些都是我现在不愿意去触碰的回忆”。
3月8日以后，姜辉把妈妈的照片全收了起来，“我现在不能看”。
徐京红选择和中国律师团签约，她觉得没有精力了。67岁的父亲已是肝癌晚期，一直不去医院，“他总说再等等”。
马航曾经试图向家属发放5万美金的先期赔偿款，但被绝大多数家属拒绝。
10月31日，马来西亚乘客余运亨的两名孩子通过母亲入禀民事高庭，正式起诉马航、民航局总监、移民局总监、马来西亚空军首长和马来西亚政府。这是MH370航班失踪以来，首次有乘客家属提起诉讼。
11月4日后，史蒂文 马克思不再接受新的委托，开始着手准备和马航进行谈判。

“等亲人回来了，我们这群人也不能散”
每个月的8日清晨MH370原本该抵达的时间，都会有乘客家属来到出口处张望片刻。
但徐京红受不了这样的“仪式”。一次因公到机场，她到国际到达处张望，结果扔下同行的客户独自痛哭了一场。
马方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希望家属保重身体。但在李强看来，这空洞乏力，“如果孩子能够回来，家里老人的病马上就好了”。
但有人却等不回来孩子了，曾经参加例会的家属中，四位老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受刺激过大，离开了人世。
戴淑琴的女儿一度不让她再去空港，“她觉得我去了就生一肚子气，对身体不好”。但是她还是去了，“他们独生子女不知道我们这一辈对兄弟姐妹的感情”。她妹妹一家五口人都在飞机上。

从3月8日到天热回暖，戴淑琴一直睡地板，不盖不垫。“我想妹妹他们可能睡在寒冷潮湿的地洞里，我必须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
10月31日，在去空港的路上，戴淑琴告诉驾车的姜辉，自己放下了妹妹送她的背包。这个背包从3月8日之后，戴淑琴作为和妹妹的维系一直带在身边。
3月8日后，程利平就没有工作。“我会用一年的时间来专心找老公，等到明年，我必须开始工作了，全家就指望我一个人了。”在飞机的呼啸声中，她还是哭了，她觉得无法面对两个年幼的儿子哭泣，对她来说能到空港来和家属见面成了一个慰藉。“和朋友也没有联系了，他们看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我安慰”。程说。
才40岁出头的姜辉照发现自己两鬓已经发白。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微信朋友群许久没人讲话，一问才知道，朋友们怕刺激他，单独又开了一个群。
当姜辉的车开到空港时，戴淑琴没等车停稳就着急下车，“等亲人回来了，我们这群人也不能散，也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