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
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1.外来民族入侵而被驱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不能磨灭。
2.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4.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知识分子始终居领导阶层----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五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