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的象征性意向研究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5/view-1975043.htmhttp://www.xzbu.com/5/view-1975043.htm

曹禺在《雷雨》中是运用象征性意向的地方很多，例如：
（1）周蘩漪带“雷雨”型的性格，内蕴着毁灭一切的挑战精神。
（2）周冲的天真、纯洁犹如夏天里的一个“[url]http://春梦[/url]”。

总的说来，[url]http://曹禺[/url]剧作结构严谨，[url]http://戏剧冲突[/url]尖锐；[url]http://人物性格[/url]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
结构严谨，[url]http://戏剧冲突[/url]尖锐表现在：
1、 如[url]http://《雷雨》[/url]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
2、 地点集中：故事在[url]http://周公馆[/url]展开；
3、 人物集中：以[url]http://周朴园[/url]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url]http://暗线[/url]，由[url]http://血缘关系[/url]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
[url]http://人物性格[/url]鲜明：
[url]http://《雷雨》[/url]、《日出》、[url]http://《北京人》[/url]中塑造了蘩漪、[url]http://周朴园[/url]、[url]http://陈白露[/url]、[url]http://李石清[/url]和[url]http://曾文清[/url]、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url]http://陈白露[/url]、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url]http://美学价值[/url]。
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1、 人物语言不仅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等，而且符合剧情规定的场景和人物心态；
2、 [url]http://《北京人》[/url]里的含蕴隽永、抒情[url]http://写意[/url]的台词，就是动作性和抒情性融合在一起的个性化的语言，剧中人物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性格特征，推动剧情的发展；
3、 [url]http://《北京人》[/url]第三幕瑞贞和愫方的那大段台词，在平淡中迸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击力量。

作家怀着郁闷、痛苦焦灼的心情探求着：这是怎样的“无形力量？也许作者在理论上无法作出明确的概括，他将自己的主观见解隐藏在人物的刻画上，戏剧的冲突中，他善于“展示”，读者会从剧作家的形象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于是，人们从《原野》里充满生命力的仇虎和金子的“复仇”――实质是对被奴役命运的挣扎与反抗中，发现了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阴影与“铁镣”：他们必须“复仇”，因为“子不报父仇，大逆不道”；他们必须杀死无辜的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因为“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他们必须谋害焦阎王的孙子小黑子，因为“断子绝孙”才是最大的“复仇”；但“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却像沉重的铁镣一般紧紧桎梏着他们，使他们最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显然，这种无以摆脱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镣铐”，才是这对“受迫害最深”的盲目的复仇者不可能获得真正自由的“更内核的原因”。其次，沉郁的大地，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原野”本身就使人嗅到一股浓烈的原始、贫瘠而又肃杀的愚顽之气，而从小便被这种强大的“地气”“滋养”着的仇虎又如何能摆脱已经浸透到骨子里的蛮荒与蒙昧呢？因此，剧目“原野”本身就预示了这个复仇的故事注定是个悲剧。当戏剧的第一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仇虎已经在焦家等待大星十天了。与其说这十天是等待还不如说是抉择。作为猎人的仇虎已然别无选择地端起了复仇的枪，也瞄准了他的“猎物”，可想到枪响后即将面对的“血淋淋”，他的手连同他的心都在颤抖。他困惑、矛盾、痛苦、彷徨，了解他的金子一语中的：“你的手下不去”，这更令他焦躁不安：一边是家族的血海深仇令他无法推卸复仇的责任，一边是牵累善良而又无辜的儿时伙伴令他于心难安，毕竟大星除了是“阎王的儿子”之外，再无一点过错。“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这些都是仇虎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然而，复仇似一支无形又有力的手，推动着他只能走这条不归路。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消除一直扰乱他心境的罪恶感，仇虎只好设计大星。“我现在想，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他先动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他耍出泼皮无赖的手段，用自己与金子的私情来刺伤大星，怎奈懦弱到了顶点的大星竟然忍受了他这种公然践踏自己男性尊严的行径，使仇虎只有主动砍下这一刀。这一刀终于是砍下去了，可仇虎用仇恨支撑起来的精神大厦也在这一刀落下的同时顷刻间瓦解了，还没等到他品尝梦想已久的快意与轻松，人已“似中了魔”：“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血洗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如果说之前的这种完全出于直觉而非理性的罪恶感还有复仇的意念在消解的话，那么此刻则完全地左右了他的整个魂灵，终于使他在逃亡的黑林子里出现了幻觉。仇虎是个农民，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存在封建迷信的观念是非常正常的。他害怕沾满血腥的自己死后下地狱受煎熬，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直觉反应，可越是怕就越是会在头脑和意识中出现，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因此，第三幕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的出现很显然是剧情发展的必然。仇虎竭力在阎王面前申诉自己的冤仇，以求宽恕，这恰恰说明仇虎的潜意识当中是判定自己有罪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仇虎那么惧怕焦母的叫魂声和庙里的鼓声，并没命地想逃脱它们的追逐，因为声音唤起了他内心对自己与阎王无异的罪恶的谴责与悔恨。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陈设并不复杂的焦家，这个凝聚了仇虎满腔仇恨的小空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的缩影。挂在正屋墙上的“是一帧巨阔、油腻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的微笑着，而满脸杀气”，焦阎王身穿军装、满脸杀气的画像，象征着这个罪恶的幽灵不仅繁殖着罪恶，也始终主宰着这黑暗的世界。它使满怀着一腔复仇希望的仇虎不断受着他无形的讥讽和精神折磨。这是否意味着仇虎以一介莽夫之力与残酷的封建统治者较量根本就是一种妄想呢？或者就是以卵击石。也正是他嘲弄般的审视，才使得不甘认输的仇虎不得不重新确定复仇的对象，导致了新的悲剧的上演。还有一个不容轻视的小道具便是屋子左面供奉的神龛，“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尽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的油亮油亮的”，它把一切的封建精神统治及其孕育出的愚昧、迷信具象化了。正是在这千百年“香气”的熏染中，统治阶级禁锢了人的灵魂，即使有的人思想中进发出了抗争的火花，也常常会因无法辨识正确的方向而遭禁锢。我们从仇虎在瞬间迷惘之后选择了与阎王一样的断其子孙以绝其家族命脉的复仇手段，而作为封建统治卫道士的焦母一下子便确定仇虎新的复仇对象会是自己的儿子，便可体会出其毒害之深。

《日出》的主题是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展现一幅幅鲜血淋淋的社会形态，揭露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社会制度，喊出“你们的末日到了”的愤怒吼声。 剧名剧作以“日出”命题。它既是浩浩荡荡的大时代的光明与力量的象征，又是对生活在黑暗中的没有光明的前途的剧中人物的一种反衬。

简述曹禺剧作的独特风格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