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中原经历着藩镇割据的混乱局势，崛起于东北潢水流域的契丹族趁机发展起来，916 年，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后改为辽)，建元神册。天显十一年(936)，“儿皇帝”石敬瑭按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自此中原地区丧失北方屏障，契丹势力深入燕云之地。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建立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灭掉后汉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进入了辽宋南北对峙时期。就在阿保机建元的第三年，即918 年，朝鲜半岛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 泰封国大将王建发动政变建立高丽王朝，即王氏高丽。

朝鲜半岛位于亚州东部， 向南延伸约一千公里，三面环海。北面主要与中国接壤，往来最为方便，因此其与中国的关系不言而喻，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始终受到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

一、地缘政治背景下高丽和辽宋关系的展开
辽和高丽几乎在同一时期建立政权， 自建国初两国便有往来。《辽史》载：“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① 辽天赞元年(922)，辽亦向高丽派出使臣，《高丽史》载：“春二月， 契丹来遣橐驼、马及毡。”② 高丽亦遣使报聘。此后在《辽史》中还记载：“天赞三年，来贡。太宗天显二年，来贡。”③辽丽两国建国之初的这种往来， 仅仅是两个新生政权礼节性问候或政治上的试探， 双方建立关系的目的， 也是出于寻求在地缘上的集体安全感和继续扩展本国势力的一种策略。就高丽来说，其三面环海，领土只能向北扩张，王氏建国以后，积极推行其北进政策，采取“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半岛南端的人口北迁，来增强北部的国防力量，同时作为其继续向南统一朝鲜半岛的后方屏障。辽太祖神策三年(919)，高丽开拓龙冈县(平安南道龙冈)。次年，新占领咸从县(平安南道江西郡)等。④ 辽朝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内忧外患， 东有渤海国与之对立，西有突厥、党项、吐谷浑等族遗部的威胁，根本无暇东顾。926 年，契丹灭渤海国，并“得地五千里，有兵数十万，兼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抚其众，契丹益大。”在北部地缘直接和高丽接壤。然而，辽朝将渤海地区的遗民大量迁往辽东，使得渤海地区变得地广人稀。随着辽对渤海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的控制减弱， 高丽乘机出兵展开与女真在半岛北部的争夺。936 年，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仍然接受后晋和后周的册封，对于契丹却很冷淡，甚至拒绝与契丹通好。942 年，高丽以契丹灭渤海国是“背盟殄灭”“无道”为由，不再往来并且流放契丹派遣的三十个使者， 把契丹送来的橐驼全部饿死。高丽承袭新罗，在东亚文化圈中汉化水平已经相当高， 对于新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辽政权自然不放在眼里，称其为“禽兽之国”，这也是导致辽丽此期交往很少的一个原因。

12 世纪初，金人崛起，在与辽的争夺争夺中，高丽见辽势将亡，1125 年取消使用辽朝年号，宣告朝贡关系结束。1127 年金灭北宋， 至此辽宋丽关系结束。

二、高丽和辽宋朝贡关系的本质及时代特征
自宋熙宁四年(1071)，高丽恢复与宋朝的朝贡关系直到辽、宋政权灭亡，高丽对辽、宋两国的朝贡形成了所谓的“二元”朝贡体制，但在这种“二元”朝贡体制下，高丽对辽宋的朝贡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宋庆历六年(1046)，高丽文宗王徽继位，虽然已向辽称臣纳贡， 但辽朝对高丽的三次大征伐和高丽太祖遗训，仍使高丽始终对辽心有芥蒂，臣而不服。加之文宗“久慕华风”，崇尚中原王朝的文化礼仪， 因此一直有与宋朝恢复交往的意向。1058年，高丽王欲遣使入宋，因臣下劝阻“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而作罢。宋人徐兢曰：“(高丽)附北虏者，常以困于兵力。伺其稍驰，则辄拒之。至于尊事圣朝，则始终如一。”⑨ 宋神宗时期，对夏战争失败，辽朝趁机想索回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宋朝迫于军事压力与辽签订了“关南誓书”，规定：宋向辽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及“纳”岁币。从“纳”字可以看出宋朝依旧处于弱势，同时从另一地缘政治视野下高丽和辽、宋关系探究方面反映， 宋不得不承认辽在东亚新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为了防止辽朝的军事进攻，“联丽制辽”又赋予了现实意义。宋臣富弼曰：“契丹用兵力制高丽，高丽亦力战，后不得以臣之……高丽亦终有归朝廷之心……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惮之……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来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 卒未敢尽众而南， 只此已为中国大利也。”⑩ 终于，宋熙宁四年(1071)在宋臣罗拯和商人黄慎等的努力下，与高丽王朝上层取得联系，高丽文宗遣民官侍郎金悌等110 人使宋，并献方物。宋神宗“诏待之如夏国使”辊辑讹。为避免辽朝猜忌，应高丽使请求，改陆路从登州入京，为海陆从明州入京朝贡。终北宋一朝，高丽遣使入宋53 次，宋遣使高丽32 次， 两国的密切往来多出现在恢复邦交以后。宋对高丽王及贡使予以册封，宋丽朝贡关系重新建立。

综上，在“二元“朝贡体制下，高丽对辽的朝贡是迫于辽的武力征伐而建立起来的， 是一种以政治上臣属关系为前提的朝贡关系， 高丽将臣属契丹视为“保国之上策”。因而，当高丽对辽朝贡，辽朝在军事上对其高丽威胁减弱之时， 高丽也始终对其保持警惕，并时刻注意东亚的局势变化。12世纪初，金崛起，在与辽的战争中辽朝战败，高丽见辽势将亡即取消用辽朝年号，转而亲近金朝。所以辽丽朝贡关系是不稳定的、取决于辽朝的实力强
弱。高丽和宋的朝贡关系较之与辽较为复杂。以宋丽断交和复交为两个点，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讨论。前期(962-1031)，宋丽之间的朝贡体系除了是唐罗朝贡体系的延续外， 更多的则是基于双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制辽”的政治共同点。高丽臣服辽朝以后，“联宋制辽”的政策已无意义，1031年以后与宋朝断交几十年即是证明。后期(1071-1126)，即宋丽复交,高丽开始对辽宋实行“二元”朝贡体制，宋丽之间始终未达成军事联盟，此后高丽以朝贡的名义与宋朝开展了频繁的往来， 对宋朝奉行的朝贡外交目的也转而倾向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这一时期高丽对宋的朝贡既具有国家间的外交礼仪性质，又是一种双边经济贸易关系。

2.保持“二元”朝贡体制
从宋熙宁四年(1071)，送礼恢复邦交后，高丽对辽、宋的“二元”朝贡体制也基本定位，高丽始终周旋于两国之间， 对辽宋两国的朝贡分别止于天庆五年(1115)和靖康元年(1126)，也从侧面反映了始终坚持这一策略。

3.先政治利益而后经济文化
面对不断强大的辽朝，高丽始终重视“联宋制辽”的策略以自保。辽宋之间虽然不少战争，但始终无法灭亡对方， 高丽无疑成为辽宋之间的制衡点。高丽联合宋朝必将对辽有所牵制，因此“联宋制辽”一直是宋丽交好的首要目的。高丽每次向宋朝靠拢必然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出现了和平局面，北宋转攻为守，无意北伐更不愿为高丽破坏辽宋新建立的“和平”。辽摆脱宋朝可能带来的威胁后， 开始对高丽进行大规模的征伐。高丽虽进行了抵抗，但始终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辽抗衡，最终只能向辽朝称臣纳贡，奉辽为正朔。高丽联宋制辽计划破灭，为了对辽朝表示诚心避免辽误会， 对其视为中原正统的宋王朝再如何爱慕， 也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断绝往来长达四十三年。如此的实利主义外交策略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