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A和图B中，“罐子”(pot)代表人的大脑，“箭头”(arrows) 的不同指示方向则代表着不同的语言学习模式。其中图A：体现了语言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通过“助产师”将固有的语言知识投射出来；而图B：则体现了语言源于外界，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等手段将语言知识“灌注”于大脑之中。中国有“生而知之”和“传承”之说等，前者属于图A模式，后者属于图B模式；西方之说更是学说迭现、流派纷呈，如“先验论”与“经验论”，乔姆斯基（Chomsky）的“天赋假设（Innateness Hypothesis）”与蒯因（Quine）的“实物提示(ostention)和依赖语言(language-dependent)”（周昌忠，1992：248）等，其所属模式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便于科学地论述，此处将图A模式称为“助产师”模式，图B模式称为“灌注”模式。
语言学习通常指的是“语言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虽然“助产师”模式和“灌注”模式表面上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习的方法问题，但其中蕴含了更深层的问题。“助产师”模式体现了语言知识的“先天性”或“天赋能力”的特征，其在认识论上当属“先验论”和“唯理论”；而“灌注”模式则体现了语言知识的“后天性”，在认识论上属于“经验论”，具有“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倾向。两种语言学习模式在某些方面恰好与乔姆斯基和蒯因的语言学习理念以及他们的语言哲学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且二人的语言学习理念以及语言哲学观念等诸方面有着鲜明的对比，这也正是本文论述的中心所在。
3. 乔姆斯基和蒯因的语言学习理念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理念同蒯因的语言学习理念恰成对照。乔姆斯基坚持语法官能的客体性甚至物理性，他一向反对包括蒯因在内的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语言不是一套由刺激造成的习惯，所谓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刺激－－强化等等并没有什么试验－－观察证据，不过只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想当然（陈嘉映，2003：303）。
按照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理念，语言学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心智的生长和成熟，语言学习是先天因素和经验因素两者的复杂互动，且经验是次要的、从属的。蒯因则强调经验、学习和训练的作用。可以说，乔姆斯基揭示了语言作为大脑之功能的奥秘，蒯因则着重描述了这功能如何在后天通过学习展现的机制。
3.1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理念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种天赋官能，不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他的语言学习的基本理念是：语言不是通过教和学而获得。他认为语言学习就是心智的初始态到达掌握完全语言能力的那个稳定态的过程，人的大脑都具有某种固有的、全人类共同的心智状态，即UG。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普遍语法是人类所有语言所共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组成的系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所有。这是人获取语言知识的基础。人的这种固有属性是由一系列原则组成，每条原则都有参数(parameter)，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徐烈炯等，1992：201）。因此，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参数设定(Parameter Setting)的过程。

4.1.2 乔姆斯基理论的哲学基础
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基于先验论哲学和笛卡尔(Descartes)的唯理主义哲学之上的，他反对经验主义，反对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学行为主义，主张采取唯理主义作为看待语言的观点和搞语言学理论的方法论前提。乔姆斯基用innate 这个词, 指内在的意义，并不是上帝的产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提出语言能力是天赋的, 即语言能力是有一定遗传基础的以生理的活动为机制的一种装置。因此，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具有哲学、语言学和生物学三者的特征。
乔姆斯基从笛卡尔那儿找到唯理主义这个武器，因为从笛卡尔到康德(Kant)的唯理主义表明，心智具有概念工具，有着天赋的能力，这就为解开语言本质的奥秘提供了启示：唯理主义地用概念工具去把握语言的本质（周昌忠，1992：382）；但他并没有接受笛卡尔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只是汲取了笛卡尔对待语言的唯理主义方法。因此，笛卡尔及其学派的先验论的唯理主义便成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4.1.3 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语言的本质问题一直是众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苦苦思索和探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语言本体论的问题。乔姆斯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他认为语言是人所特有的天赋能力，语言是天赋官能；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能力，是人的语言官能( Faculty of Language )，且这种能力是天赋的。他的“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 )”指的就是人类语言的共性，是人们潜在的具有学会某种语言的能力，即人在学语言之前大脑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拥有遗传规定的属性，没有这些属性，人脑的语言系统就不可能发育成长，他把UG视为语言的生物基础，这可以说是人类语言本质的集中表达。
“普遍语法” 和“转换生成语法”表面上看似乎二者并无联系，但如果把“普遍语法” 和“转换生成语法”结合起来，它们恰好印证了《圣经》：“太初有道……万物因它而存在（赵彦春，2004：15）。”和“各从其类”以及《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蕴含的“道”和“逻各斯(Logos)”等深刻的哲学思想。
4.2 蒯因的语言哲学观
4.2.1 蒯因思想的哲学基础
蒯因是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西方逻辑方法、当代知识论与分析哲学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深受卡尔普纳和杜威的影响。他认为哲学关心的是我们关于世界和世界本质的知识，也就是说哲学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哲学研究对象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研究“存在什么？”。而对“存在什么？”的表述问题又可分两种：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另一个是语言使用中何物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问题，本体论的承诺即一切理论，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包含着某种本体论主张，即都对“存在什么？” 做出某种回答（周昌忠，1992：224）。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存在什么？”（What is there?）的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哲学问题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大部分，在本体论上他采取实在论(Re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在认识论采取唯理主义(Ration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以及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观点。他的哲学具有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语言观上的自然主义，意义理论上的行为主义，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知识观上的整体主义，本体论中的唯名论倾向和物理主义，以及逻辑中的外延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的精神、方法与手段推广应用到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中（陈波）。

5、结语
语言与哲学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或文化想象，它们各有其特色，但又密切相连。因为语言是思维的手段，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等用词、语句等记录下来，使得思想与语言不可分离。哲学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它的全部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等必须借助于语言作为其表达手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语言转向”，语言不仅是表达哲学思想的手段和媒介，而且语言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哲学思想必须借助语言来表达，同时语言又对哲学思维产生反作用。
由于乔姆斯基和蒯因所坚持的哲学基础不同，致使二人在语言哲学观，语言学习理念等诸多方面差异迥然。本文的论述也可以说是对乔姆斯基和蒯因的哲学观的反证，即从“语言学习模式”——“语言学习理念”——“语言哲学观”——“哲学观”。这样更容易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和学习他们二人的语言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 陈 波. 蒯因哲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蒯 因. 语词和对象[M]. 陈启伟，朱锐，张学广，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束定芳，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5] 涂纪亮.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徐烈炯，尹大贻，程雨民.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 周昌忠.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 赵彦春．语言学的哲学批判[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赞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