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之际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逐渐走出黑暗时代。在公元前780-公元前720年，希腊地区人口开始膨胀，村镇数量不断增加，本地区产出的谷物开始无法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贸易活动随着村镇数量的上升而频繁起来，希腊世界的联系忽然紧密起来。
村镇之上由部落统领。这些村镇由共同习俗和信仰连接，其祭神之处往往是讨论公共大事的地方。但现在希腊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也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城邦。城邦是堡垒更是祭神之处，村落紧靠着城邦以求得庇护。之后人口的暴增使得城邦的规模越来越大。
城市的扩大导致对行政管理水平的要求提高。引进并改造腓尼基文字便出现于这个时间。与之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不同，这些文字不但为行政服务，在被规范发音后也被用于文娱创作。
也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的战术被引入战争——方阵。在方阵之前，贵族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他们有能力供养骑兵【方阵出现之前，骑兵算是主力】。重装步兵的崛起不止是场军事革命，更是一场政治社会革命：
1，方阵的出现打破了骑兵优势地位
2，能置购所需装备的人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的有地产者
贵族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打击，从军事到政治方面，平民越来越能说得上话。
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出身平民的富人数量不断增加，无力对抗城市的乡村日益衰落。部落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无法很好的应对引申而来的社会危机。
为了解决人口压力，殖拓扩张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有趣的是，殖拓者都是单身年轻男性，这也是消除城邦不稳定因素的手段之一。
然而殖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僭主政治就此应运而生。僭主与君主同义，他们不受传统政治机构的约束，他们利用并强化传统政治机构以防止贵族复辟。
他们的上位不受法律支持，源于人民支持，也就是说僭主统治的稳定依赖于他个人的才能与威望。
希腊对于神明的供奉，不亚于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对神的崇敬，但与这两者所不同的是，希腊并没有一个垄断祭礼的祭祀阶层；另外，希腊诸神更像是拥有神力的凡人。
每个城邦都修建有供奉神灵的神庙，但与其说是神庙不如说是连结凡人共同体的纪念性建筑。
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一系列事物，而我现在并不打算介绍与文化有关的事物【并不了解】，我准备主要讲一讲产生的政治变革。
到公元前五世纪为止，以科林斯为主的政治体制是希腊世界中的主流，而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则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
科林斯
科林斯式城邦是典型的寡头制城邦。其僭主在公元前七世纪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制——即议事会。僭主将全国按地区而非血缘分为八个部落，每个部落提供十人入会，在僭主时期，议事会提供咨询功能，充当僭主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但僭主政治落幕后，议事会成为了真正的统治者。
斯巴达
斯巴达式城邦是一个将大量公共农奴纳入少数武士管理的非主流城邦。
武士即为平权者，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力，他们是公民大会的与会者。斯巴达有两位世袭国王【可能代表最初两个氏族】，一个四十人元老院，五名监察官与公民大会。
国王在和平时期仅能管理王族与祭司活动，战时可操予夺生杀之权；元老院则是理论上最高权力机关，它是最高法院，负责一切政治事务【包括外交】。公民大会由平权者组成，负责批准元老院决议，但它可以被财富，庇护与诡计操纵。
五位检察官实为主宰，他们主持元老会议与公民大会，战时权力高于国王，可操控外邦人，手中还掌控着秘密警察机构。
与希腊世界主流不同的是，斯巴达人将公共秩序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所有斯巴达人在法律规定下地位平等。
为何科林斯与斯巴达走向两条路呢？，我觉得可以从如何应对社会危机来理解。
古风时代的社会危机是人口过度膨胀引起的贫富不均，人口压力大等问题。以科林斯为代表的主流希腊世界一般都有活跃的贸易活动。这个条件能在很大程度上为无业者提供岗位，保证其起码收入。富有的人还可通过修建公共建筑解决就业问题。换言之，他又充足的资源缓解社会危机。而斯巴达的改革，我们还要从他的背景入手。斯巴达人第一次入侵并击败美塞尼亚人时，勒令他们将收获一半上交，这些财富却并未在斯巴达人中平均分配。斯巴达人之后入侵阿尔戈斯失败，内部因贫富不均产生纠纷，美塞尼亚人也趁此起义。在内忧外患之际，改革开始了，上面已经提过他的政治改革，所以此处不再提，我们主要谈的是他的社会改革：他们将被击败的美塞尼亚人的土地分配给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并不耕种，由美塞尼亚人耕种。这个方案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社会矛盾，但注定了斯巴达对外无力扩张，对内镇压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