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都喜欢子冶壶。那是石瓢壶里的一款，洒脱，刚韧，仿佛一满腹经纶之名士，布衣草履，满脸沧桑却又神情恬淡。懂壶的人知道，那壶后站着一个人，瞿子冶，名应绍，清嘉庆、道光年间人，上海名士，贡生，官至玉环同知。史书记载中的瞿子冶工诗词书画，且擅金石、精鉴赏、嗜壶艺。一个入世的为官之人有了这些嗜好，就会慢慢看轻仕途，进而视那些官场方术为粪土。

说瞿子冶，应该把他和陈曼生放在一起谈。
从历史来看，元代的风尚是以叛逆为美，以多元文化的交融为美；明代的风尚是以趋新为美，以当下的享乐为美；那么到了清代，最为突出的习尚便是对古人行为追踪和模仿，即以古雅为美。前朝留下的一方古印，一座铜炉，一只瓷碗，一块砚石，一幅古画，一把老壶等等，这些物品在清人眼里有着无比珍贵的价值。如果说，官至县令的陈曼生曾经试图在紫砂壶里寻找自己的精神价值，那还莫如说他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老古董掐头去尾放进了紫砂里头。前世是古人的，今生则是他自己的。那种名玩的乐趣，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论学问瞿子冶
与曼生各有千秋，但论名头曼生要大些，他是进士，又是名满天下的“西泠八家”之一，艺术家入仕，好歹也熬了个县处级。瞿子冶跟他有相同之处，《清代画史增编》说他“性古雅，鉴别金石文字，画宗南田而用笔放逸，又画竹工力最深，尤精篆刻，摹法曼生，制极精雅”。

瞿子冶和陈曼生一样，喜欢把紫砂像命根子一样玩。明末清初以后的江南文人，进则厕身官场，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退则隐居江湖，逍遥逃避，醉生梦死。滔滔乱世，何处去寻理想支柱和精神寄托？紫砂壶，等于是文人精神上的一个知己，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亦有关系。何谓“隐逸”？古代为官之人，有仕途不畅之隐；而超脱之雅士，则有怡情忘怀之隐；期待明君识己之人，亦有蛰伏之隐。这种种隐逸背后，其实也有诸多不便言说的诉求。大隐也好，小隐也罢，皆是为了“独善其身”式的精神解脱。隐于酒，易伤身；隐于狂，易伤神；隐于壶，则神志通透，万事悠悠。

私下里，文人们有一句玩笑话：壶中虽无颜如玉，一杯清茗可倾心。那倾心佳侣，比得上绝色小妾！
论官，瞿子冶比陈曼生当得大，史料说他是“玉环同知”。这同知是个什么官？宋初，枢密院有同知枢密院事，简称同知院，为知院的副职。南宋有同知合门事官，为官示至右武大夫而为合门司主官者。辽南面官有同知府事、同知节度使事与同知州事，皆地方副长官。明、清沿置。分掌巡捕获、粮务、屯田、水利、江海防务等。清各州同知称州同，同知与通判并右为地方政权厅一级长官。按这样的说法，瞿子冶怎么也算是个正厅级，所以他要玩紫砂，具备比陈曼生更好的条件。

陈曼生玩紫砂，玩出了“曼生十八式”，这个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个县令所能有的知名度。瞿子冶在上海，消息灵通，场面也大。对陈曼生，他肯定是非常心仪的，上海离宜兴并不远，但他不愿像陈曼生那样，在宜兴窑场一呆就是几天。他有条件把中意的紫砂名工请到自己家中，按照他的意愿，慢慢地制壶。而在那些自己喜欢的紫砂壶上题句刻画，对瞿子冶来说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与陈曼生不同的是，瞿子冶的性情更疏放阔达些。他题句刻画往往不受壶面所限，甚至在壶上横书，如同骏马而纵横驰骋。他喜欢在壶上画竹，那竹，狂放而又虚静，枝叶挺韧，情致斐然；竹枝往往从壶面连及壶盖，可谓竹荫蔽日，纵逸豪放。

那些壶上的题句刻画，或由瞿子冶自己亲篆，或由友人邓符生摹刻。这个邓符生也是沪上名士，刻功十分了得。他懂壶，更懂瞿先生。瞿子冶与紫砂名工们合作的壶，均由他来往传递并且督造。一把壶，定制在上海，烧制在宜兴，邓符生不厌其烦地来回跑。那些窑场轶事，经邓符生一描绘，立刻变得活色生香，让瞿子冶听着高兴。于是瞿子冶就有了一趟又一趟的宜兴之行，他与紫砂名工们的见面，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篇章。
瞿子冶的传世之壶是一款古朴石瓢。传说系瞿子冶与名工杨彭年合作。这时的杨彭年因了与曼生合作，身价已非当年。但他一点也不敢怠慢瞿先生。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默契的。与温雅笃厚的曼生式石瓢不同的是，子冶石瓢透现着一股刚韧之气。如果说，曼生石瓢的特点是讷朴、内敛，那么子冶石瓢则抑扬顿挫，大气凛然。通体有一种俯仰天地间的气度。瞿壶一出，追捧者日盛，那些喜欢清赏的风雅士人，简直趋之若鹜。所谓一壶千金，绝非妄言。后来瞿子冶干脆称自己为“月壶”，并自印了一本《月壶题画诗》，比起今天的“自费出书”，瞿先生要高雅得多，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壶迷追捧。这薄薄的一册，记述了他与紫砂的生命情缘，也记述了一个清高孤傲的文人的心路历程。
方家认为，瞿子冶制壶，应是陈曼生之后的第一人。子冶石瓢，是紫砂中一名款，壶在人在。无论岁月沧桑、世道嬗变，瞿子冶都在那一款壶的深处优雅地品茗论道，挥斥方遒。

老壶好脏，一点胃口都没有

缅怀前人，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