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不一定赞成这一观点。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与《左传》中的这句话强调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调的是与非同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抹煞了合作的可能；而亨廷顿所说的“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强调的则是文化或文明认同的问题，他认为“爱我族类”的前提是要憎恨其他族类，只有当与其他文明处于敌对关系时，才能增进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感。两种观点具有共通之处，即都作出了“我族类”与“非我族类”的划分，并认为两者之间是敌对关系；但它们又有区别，亨廷顿的观点旨在阐明文明认同何以成为可能，他提出了“憎恨非我族类”与“爱我族类”之间的条件关系，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观点所没有涉及的。两种观点有所联系，但无法等同，因此很难判断亨廷顿是否完全同意《左传》中的这句话。他也许会赞同文明之间的断层，赞同“我族类”与“非我族类”之间的敌对关系，却不一定抹煞两者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我部分赞同这一观点。不同文明之间，由于政治、文化、国情、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实力、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存在差别与分歧，而差别与分歧又势必会导致摩擦和冲突。然而，这种敌对关系究竟是不是绝对的，我们又是否可以因为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而拒绝深入合作，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认为中华文明经历了或经历着这样的运动过程。
　　没有一种文明是固定不变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明鼎盛时期，第一次文明的繁荣是在春秋的百家争鸣时期，然而这样的繁荣随着东周末期的战乱而衰落，并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遭到最沉重打击；此后的汉唐盛世，社会安定，政治昌明，中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历史上也多次经历了分离与聚合的过程。东周时期，诸国林立；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了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更是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建立了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彼此联合或相互斗争。而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则是统一的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尽管与印度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统一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但这并不改中华文明是动态的这一事实。
　　进入新时期，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演变又有了新的定位。未来中华文明会走向何方，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一改革措施反映了中国决策层对于英语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审视和反思。高考改革中对英语权重和考察形式的调整，体现出当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态度的转变，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而产生的增强中华文明认同感、宣扬本土语言及文化的需求。正如亨廷顿在第三章中所说，“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这一改革举措显然与亨廷顿描述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在第三章中，亨廷顿还提及了这样一个矛盾：“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高考改革中对英语科目的调整显然是有利也有弊的。此外，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地位，是否就能相应地提高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度，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荒原》就是在一战结束的背景下写作而成的，它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人对现实、对世界的不信任与绝望，以及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幻灭感。一战以前，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优势。根据亨廷顿在本书第四章中引用的数据，1920年前后，西方的领土扩张、军事能力和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均达到顶峰，这样的贪婪背后隐藏的是欲望，欲望膨胀到极致带来的是毁灭（战争），以及精神上的堕落与空虚。《荒原》反映的便是这种毁灭了文明的欲望，在艾略特笔下，作为现代文明辉煌代表、工业时代伟大成果的伦敦，实际上却是一片万物萧瑟、生机毁灭的“Wasteland”，在这片荒原上，充斥着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人迷失了自我，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地活着。
　　20世纪西方的衰落，导致了西方人幻想的破灭。一直以西方中心的视角看待世界的人们惊觉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丧失，这一方面由于西方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本土化复兴。当一度坚信的东西转瞬间化为泡影，西方人便经历了信仰的失落与精神的迷惘。《荒原》展现了一代人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危机，以神秘晦涩的笔触，描绘了阴冷残酷的西方现实——那是在昔日五光十色的幻梦破灭以后，呈现出来的黑暗丑恶、卑劣猥琐的现实。
　　信仰的缺失，是导致这种病态心理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四章中，亨廷顿引用了艾略特的话：“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作者借此说明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西方知识精英阶层的假设，即宗教即将衰亡，并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等可怕后果。《荒原》也体现了这种对宗教衰亡的忧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欧洲大陆的土地失去了信仰，变成一片可怖的荒原。
　　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在《荒原》中对西方社会本质的透视无疑是冷峻而具有前瞻性的。这首诗写作于1922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结束战争的战争”，它的结束带来了和谐的错觉，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划分与统治使其自信心膨胀到极点，人们沉溺于虚假又短暂的繁荣中而不自知。然而后来二十年内接踵而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冲击了西方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现实的信心，人们失去信仰，变得迷茫而幻灭，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分析的西方衰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