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其他账号看不到好几层楼的文字了，所以重新发一下。这文章还是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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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生于1990年之后，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年青人，他们不只是伴随着数字化、计算机、电子产品，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越来越普及的宽带、互联网和泛在联接。基于这些，他们成长在无国界的知识世界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更容易获取来自全世界的知识、信息和资源，以过往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在现实和网络两个世界之间穿梭、融合和成长。

数字化成长
对出生于1990年后的人们，尤其是当前15至25岁的年青人而言，这一点又和前人全然不同：他们不仅能够适应数字化生存，甚至本身就是成长于数字化和网络化环境。更有甚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如今甚至已不能再适应和忍受没有网络的生活。
被誉为技术领域“弗洛伊德”的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在其新书《群体性孤独》中谈及，伴随着手机和智能产品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既渴望亲密关系，又缺乏安全感。而在为该书撰写中文版序言后，Frost & Sullivan首席顾问、海银资本创始人王煜全对《营赢》表示，“数字青年们因为数字化成长所带来的天然性的联接，使得他们既学会了独处、体会独处，同时也比前一辈人更加关联紧密，在对抗冰冷的社会现实时，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拥有更多力量。”
这一力量，便是数字青年的群体性力量。通过联网，数字青年们随时随地相互分享彼此眼中的世界，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思考和观点。同样是通过联接，他们能够规模性、持久性地挑战传统观念带给他们的压迫感，而非如同前辈人群那般，更多是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和向现实妥协。
联网状态，即便当前还只是处于“弱联接”状态，给年青一代带来的群体性感觉，也胜过以前无联接的时代。数字化环境下成长的数字青年们，即便在学校更换、进入社会之后，仍然和曾经的朋友通过网络保持关联，他们能够获悉彼此日常的行程、工作和生活，在了解彼此现实性格的同时，也对对方在虚拟网络中的人格和态度，有所了解，从线下到线上，不仅不曾割裂，甚至从童年开始，就试图融合两个世界。

独立的“我们”
和前人们不同，数字青年们虽然在成长阶段，也非常强调个性的张扬、自我的价值、独立的世界观；但网络的便利，使得更为紧密和频繁的联接成为现实，在个体价值观和个人理想尚未被现实社会冲击乃至击溃之前，数字青年们已经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转变。
对于那些在年青时并未联网的人们而言，尽管如今也成为“数字移民”，但由于在进入社会时，是以个体方式“孤独地进入社会”，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朋友圈、认同感，乃至大学毕业前的理想和观点，在进入现实社会后，逐步被排挤和重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在实际的社会工作和生活挤压下，数字移民们形成了新的价值体系。最大的共性在于，数字移民们的生活和工作，仍然是一个个独立的“我”。
数字青年则和数字移民有着明显差异。“数字青年们还在成长阶段，就已经脱离了家长的‘控制范围’，他们通过同学间的相互借鉴，在互联网上寻找自己关心的话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多地是自行构建起来的，而不像我们一样，更多地由家庭和学校构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博士对《营赢》表示。

李强博士一度因为关注手机互联网黄色信息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而广为人知。
如今，他的关注重点，则是如何引导青年人群对于科学技术的热情。
　“联接的广泛性和深度性加强，优点在于，其鼓励了数字青年的探索精神，这也意味着，未来社会的主力人群，将更敢于向权威挑战。问题在于，这使得数字青年的发展，面临未知和不可控，而且容易加剧社会不同年龄层之间的沟通障碍。”李强表示。
　　相对于前代人的独立和自我，数字青年不仅继续保持了这一特征，还因为联接的存在，使得他们能够在“自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到群体认同感，发展成为“我们的独立和自我”。
　　随着群体化特征被强化，数字青年们的“独立”，能够获得来自同年龄群体更多的支持，也因此而更可能倾向于坚守他们的既有理想。

理想至上
　　市场调研机构计世资讯，和华为公司市场洞察部一起，针对全球范围内15至25岁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数字青年”在这一年龄层的占比，已经达到惊人的大多数。而调查同样表明，对于已进入社会或者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多数数字青年而言，他们认为，坚持理想，并不会妨碍他们获得现实世界的成功。
　　相反，在接受《营赢》访问时，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数字青年在虚拟网络世界所获得的认知和平等感，可能会导致青年们对现实社会的既有结构，持有质疑甚至反对态度。数字青年们将会比前人更加强烈地抵制层级观念，以及基由经济实力划分社会等级的旧有秩序。
　　专家们认为，由于大部分社会权力，仍被更为年长的人们所把握，数字青年的群体性和规模性出现，以及他们突出的质疑精神，将导致整个社会权力下放和更迭的进程放缓。
　　许多接受调查的数字青年“天真地”表示，他们对此并不在乎，“因为我们等得起”。而在这一前提下，更多的数字青年们表示，在未来选择工作或者调整工作时，将考虑“理想优先”，只有很少部分的人，选择态度向“更高收入”倾斜。
　　理想优先的主体倾向，使得人类社会的第一批数字青年们，无可避免地将为整个世界的未来，承担“第一代数字青年”所必然面对的代价：在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之后，分享这个世界的决定权，将面临更为漫长的等待。
　　正面的反馈是，在确实懂得了这一“代价”产生的根本之后，绝大多数接受《营赢》当面访谈的数字青年表示，“我们仍然不会后悔”。
　　未来十年，随着更多的数字青年进入社会，将会悄然引发人类史上的一场新革命：整个人类将从不断改良和渐进了数百年的工业革命道路，转向迎接数字化、网络化，乃至“全联接”所带来的社会结构重塑。
　　有幸的是，从如今的第一代数字青年开始，“理想”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达到如此的重要程度和高度。理想，不再只是人们在描述到达不了的美好时才会使用的词汇。理想至上，有可能首次成为全体人类现实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就现实而言，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是数字青年们是否适应企业和行业的需要，而是企业和行业，是否能够接纳和适应数字青年们更快发展的渴望。所有的一切都将联网，只是时间问题。
　　早在1983年，“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在其脍炙人口的歌曲《未来的主人翁》中，如此描述他所不喜欢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时过境迁，随着地球村从概念逐步变成现实、数字时代一步步攀上新层次，尤其是随着数字青年一代开始崛起，每一个出生的儿童，将逐步变成“电脑儿童”、“智能手机儿童”。网络，将在不远的未来，无处不在。

联接重塑社会结构
在懂得使用电脑、网络和智能手机后，刻意自主地选择远离网络，可以作为一种生活选择和态度。但是，如果不懂得电脑和网络，将在未来社会寸步难行。
“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仍然需要罗大佑这样的反思者和艺术家。同样也要看到，‘罗大佑们’只会在某个层面尤其是人文学方面获得认可，而不再会成为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反思者和思想家。”人类社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晓对《营赢》说。
　　李晓认为，网络联接带给人类的转变，不仅前所未有，“甚至是现实比理论更先建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李晓对《营赢》称，“在此之前，人类社会总是有一些卓越的理论家和学者，能够把握到未来社会的发展脉络，并予以前瞻性的理论描述，而当全球转向数字化社会之后，大思想家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奢侈期盼，甚至已经不再可能出现了。”
　　尼葛洛庞帝也在6月25日的一场对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网络的精髓正是在于，没有人能够控制它，但它总是能够奏效。
　　现实社会的世俗金字塔结构，精英治理国家和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会改变，但精英的定义和标准，或许将因为全球化的网络联接而出现巨大变化。同时，对于精英的认同，将不再如过往般，是普适性和广泛性的。
　　“精英们也将被迫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被部分认可、而不是广泛认可，甚至主要认可的现实。”李晓称。
　　这一切的产生，都源于网络的存在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及ICT技术更大纵深和更宽范围的双重融合。
网络虚拟社会的存在，使得人们在社会“去中心化”的思维上迅速前行，并将促使这一思潮，引入到现实社会之中。
　　“无论是学校、企业，乃至政府和社会，旧有的管理思路，将会逐步被质疑、被更新、被淘汰，甚至难以为继。”李强对《营赢》称。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随着数字青年大批进入社会，最终占据社会人群的绝大部分，现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将逐步瓦解，而诞生出新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任何行业，都会出现所谓流程重塑的过程，而当行业重塑叠加，则形成整个社会的重新架构。”王煜全说。
　　然而，所有的行业是否做好准备了呢？王煜全认为，企业和行业永远无法做好准备。“面对一个未知，什么样的准备，都是盲人摸象的徒劳而已。”但王煜全同时认为，该来的总会到来，企业也好，行业也罢，乃至整个社会，如果能够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都将不会是最坏的结果。
　　“当前的管理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考虑到管理成本问题，管理者们往往考虑的是堵而不是疏。”李强如此评价。李强称，对信息技术和网络联接的恐惧，已经成为当前管理者们的最大掣肘，“而且从长期来看，成本不降反升。”
　　联接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如何顺应这一趋势，并且及时做出调整，才是行业和社会话语权掌握者们，更应该关注的重点。

开启未来
　　在前往美国留学之前，谭明轩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教会了他的爷爷“熟练地使用微信和FaceTime”。多年前的一场事故，让谭明轩失去了父母，如今，爷爷成为这个世界上，他最亲的人。在谈及数字青年的未来时，谭明轩明确表示，如果失去感情的联络，这个世界就毫无未来，遑论“开启未来”的话题。
　　所幸的是，当信息技术发展到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数字青年的谭明轩，只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已经可以帮助到身为“数字贫民”的爷爷。
　　和很多留学生类似，谭明轩不再是通过中介机构获得美国学校的招生机会，而是一切借助互联网自己完成，“有时候会和其他同学相互帮忙，最终我拿到了全奖留学。”他说。而更多的学生，道路则和谭明轩不同，他们将面对现实的社会。
　　或许，在五年前，懂得基础的网络和计算机知识，仍然是优先获得工作机会的条件。如今，懂得通过互联网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成为应聘者们面对人力资源主管时，更需要回答的问题。
　　“几乎已经没有一个行业，不再关心使用网络的能力。” 谭明轩的同班同学李原志对《营赢》说。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数字青年们人人都懂得上网，也反过来促使“网络办公、网络协同”，成为年青人选择企业的标准之一。“很难想象，哪怕是一个传统企业，会觉得自身和网络毫无关联。”李原志说。
　　就年青人的理解而言，网络更多的还是互联网，而对于研究专家们来说，网络则意味着所有的联接。“有些联接，是年青人看不到的，但它们会更深层次地决定年青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方式，比如物联网。”王煜全说。
　　数字青年们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显然超越了专家学者们的思考。他们认为，成为未来的主人翁，更重要的，不只是利用互联网获得相互的信息沟通，而是懂得利用所有的网络联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其中也包括对设备联网的洞察，乃至对云计算在内的最新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很多企业领导者，还是借助于大公司的技术专家的解释和帮助，而当公司业务流程重新确立、技术专家们离开之后，实际掌握公司的，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年青工作者接受调研时表示。他们认为，企业领导者当前所控制的，只是业务和财务，而在未来，这一切也都将移交给他们这代人，所有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信息技术介入后的企业转型期，成为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行业当前所面临的现状，而数字青年们则认为，身为“新鲜血液”的他们，将能够主导并快速推动所在企业的信息化进程。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更善于发现提升效率的信息手段，问题是，很多时候来自领导层的犹豫，使得推进成为不可能。就现实而言，有些能够快速推进的手段，比如采购流程虽然电子化了，但是和上游提供商产能库之间的直接对接，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却没有去做。”在某手机制造商企业负责电子业务流程的段明昊称。不过，已经工作三年的段明昊，已经稍微成熟，他也表示，“或许公司有自己的战略步骤，欲速则不达。”
　　在超越人为因素之外，相对于前人、前辈而言，数字青年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动着信息技术应用的步伐。同样，在遭遇问题后，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不满和挫折感。
　　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对于数字青年们而言，他们考虑的，反而不是在面向未来时，企业领导者们的犹疑和逡巡不前有可能造成机遇的失去，而是“这是否在浪费我的生命”这样更为自我的思考和质疑。
　　就现实而言，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是数字青年们是否适应企业和行业的需要，而是企业和行业是否能够适应数字青年们更快发展的渴望。无论是权威专家尼葛洛庞帝，还是普通的数字青年，对于未来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所有的一切都将联网，只是时间问题。开启未来，已经成为每一个“数字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趋同性诉求。同样，开启未来，也已经成为企业和行业的步伐是否能够跟随青年们思维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