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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 村民刘伟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十多个男孩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多生’，就只能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于华曾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 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农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走小路。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在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 2个孩子, 所以生第 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考虑到大多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孩半政策，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刘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占到了7.34%。”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十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 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开展。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这个判断得到几乎所有专家的共识: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罪恶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