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此岸”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过的一组概念。简单地说，此岸是现实世界，而彼岸则是抽象的精神世界。而在《精神现象学》里，绝对精神也就是彼岸与此岸完美统一理想的钥匙，也就是上帝的精神，于是黑格尔惊呼“我发现了上帝”。如果说黑格尔认为此岸与彼岸的统一唯有绝对精神才可实现，那么在康德的认识论里，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已经将上帝悬置为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但正是这个不可知性给了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留下了无数条道路，因为人虽然不能认识上帝，却能思维上帝。真相只有一个，思路却有多种，这里面就预示着千变万化甚至于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信念，宗教信仰、直觉主义、理性主义甚至于某种神秘主义皆来源于各自的信念——将此岸与彼岸连接的桥梁——之上。
林嘉文和江绪林从遗书的行文和内容上看绝不是一类人，却恰好与上述两位的理论相似，前者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彼岸与此岸而觉得人生了无生趣，对此岸与彼岸的差别细思恐极，而后者认为自己永远认识不了真理而德性有亏。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两种情况一概地贴上“精神洁癖”的标签来加以归纳和解释，但将两者一概而论的做法怎么看都像是给大众灌输一种“我没有精神洁癖我自豪”的莫名优越感，以至于有过精神生活理想的人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被歧视群体，被信奉效用主义的大众贴上了“无用”“脆弱”的标签。放下这些标签，以一颗平静的心来阅读他们的遗书，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尊重——精神生活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并不被人推崇，但至少请不要用异样的成见去鄙视，有些人只是在彼岸走得太远却找不到回到此岸的路而已。我想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是人们搭起回归的桥梁而不是用鄙夷的目光将他们彻底地赶去孤岛。
“人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这组康德经典的二律背反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经典的一句“人生来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勾勒出了彼岸与此岸之间张力的源头，这是人在世的罪与罚，但在这样的张力中又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这不正是我们所寻找的最微妙最有趣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