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云秦桧排挤同僚，窃取相位。将南宋范宗尹、吕颐浩、朱胜非、张浚、赵鼎等宰相被罢免相位，均归罪于秦桧，诋毁颇多。鉴此，考究秦桧入相的背景与成因，颇为必要。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桧自金国逃归南宋，被高宗皇帝接见时，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 ①的分治主张而颇得高宗赏识。当时，宰相范宗尹也看好秦桧，向高宗推荐其所草国书。是故高宗对桧更为看重，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②遂任秦桧为礼部尚书，赐银帛二百疋。
在秦桧参政之前，就有朝官论范宗尹之过失。《系年要录》卷四二记载：“时长卿等上书论范宗尹过失。诏责以中伤大臣，力肆诋毁。”御史沈与求对范宗尹也有论劾。尽管皇上对尹多有包涵乃至庇护，但让其继续任相，似乎已成问题。
宋高宗复宋伊始，考虑最多的是保持赵宋基业，迎回二帝及母亲韦太后。当时金强宋弱，强为硬拼等于自取灭亡，不但会彻底断送赵宋基业，而且断绝二帝及太后生路。因为激怒金人会怒杀二帝及太后，而后借口彻底灭宋。在这种情况下，高宗量力而为，确立以和保宋的基本国策，不失为明智之举。
问题是部分国人尤其是某些朝官简单以“和”、“战”说事，认为议和就是投降，就是卖国。
高宗毕竟志向宏大，眼光长远，更知保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着眼于保生存、求发展，不从力战之说，从长计议，不避毁谤，理直气壮地推进和议。
但是，要将以和保国，通过和议迎回至亲的心愿变为现实，有赖于宰执得力推进。遗憾的是，自南宋建立以来，高宗换了六位宰相，都未能在此有所作为。宋高宗思亲日笃，压力日重，对宰执也期望日重。奈范宗尹勤勉有余，魄力不足，忙于时务，碌碌无为。高宗对其逐渐失望，遂“召江东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吕颐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③ 。
宋高宗欣赏秦桧忠朴，更看中其讲和之议，似乎在无助之中看到希望，欣慰与感奋之余，于绍兴元年二月将其晋为参知政事，旨在壮大议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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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记事。
②同上。
③《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辛酉记事。
当时，朝官对秦桧大多认可。龙图阁待制孙觌时知临安府，以启贺桧有曰：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
属国唐，杜甫麻鞵①。
范宗尹则政声日下，时议日多。绍兴元年六月，“诏尽鬻诸路官田，每路以宪臣总领措置，朝廷为择干办官一员佐之。时范宗尹以军兴用度不足，故有此议，令下，民大以为扰，后迄不行。此为沈与求奏宗尹第三罪张本”②。
绍兴元年七月，宋高宗特诏江东西福建广东委帅臣吕颐浩回朝，备以取代范宗尹，“遂召翰林学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轻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庙堂之尊，而负天下之谤；以人主之孝，而暴君亲之非。朕方丁宁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废格。’ 诏书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逾一年，始宗尹与辛道宗兄弟往来甚密。上不乐之，及是遽罢”③。
在范宗尹罢相注中，沈与求条具大罪二十，④且用语比较客观。
范宗尹罢相次月，即八月廿三日，秦桧才以参知政事，晋升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成为南宋朝廷宰相之一。
秦桧之所以得以拜相，并非靠阴谋诡计，纯粹是高宗嘉其忠朴，赞其和议，欲寄重托而任之。从其参政到拜相，没有任何不端言行，云其窃取相位，似是无稽之谈。倒是有人使用阴招，使秦桧次年罢相。
秦桧任右相次月的九月癸丑，吕颐浩也复为左相。由于性格使然，吕颐浩颇难合作。秦桧受其抑制，无所作为。高宗洞察其情，于绍兴二年四月初四日谕二相曰:“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⑤为秦桧有效履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桧知恩图报，尽其职而日见成效，尤其是奉旨运筹修政局，颇得圣意。绍兴二年六月“乙卯，上谓秦桧曰：‘周宣内修政事，外复疆土。近设修政局，令百官各条具利害，甚善。所谓修车马备器械，以及外御之事，卿更宜讲求’”⑥。
目睹秦桧深得圣意，吕颐浩妒忌之余，千方百计将其排挤出朝：
“绍兴二年秋七月辛巳，诏吕颐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朱
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颐浩荐胜非，盖倾秦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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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二月辛巳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癸酉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丙辰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丁巳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乙卯记事。
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乙卯记事。
《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辛巳记事。
朱胜非虽罢相在外，但在“刘苗兵变”中对高宗有救驾之功，颐浩引其为助，不失为最佳人选。加上颐浩本人也在“刘苗兵变”中对高宗有救驾之功，以两人的特殊关系影响高宗，排挤秦桧，自然不成问题。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吕颐浩自江上还，欲倾秦桧而未得其要。过平江，守臣席益谓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乃引胜非为助。故以胜非同都督诸军事”①。
吕颐浩引胜非为助，以先去秦桧“党魁”，然后一举倾桧之方略，已见端倪。
“绍兴二年八月己酉，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刘棐行右司谏。颐浩用二人，将以逐桧也” ②。
此外，吕颐浩善于利用王居正、权邦彦、綦崇礼等大臣对秦桧妒忌或不满，合力逐桧：
——黄龟年等先论秦桧“党魁”胡安国，意在挫之而不敢妄动。继而颐浩乘势而上，一举剪除支持秦桧理政之朝臣。胡安国，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等相继落职，“为吕颐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③。由是秦桧孤立无助，处境艰难。
——起居郎王居正表现尤为“出色”，凛然而面君论桧。“居正素与秦桧善。桧为执政，尝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及拜相所言，皆不雠。居正见上曰：‘秦桧
尝语臣，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啖饭，共图中兴。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
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愿陛下以臣所言，问桧所行’” ④。
由于“居正素与秦桧善”，其言分量显然不轻。尽管上奏“至交”是非者，无疑亦为是非人，然宋高宗素来偏听偏信，宁信其有而对桧心生疑忌。加之议和无所进展，秦桧罢相，势所必然。
——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则对秦桧上疏弹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 ⑤。
秦桧知朋党难敌，“即上章辞位，上未许。前一日，颐浩与参知政事权邦彦
留身，上前复言桧之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上谓崇礼曰：‘桧言南人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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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壬辰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巳酉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壬子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丁卯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记事。
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崇礼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巳成，翌日制责
桧曰：‘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摈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顾窃弄于威柄，虑或长于奸朋。’桧既免，上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①。
吕颐浩等逐桧之举，可谓谋之有方，功效卓著。綦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巳成”，则说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
至于秦桧再相，则缘于此前为相者多有失误，论之亦多而罢相。尤其是宋高宗冷静反思、细心考察，对秦桧又生好感。
吕颐浩倾桧既成，独操朝政，党同伐异，宁滥勿漏。桧所用者，不问优劣，一概铲除。连一些贤宦名将，也因不利其为相而以邪党斥之:李纲以复相有望，遭其排挤；韩世忠威望过高，亦多加抑制……
但是，吕颐浩终不能压制言论。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败坏法度” ②。继而朝官对其论弹劾颇多。吕颐浩无奈，托词有疾而辞职。殿中侍御史常同不依不饶，论其“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 ③等十大罪状，舆论呼应，令颐浩难堪。“吕相颐浩喜酒色，侍妾十余，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厚赂取之，吕力争，用数千缗得
盛，三孺人者遂预外事，公然交通韩氏，中外因以媒进”④。论劾与非议互为作用，相得益彰，使吕颐浩声名狼藉，再遭罢相。
绍兴二年九月，朱胜非得以复相，然乏为相之德才，无所作为，遂于次年即绍兴四年九月也再遭罢相。
于绍兴四年九月拜相的赵鼎，倒也正气凛然，但也难免党争之弊，对吕颐浩、朱胜非部属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等予以排斥，加之措置战事失当，也难免遭遇论劾，故于绍兴六年十二月无奈辞职。
如此频繁换相，决非高宗本意。但台谏对宰相监督之严，论劾之多，连皇上也难以左右。如吕颐浩与朱胜非在“刘苗兵变”期间，对高宗有救驾之功，任相
后屡遭台谏论劾，皇上虽然有心袒护，但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只要宰相有明显过失，朝官必有论劾，一直到罢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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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元年三月甲寅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戌记事。
③ 同上。
④《系年要录》卷一Ο九，绍兴七年三月辛巳记事。
张浚得赵鼎引荐参政，进而拜相主管边事，又缘措置战事大获胜捷而声威日隆，与赵鼎相形见绌，两人渐生芥蒂，甚至近乎势不两立。不知是出于有意倾鼎，还是真的看中秦桧忠朴，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张浚以秦桧在靖康敢于请立赵氏，可与共天下事，乞诏秦桧令赴行在所奏事”①。
秦桧外讷内秀，颇有见地，尤其是议和意笃，让宋高宗印象深刻。加上秦桧每次面圣，语言审慎而透彻，简洁而睿智，总让宋高宗有所启迪，产生共鸣。
绍兴五年三月三十日，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秦桧主张“慰金”与“讨逆”并用，言靖康以来和战之说纷然，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沮，皆非至当之画。为国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虚张为强，亦不必以力弱为怯。其论“战”、“和”之条件与方略，颇有见地。可见秦桧并非一味讲和，必要时主张“讨逆”，以战促和，使宋高宗刮目相看。绍兴二年八月己亥，面对吕造舟签军来侵，“上曰：‘可招可击？’秦桧曰：‘不战何以休兵？’”②可见秦桧“以战促和”态度鲜明。
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以金人便于弓矢，秦桧上书‘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上曰：‘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 ③。
也许缘于秦桧审慎忠朴，也赢得赵鼎好感。绍兴六年八月，“鼎之初相也，上谓曰：‘卿既还相位，现任执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桧不可令去。’张守陈与义乞罢，上皆许之。桧亦留身，求解机务。上曰：‘赵鼎与卿相知，可以必安。’桧至殿庐，起身向鼎谓曰：‘桧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⑤。
绍兴六年十二月，秦桧缘于颇得人心，“一时仁贤荐桧尤力” ④，呼声日高。
张浚、赵鼎都认可秦桧，“仁贤荐桧尤力”，对宋高宗显然产生积极影响。重新起用秦桧，势所必然。
绍兴七年正月廿五日，宋高宗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其待遇依时任宰相。秦桧保持低调，遂有“乞立知枢密院事班，不许；桧又乞于宰臣之后、执政之前，别作一班，亦不许；桧又奏言，窃恐未尽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请，仍乞应干恩数，比宰臣并行裁减。上优诏，谕之桧第二奏”①之记载。由此可见，高宗对秦桧极为重视，让其复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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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一Ο四，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己亥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一Ο四，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戊戌记事。
九月十四日，枢密使秦桧为明堂大礼使，代张浚；廿三日，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这些迹象表明，秦桧复相指日可待。
频繁换相，事倍功半，使宋高宗深感能为自己排忧解难、成就伟业的宰相实在难求。看到秦桧堪为大用，高宗欣慰之余，又担心察之不透，遂细询赵鼎。绍兴八年三月初六日，“赵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无异议者。’又曰：‘秦桧久在枢府，得无怨望否？’鼎曰：‘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 ②。这对高宗决意重用秦桧，无疑至关重要。
正所谓水到渠成。次日，秦桧得以恢复相位，制词有曰：
具官秦桧，秉德宽裕，涉道渊微，守经权而知其宜，临大节而不可夺。建兹图旧，付以本兵。忧国忘家，遁词主无二，献可替否？守节不阿。蕴蓍龟先见之明，有松柏后之操。③
到底秦桧是否窃取相位？相信读者心里都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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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一Ο八，绍兴七年正月丁亥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壬辰记事。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三，绍兴八年三月七日壬辰记事。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桧自金国逃归南宋，被高宗皇帝接见时，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 ①的分治主张而颇得高宗赏识。当时，宰相范宗尹也看好秦桧，向高宗推荐其所草国书。是故高宗对桧更为看重，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②遂任秦桧为礼部尚书，赐银帛二百疋。
在秦桧参政之前，就有朝官论范宗尹之过失。《系年要录》卷四二记载：“时长卿等上书论范宗尹过失。诏责以中伤大臣，力肆诋毁。”御史沈与求对范宗尹也有论劾。尽管皇上对尹多有包涵乃至庇护，但让其继续任相，似乎已成问题。
宋高宗复宋伊始，考虑最多的是保持赵宋基业，迎回二帝及母亲韦太后。当时金强宋弱，强为硬拼等于自取灭亡，不但会彻底断送赵宋基业，而且断绝二帝及太后生路。因为激怒金人会怒杀二帝及太后，而后借口彻底灭宋。在这种情况下，高宗量力而为，确立以和保宋的基本国策，不失为明智之举。
问题是部分国人尤其是某些朝官简单以“和”、“战”说事，认为议和就是投降，就是卖国。
高宗毕竟志向宏大，眼光长远，更知保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着眼于保生存、求发展，不从力战之说，从长计议，不避毁谤，理直气壮地推进和议。
但是，要将以和保国，通过和议迎回至亲的心愿变为现实，有赖于宰执得力推进。遗憾的是，自南宋建立以来，高宗换了六位宰相，都未能在此有所作为。宋高宗思亲日笃，压力日重，对宰执也期望日重。奈范宗尹勤勉有余，魄力不足，忙于时务，碌碌无为。高宗对其逐渐失望，遂“召江东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吕颐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③ 。
宋高宗欣赏秦桧忠朴，更看中其讲和之议，似乎在无助之中看到希望，欣慰与感奋之余，于绍兴元年二月将其晋为参知政事，旨在壮大议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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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记事。
②同上。
③《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辛酉记事。
当时，朝官对秦桧大多认可。龙图阁待制孙觌时知临安府，以启贺桧有曰：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
属国唐，杜甫麻鞵①。
范宗尹则政声日下，时议日多。绍兴元年六月，“诏尽鬻诸路官田，每路以宪臣总领措置，朝廷为择干办官一员佐之。时范宗尹以军兴用度不足，故有此议，令下，民大以为扰，后迄不行。此为沈与求奏宗尹第三罪张本”②。
绍兴元年七月，宋高宗特诏江东西福建广东委帅臣吕颐浩回朝，备以取代范宗尹，“遂召翰林学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轻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庙堂之尊，而负天下之谤；以人主之孝，而暴君亲之非。朕方丁宁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废格。’ 诏书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逾一年，始宗尹与辛道宗兄弟往来甚密。上不乐之，及是遽罢”③。
在范宗尹罢相注中，沈与求条具大罪二十，④且用语比较客观。
范宗尹罢相次月，即八月廿三日，秦桧才以参知政事，晋升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成为南宋朝廷宰相之一。
秦桧之所以得以拜相，并非靠阴谋诡计，纯粹是高宗嘉其忠朴，赞其和议，欲寄重托而任之。从其参政到拜相，没有任何不端言行，云其窃取相位，似是无稽之谈。倒是有人使用阴招，使秦桧次年罢相。
秦桧任右相次月的九月癸丑，吕颐浩也复为左相。由于性格使然，吕颐浩颇难合作。秦桧受其抑制，无所作为。高宗洞察其情，于绍兴二年四月初四日谕二相曰:“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⑤为秦桧有效履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桧知恩图报，尽其职而日见成效，尤其是奉旨运筹修政局，颇得圣意。绍兴二年六月“乙卯，上谓秦桧曰：‘周宣内修政事，外复疆土。近设修政局，令百官各条具利害，甚善。所谓修车马备器械，以及外御之事，卿更宜讲求’”⑥。
目睹秦桧深得圣意，吕颐浩妒忌之余，千方百计将其排挤出朝：
“绍兴二年秋七月辛巳，诏吕颐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朱
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颐浩荐胜非，盖倾秦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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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二月辛巳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癸酉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丙辰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丁巳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乙卯记事。
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乙卯记事。
《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辛巳记事。
朱胜非虽罢相在外，但在“刘苗兵变”中对高宗有救驾之功，颐浩引其为助，不失为最佳人选。加上颐浩本人也在“刘苗兵变”中对高宗有救驾之功，以两人的特殊关系影响高宗，排挤秦桧，自然不成问题。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吕颐浩自江上还，欲倾秦桧而未得其要。过平江，守臣席益谓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乃引胜非为助。故以胜非同都督诸军事”①。
吕颐浩引胜非为助，以先去秦桧“党魁”，然后一举倾桧之方略，已见端倪。
“绍兴二年八月己酉，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刘棐行右司谏。颐浩用二人，将以逐桧也” ②。
此外，吕颐浩善于利用王居正、权邦彦、綦崇礼等大臣对秦桧妒忌或不满，合力逐桧：
——黄龟年等先论秦桧“党魁”胡安国，意在挫之而不敢妄动。继而颐浩乘势而上，一举剪除支持秦桧理政之朝臣。胡安国，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等相继落职，“为吕颐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③。由是秦桧孤立无助，处境艰难。
——起居郎王居正表现尤为“出色”，凛然而面君论桧。“居正素与秦桧善。桧为执政，尝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及拜相所言，皆不雠。居正见上曰：‘秦桧
尝语臣，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啖饭，共图中兴。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
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愿陛下以臣所言，问桧所行’” ④。
由于“居正素与秦桧善”，其言分量显然不轻。尽管上奏“至交”是非者，无疑亦为是非人，然宋高宗素来偏听偏信，宁信其有而对桧心生疑忌。加之议和无所进展，秦桧罢相，势所必然。
——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则对秦桧上疏弹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 ⑤。
秦桧知朋党难敌，“即上章辞位，上未许。前一日，颐浩与参知政事权邦彦
留身，上前复言桧之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上谓崇礼曰：‘桧言南人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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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壬辰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巳酉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壬子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丁卯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记事。
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崇礼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巳成，翌日制责
桧曰：‘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摈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顾窃弄于威柄，虑或长于奸朋。’桧既免，上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①。
吕颐浩等逐桧之举，可谓谋之有方，功效卓著。綦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巳成”，则说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
至于秦桧再相，则缘于此前为相者多有失误，论之亦多而罢相。尤其是宋高宗冷静反思、细心考察，对秦桧又生好感。
吕颐浩倾桧既成，独操朝政，党同伐异，宁滥勿漏。桧所用者，不问优劣，一概铲除。连一些贤宦名将，也因不利其为相而以邪党斥之:李纲以复相有望，遭其排挤；韩世忠威望过高，亦多加抑制……
但是，吕颐浩终不能压制言论。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败坏法度” ②。继而朝官对其论弹劾颇多。吕颐浩无奈，托词有疾而辞职。殿中侍御史常同不依不饶，论其“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 ③等十大罪状，舆论呼应，令颐浩难堪。“吕相颐浩喜酒色，侍妾十余，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厚赂取之，吕力争，用数千缗得
盛，三孺人者遂预外事，公然交通韩氏，中外因以媒进”④。论劾与非议互为作用，相得益彰，使吕颐浩声名狼藉，再遭罢相。
绍兴二年九月，朱胜非得以复相，然乏为相之德才，无所作为，遂于次年即绍兴四年九月也再遭罢相。
于绍兴四年九月拜相的赵鼎，倒也正气凛然，但也难免党争之弊，对吕颐浩、朱胜非部属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等予以排斥，加之措置战事失当，也难免遭遇论劾，故于绍兴六年十二月无奈辞职。
如此频繁换相，决非高宗本意。但台谏对宰相监督之严，论劾之多，连皇上也难以左右。如吕颐浩与朱胜非在“刘苗兵变”期间，对高宗有救驾之功，任相
后屡遭台谏论劾，皇上虽然有心袒护，但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只要宰相有明显过失，朝官必有论劾，一直到罢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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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元年三月甲寅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戌记事。
③ 同上。
④《系年要录》卷一Ο九，绍兴七年三月辛巳记事。
张浚得赵鼎引荐参政，进而拜相主管边事，又缘措置战事大获胜捷而声威日隆，与赵鼎相形见绌，两人渐生芥蒂，甚至近乎势不两立。不知是出于有意倾鼎，还是真的看中秦桧忠朴，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张浚以秦桧在靖康敢于请立赵氏，可与共天下事，乞诏秦桧令赴行在所奏事”①。
秦桧外讷内秀，颇有见地，尤其是议和意笃，让宋高宗印象深刻。加上秦桧每次面圣，语言审慎而透彻，简洁而睿智，总让宋高宗有所启迪，产生共鸣。
绍兴五年三月三十日，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秦桧主张“慰金”与“讨逆”并用，言靖康以来和战之说纷然，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沮，皆非至当之画。为国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虚张为强，亦不必以力弱为怯。其论“战”、“和”之条件与方略，颇有见地。可见秦桧并非一味讲和，必要时主张“讨逆”，以战促和，使宋高宗刮目相看。绍兴二年八月己亥，面对吕造舟签军来侵，“上曰：‘可招可击？’秦桧曰：‘不战何以休兵？’”②可见秦桧“以战促和”态度鲜明。
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以金人便于弓矢，秦桧上书‘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上曰：‘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 ③。
也许缘于秦桧审慎忠朴，也赢得赵鼎好感。绍兴六年八月，“鼎之初相也，上谓曰：‘卿既还相位，现任执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桧不可令去。’张守陈与义乞罢，上皆许之。桧亦留身，求解机务。上曰：‘赵鼎与卿相知，可以必安。’桧至殿庐，起身向鼎谓曰：‘桧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⑤。
绍兴六年十二月，秦桧缘于颇得人心，“一时仁贤荐桧尤力” ④，呼声日高。
张浚、赵鼎都认可秦桧，“仁贤荐桧尤力”，对宋高宗显然产生积极影响。重新起用秦桧，势所必然。
绍兴七年正月廿五日，宋高宗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其待遇依时任宰相。秦桧保持低调，遂有“乞立知枢密院事班，不许；桧又乞于宰臣之后、执政之前，别作一班，亦不许；桧又奏言，窃恐未尽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请，仍乞应干恩数，比宰臣并行裁减。上优诏，谕之桧第二奏”①之记载。由此可见，高宗对秦桧极为重视，让其复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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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一Ο四，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己亥记事。
③《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记事。
④《系年要录》卷一Ο四，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记事。
⑤《系年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戊戌记事。
九月十四日，枢密使秦桧为明堂大礼使，代张浚；廿三日，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这些迹象表明，秦桧复相指日可待。
频繁换相，事倍功半，使宋高宗深感能为自己排忧解难、成就伟业的宰相实在难求。看到秦桧堪为大用，高宗欣慰之余，又担心察之不透，遂细询赵鼎。绍兴八年三月初六日，“赵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无异议者。’又曰：‘秦桧久在枢府，得无怨望否？’鼎曰：‘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 ②。这对高宗决意重用秦桧，无疑至关重要。
正所谓水到渠成。次日，秦桧得以恢复相位，制词有曰：
具官秦桧，秉德宽裕，涉道渊微，守经权而知其宜，临大节而不可夺。建兹图旧，付以本兵。忧国忘家，遁词主无二，献可替否？守节不阿。蕴蓍龟先见之明，有松柏后之操。③
到底秦桧是否窃取相位？相信读者心里都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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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一Ο八，绍兴七年正月丁亥记事。
②《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壬辰记事。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三，绍兴八年三月七日壬辰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