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人大多以政治眼光看待“主战”与“主和”，先入为主地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对秦桧促成“绍兴和议”攻讦颇多。《宋史·秦桧传》称之为“倡和误国”。
如此不看结果，单凭主张论其功罪，未免失之偏颇。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据实考究绍兴和议之得失，便可知道秦桧并非“倡和误国”。
首先，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生存发展，谈不上倡和误国。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在宋朝地盘上建立大楚国，立张邦昌为帝。次年三月，金人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为保赵宋王朝，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即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当时，金人大肆兴兵镇压，使南宋君臣东藏西躲，狼狈不堪。为了活命，为了南宋，宋高宗修函向金国乞求和议，奈金人毫不理睬，继续穷追猛打，使之随时有丧命之危，南宋也随时有亡国之虞。
为了保住赵宋基业，宋高宗不但在宋弱金强之时乞求和议，就是在南宋实力大增，足以抗衡金军以后，仍然坚持和议。因为高宗深知，与金人硬拼，必定两败俱伤。尤其是渡河北进，在北方平原与特长马战的金军作战，弊多利少，勉强取胜也要付出极大代价，甚至会由此迫使金人杀害二帝及母后。再说，万一战败丧师，势必重演靖康悲剧，招致宋国彻底灭亡。是故高宗坚持和议，毫不动摇。可惜早期没有足可助其成事之辅弼，以致焦劳数载，徒而无功。
原本主战的秦桧，也许从“靖康之耻”感悟到主战误国，抑或后来目睹金军强大，觉得强为战之最终使南宋吃亏，是故趋于理智，力倡和议，返宋之初就向高宗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①”的分治方略，即通过和议，宋金两国回归南北分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遗憾的是，此策被别有用心者歪曲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谓之将宋金臣民按籍贯划分归国，让作为北人的宋高宗以“无所归”恼怒秦桧而将其罢相。
秦桧复相以后，之所以继续力倡和议，缘于忠于君主，与高宗皇帝保持一致。
秦桧深知，囿于皇室家天下的本质属性，皇帝与臣民对“战”、“和”看法必定不同。皇帝虑及皇室基业，自然以和保邦，注定不敢妄动兵端。因为一旦战之
————
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记事。
失败，高宗受辱尚且不说，再次断送赵宋王朝，成为皇室罪人，将令其死不瞑目。臣民则不同，出于忠义之气，往往倾向于“战”，即使失败，甚至导致赵宋皇室灭亡也无所谓，反正谁当皇帝都一样。
由于秦桧思高宗所思，急高宗所急，故所提建议往往与其高宗不谋而合，深得圣意。同时，秦桧深知臣僚忠于君主就得理解皇上、支持皇上，力践旨意，百折不挠，是故对高宗的和议旨意，态度积极，执行得力，使高宗梦想成真，河南等故地得以收回，微宗梓宫与高宗母后得以奉迎归宋。更重要的是，南宋得以生存发展，前途光明。诚可谓可歌可泣，可喜可贺。这都是秦桧支持高宗，力倡和议的结果。鉴此，称秦桧“挽救南宋”、“再造南宋”都不为过，怎说秦桧“倡和误国”？
其次，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避免生灵涂炭，谈不上倡和误国。众所周知，长期战争不但将士多有伤亡，而且殃及百姓。如靖康元年，金人攻破太原城后，不但斩杀所有将士，还将城中老少尽行杀戮，令人触目惊心，是故古往今来，千计万策，能避免生灵涂炭的称为上策。宋高宗意识到，在难以武力结束战争的情况下，议和就是结束战争、避免生灵涂炭的最好办法，因而力主和议，旨在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后来奋起反击，也是为了以战促和，正如绍兴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高宗对大臣所言：
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已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①。
也许由于少年贫穷，秦桧的恤民意识尤为强烈，为结束战乱，避免生灵涂炭不遗余力，说服完颜昌和议休兵。对狂妄好战，败盟犯宋的完颜宗弼，则主张以迎击促进和议，保聚人民。如绍兴十一年正月初十日，以四太子过淮作过，秦桧签发《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
同奉圣旨，札下韩世忠、张俊、刘锜照会，紧切措置防备，仍行下所隶州县，保聚人民，以防抄掠。及札下岳飞照应措置，如探得贼马果来渡淮，即遣发精锐军马，腹背掩杀牵制②。
不难看出，其保民目的十分明确，抗金措置极为得力。同年三月十一日，以金军侵犯濠州，秦桧遵旨签发抗金力度更大的《报谕北官军如能擒杀兀术者除节度使省札》：
————
①《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记事。
②《金佗续编》卷十一，《丝纶传信录》卷十。
同奉圣旨，令诸路宣抚司报谕北官、军民，如能杀并或擒获兀术来归，管军民者除使相，余并除节度使，仍各赐银、绢五万匹、两，田壹百顷，第宅壹区①。
可见秦桧疼恨金人，立志抗金。
绍兴十年、十一年，宋军能够屡败金兵，让金人深知难以征服南宋而不得不回归和议，固然得益于宋高宗正确决策，宋军将士舍命抗战，也离不开秦桧等人的周密部署和正确指挥，是故宋高宗“诏去岁金人犯淮，捍御有方，将帅成不战却敌之功，乃辅弼奇谋，指纵之力。秦桧、王次翁各与一子职名②。”正是秦桧等协助宋高宗以战促和，将不可一世的金人打得丧失信心，乖乖回归和议，使南宋得以结束战乱，避免生灵涂炭。广大黎民也赖此不再流离失所，得以安居乐业，找回幸福。如此这般，怎说秦桧“倡和误国？”
再次，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中兴，谈不上倡和误国。“靖康之难”，金人不只掳走二帝等三千多人，还搬走宋国所有库银等大量财物，以致赵构复国时一穷二白，极为拮据。是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在极度困苦、十分衰弱的情况下恢复生机，不但顺利地度过难关，站稳脚跟，而且抓住机遇发展壮大，各行各业成就显现，成功促成南宋中兴。
不管世人对绍兴和议如何评价，也不管世人如何贬低秦桧，南宋通过和议得以生存发展乃至中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史称“南宋中兴”、“绍兴中兴”、“中兴之主”、“中兴四将”、“中兴四诗人”、“中兴十三处战功”…… 无疑是对南宋中兴的最好佐证，而这一期间主政者正是秦桧。
诚然，“中兴”不过是由衰微而得以复兴，不值得大肆炫耀。然而，南宋从生存困难，一穷二白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大力发展而得以中兴，可谓极为艰难，来之不易。指责秦桧“和议误国”，显然荒唐，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第四，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发达繁荣，谈不上倡和误国。如果说，南宋初期“中兴”，只是一般性发展，不足以拿来炫耀，那么，南宋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发达之国，以繁荣著称于世，则足可大书特书。
一直以来，由于人们将绍兴和议定性“误国”，将宋高宗与秦桧视为“屈膝投降”之经典，一旦有人提及南宋发展、成就或地位，就会招致非议或指责。如一九九九年，何忠礼、徐吉军先生所撰《南宋史稿》③稍为肯定绍兴和议，个别
————
①《金佗续编》卷十二，《丝纶传信录》卷十一。
②《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四月丙子记事。
③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史学专家就横加指责，认为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并无值得肯定的因素，断言“秦桧再造南宋”之说是经不住史实检验的。当然，这纯属学术探讨，不足为怪。但似乎可以说明，“和议误国”、“南宋懦弱”等“历史定论”，神圣而不可侵犯。
对南宋的发展与繁荣，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评价的，应该是王国平先生在《南宋史研究丛书》之代序——《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①。尽管王先生也认为宋高宗与秦桧妥协投降，倒行逆施，不好直接肯定南宋的发展成就，只好委婉地以“既要看到南宋……（消极）一面，更要看到南宋……（积极）一面”的赘述方式予以反映，但文中根据史实所概括的“南宋政权注重内治”，“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有杰出贡献”，“南宋在农业技术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南宋在制造技术上有高度成就”，“南宋在数学领域有巨大贡献”，“南宋在医药领域有重要贡献”，“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等发展成就，且论之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如“南宋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由宋前20个增至60个以上……”此外，许多人认为南宋的GDP，占当时世界总量较高的比例，有30%、50%、60%、80%等多种说法。虽然这些数据难以采信，但南宋的发达与繁荣，似乎不容置疑。加上以宋词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高度繁荣，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繁华之城”——京城临安……似乎足可说明，南宋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最富裕……
南宋如此发达，如此繁荣，上至汉唐，下到明清，哪个王朝有此成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南宋盛世”，指责秦桧“和议误国”，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王国平先生囿于“主和误国”之既定结论，不敢依据南宋发达繁荣的史实理直气壮地称之为“南宋盛世”，实在令人遗憾。由此可见，突破所谓的“历史定论”，回归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南宋，实属不易。
第五，绍兴和议使南宋人得以长期共享发展成果，谈不上倡和误国。纵观历代封建王朝，其上层尤其是统治者大都只顾自己挥霍，不顾百姓死活。宋高宗与
秦桧则大不相同，也许觉到南宋稳定与发展来之不易，抑或深深懂得爱民乃立国之本，都有深厚的恤民情怀，都有强烈的惠民意识，因而一直关注民生，同情民
————
①《秦桧研究》序。
苦，千方百计让百姓从发展中得到实惠。
南宋经济稍好以后，高宗君相为了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适当减免税收或有关收费，让利于民。如绍兴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以高宗昭示“减免租赋，少宽民
力……”秦桧等积极予以措置①。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初五日，以秦桧奏两国通和，农民安业，垦田渐广，户部财赋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籴和籴事。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见民以为苦，朝廷所降本钱，州县往往移用不以时给。纵有给处，又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时和岁丰，军储粗足，朕岂巳而不巳也。’中兴圣政史臣曰：‘汉孝宣光武生长民间，其知民疾苦，宜也。高宗以诸王总戎河朔，周知民间纤悉利害，虽即位二十年，犹能历历及之此。明主之所难也②。’”
南宋注重赈灾、救助，救民于困顿之中。如绍兴十八年“十二月乙卯朔，振明、越、秀、润、徽、婺、饶、信诸州流民③。”对贫民产子者予以资助，也有明确规定，如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命贫民产子赐义仓米一斛④。”
南宋让国人共享发展成果，很大程度在于普及教育。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南宋各州县普遍设立公立学校，办学规模、办学水平，较之北宋有很大发展。同时，大力鼓励社会办学，私塾村校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由城镇延伸到了乡村，使教育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⑤。
南宋以“养恤”、 “义仓”、 “义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体现“恤民”和“成果共享”。以“养恤”制度为例：在临安等城市中，宋廷针对不同对象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或贫穷潦倒乞丐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等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鳏寡孤独贫病
不能自存之人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秦桧执政后，凡在靖康、建炎年间以及被金人掳去北方的人士，不论出身，地位高低，凡抗金有功或
气节感人的死难英烈，一律予以褒扬，抚恤家属。对于生活贫困无力养育子女的人家给予生育补贴，对于穷人甚至包括关在监狱的囚犯给予免费医疗，免费或廉价提供官方生产的药品。算起来南宋的生育补贴和免费医疗，比西方的所谓‘福利社会’早了近八百年。
————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九。
②《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庚申记事。
③《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七。
④同上。
⑤参见何忠礼《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
不难看出，绍兴和议利国利民，值得称道。言者将其定论为“倡和误国”，显然颠倒黑白，践踏历史。
相反，如果按主战派的偏激主张，不顾一切地与金国硬拼下去，败则暂退，伺机报复，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势必将全国军民拉入没完没了的战火之中。无辜百姓，要么堕于涂炭，要么丧于
如此不看结果，单凭主张论其功罪，未免失之偏颇。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据实考究绍兴和议之得失，便可知道秦桧并非“倡和误国”。
首先，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生存发展，谈不上倡和误国。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在宋朝地盘上建立大楚国，立张邦昌为帝。次年三月，金人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为保赵宋王朝，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即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当时，金人大肆兴兵镇压，使南宋君臣东藏西躲，狼狈不堪。为了活命，为了南宋，宋高宗修函向金国乞求和议，奈金人毫不理睬，继续穷追猛打，使之随时有丧命之危，南宋也随时有亡国之虞。
为了保住赵宋基业，宋高宗不但在宋弱金强之时乞求和议，就是在南宋实力大增，足以抗衡金军以后，仍然坚持和议。因为高宗深知，与金人硬拼，必定两败俱伤。尤其是渡河北进，在北方平原与特长马战的金军作战，弊多利少，勉强取胜也要付出极大代价，甚至会由此迫使金人杀害二帝及母后。再说，万一战败丧师，势必重演靖康悲剧，招致宋国彻底灭亡。是故高宗坚持和议，毫不动摇。可惜早期没有足可助其成事之辅弼，以致焦劳数载，徒而无功。
原本主战的秦桧，也许从“靖康之耻”感悟到主战误国，抑或后来目睹金军强大，觉得强为战之最终使南宋吃亏，是故趋于理智，力倡和议，返宋之初就向高宗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①”的分治方略，即通过和议，宋金两国回归南北分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遗憾的是，此策被别有用心者歪曲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谓之将宋金臣民按籍贯划分归国，让作为北人的宋高宗以“无所归”恼怒秦桧而将其罢相。
秦桧复相以后，之所以继续力倡和议，缘于忠于君主，与高宗皇帝保持一致。
秦桧深知，囿于皇室家天下的本质属性，皇帝与臣民对“战”、“和”看法必定不同。皇帝虑及皇室基业，自然以和保邦，注定不敢妄动兵端。因为一旦战之
————
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记事。
失败，高宗受辱尚且不说，再次断送赵宋王朝，成为皇室罪人，将令其死不瞑目。臣民则不同，出于忠义之气，往往倾向于“战”，即使失败，甚至导致赵宋皇室灭亡也无所谓，反正谁当皇帝都一样。
由于秦桧思高宗所思，急高宗所急，故所提建议往往与其高宗不谋而合，深得圣意。同时，秦桧深知臣僚忠于君主就得理解皇上、支持皇上，力践旨意，百折不挠，是故对高宗的和议旨意，态度积极，执行得力，使高宗梦想成真，河南等故地得以收回，微宗梓宫与高宗母后得以奉迎归宋。更重要的是，南宋得以生存发展，前途光明。诚可谓可歌可泣，可喜可贺。这都是秦桧支持高宗，力倡和议的结果。鉴此，称秦桧“挽救南宋”、“再造南宋”都不为过，怎说秦桧“倡和误国”？
其次，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避免生灵涂炭，谈不上倡和误国。众所周知，长期战争不但将士多有伤亡，而且殃及百姓。如靖康元年，金人攻破太原城后，不但斩杀所有将士，还将城中老少尽行杀戮，令人触目惊心，是故古往今来，千计万策，能避免生灵涂炭的称为上策。宋高宗意识到，在难以武力结束战争的情况下，议和就是结束战争、避免生灵涂炭的最好办法，因而力主和议，旨在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后来奋起反击，也是为了以战促和，正如绍兴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高宗对大臣所言：
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已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①。
也许由于少年贫穷，秦桧的恤民意识尤为强烈，为结束战乱，避免生灵涂炭不遗余力，说服完颜昌和议休兵。对狂妄好战，败盟犯宋的完颜宗弼，则主张以迎击促进和议，保聚人民。如绍兴十一年正月初十日，以四太子过淮作过，秦桧签发《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
同奉圣旨，札下韩世忠、张俊、刘锜照会，紧切措置防备，仍行下所隶州县，保聚人民，以防抄掠。及札下岳飞照应措置，如探得贼马果来渡淮，即遣发精锐军马，腹背掩杀牵制②。
不难看出，其保民目的十分明确，抗金措置极为得力。同年三月十一日，以金军侵犯濠州，秦桧遵旨签发抗金力度更大的《报谕北官军如能擒杀兀术者除节度使省札》：
————
①《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记事。
②《金佗续编》卷十一，《丝纶传信录》卷十。
同奉圣旨，令诸路宣抚司报谕北官、军民，如能杀并或擒获兀术来归，管军民者除使相，余并除节度使，仍各赐银、绢五万匹、两，田壹百顷，第宅壹区①。
可见秦桧疼恨金人，立志抗金。
绍兴十年、十一年，宋军能够屡败金兵，让金人深知难以征服南宋而不得不回归和议，固然得益于宋高宗正确决策，宋军将士舍命抗战，也离不开秦桧等人的周密部署和正确指挥，是故宋高宗“诏去岁金人犯淮，捍御有方，将帅成不战却敌之功，乃辅弼奇谋，指纵之力。秦桧、王次翁各与一子职名②。”正是秦桧等协助宋高宗以战促和，将不可一世的金人打得丧失信心，乖乖回归和议，使南宋得以结束战乱，避免生灵涂炭。广大黎民也赖此不再流离失所，得以安居乐业，找回幸福。如此这般，怎说秦桧“倡和误国？”
再次，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中兴，谈不上倡和误国。“靖康之难”，金人不只掳走二帝等三千多人，还搬走宋国所有库银等大量财物，以致赵构复国时一穷二白，极为拮据。是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在极度困苦、十分衰弱的情况下恢复生机，不但顺利地度过难关，站稳脚跟，而且抓住机遇发展壮大，各行各业成就显现，成功促成南宋中兴。
不管世人对绍兴和议如何评价，也不管世人如何贬低秦桧，南宋通过和议得以生存发展乃至中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史称“南宋中兴”、“绍兴中兴”、“中兴之主”、“中兴四将”、“中兴四诗人”、“中兴十三处战功”…… 无疑是对南宋中兴的最好佐证，而这一期间主政者正是秦桧。
诚然，“中兴”不过是由衰微而得以复兴，不值得大肆炫耀。然而，南宋从生存困难，一穷二白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大力发展而得以中兴，可谓极为艰难，来之不易。指责秦桧“和议误国”，显然荒唐，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第四，绍兴和议使南宋得以发达繁荣，谈不上倡和误国。如果说，南宋初期“中兴”，只是一般性发展，不足以拿来炫耀，那么，南宋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发达之国，以繁荣著称于世，则足可大书特书。
一直以来，由于人们将绍兴和议定性“误国”，将宋高宗与秦桧视为“屈膝投降”之经典，一旦有人提及南宋发展、成就或地位，就会招致非议或指责。如一九九九年，何忠礼、徐吉军先生所撰《南宋史稿》③稍为肯定绍兴和议，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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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续编》卷十二，《丝纶传信录》卷十一。
②《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四月丙子记事。
③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史学专家就横加指责，认为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并无值得肯定的因素，断言“秦桧再造南宋”之说是经不住史实检验的。当然，这纯属学术探讨，不足为怪。但似乎可以说明，“和议误国”、“南宋懦弱”等“历史定论”，神圣而不可侵犯。
对南宋的发展与繁荣，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评价的，应该是王国平先生在《南宋史研究丛书》之代序——《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①。尽管王先生也认为宋高宗与秦桧妥协投降，倒行逆施，不好直接肯定南宋的发展成就，只好委婉地以“既要看到南宋……（消极）一面，更要看到南宋……（积极）一面”的赘述方式予以反映，但文中根据史实所概括的“南宋政权注重内治”，“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有杰出贡献”，“南宋在农业技术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南宋在制造技术上有高度成就”，“南宋在数学领域有巨大贡献”，“南宋在医药领域有重要贡献”，“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等发展成就，且论之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如“南宋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由宋前20个增至60个以上……”此外，许多人认为南宋的GDP，占当时世界总量较高的比例，有30%、50%、60%、80%等多种说法。虽然这些数据难以采信，但南宋的发达与繁荣，似乎不容置疑。加上以宋词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高度繁荣，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繁华之城”——京城临安……似乎足可说明，南宋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最富裕……
南宋如此发达，如此繁荣，上至汉唐，下到明清，哪个王朝有此成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南宋盛世”，指责秦桧“和议误国”，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王国平先生囿于“主和误国”之既定结论，不敢依据南宋发达繁荣的史实理直气壮地称之为“南宋盛世”，实在令人遗憾。由此可见，突破所谓的“历史定论”，回归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南宋，实属不易。
第五，绍兴和议使南宋人得以长期共享发展成果，谈不上倡和误国。纵观历代封建王朝，其上层尤其是统治者大都只顾自己挥霍，不顾百姓死活。宋高宗与
秦桧则大不相同，也许觉到南宋稳定与发展来之不易，抑或深深懂得爱民乃立国之本，都有深厚的恤民情怀，都有强烈的惠民意识，因而一直关注民生，同情民
————
①《秦桧研究》序。
苦，千方百计让百姓从发展中得到实惠。
南宋经济稍好以后，高宗君相为了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适当减免税收或有关收费，让利于民。如绍兴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以高宗昭示“减免租赋，少宽民
力……”秦桧等积极予以措置①。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初五日，以秦桧奏两国通和，农民安业，垦田渐广，户部财赋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籴和籴事。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见民以为苦，朝廷所降本钱，州县往往移用不以时给。纵有给处，又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时和岁丰，军储粗足，朕岂巳而不巳也。’中兴圣政史臣曰：‘汉孝宣光武生长民间，其知民疾苦，宜也。高宗以诸王总戎河朔，周知民间纤悉利害，虽即位二十年，犹能历历及之此。明主之所难也②。’”
南宋注重赈灾、救助，救民于困顿之中。如绍兴十八年“十二月乙卯朔，振明、越、秀、润、徽、婺、饶、信诸州流民③。”对贫民产子者予以资助，也有明确规定，如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命贫民产子赐义仓米一斛④。”
南宋让国人共享发展成果，很大程度在于普及教育。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南宋各州县普遍设立公立学校，办学规模、办学水平，较之北宋有很大发展。同时，大力鼓励社会办学，私塾村校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由城镇延伸到了乡村，使教育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⑤。
南宋以“养恤”、 “义仓”、 “义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体现“恤民”和“成果共享”。以“养恤”制度为例：在临安等城市中，宋廷针对不同对象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或贫穷潦倒乞丐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等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鳏寡孤独贫病
不能自存之人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秦桧执政后，凡在靖康、建炎年间以及被金人掳去北方的人士，不论出身，地位高低，凡抗金有功或
气节感人的死难英烈，一律予以褒扬，抚恤家属。对于生活贫困无力养育子女的人家给予生育补贴，对于穷人甚至包括关在监狱的囚犯给予免费医疗，免费或廉价提供官方生产的药品。算起来南宋的生育补贴和免费医疗，比西方的所谓‘福利社会’早了近八百年。
————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九。
②《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庚申记事。
③《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七。
④同上。
⑤参见何忠礼《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
不难看出，绍兴和议利国利民，值得称道。言者将其定论为“倡和误国”，显然颠倒黑白，践踏历史。
相反，如果按主战派的偏激主张，不顾一切地与金国硬拼下去，败则暂退，伺机报复，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势必将全国军民拉入没完没了的战火之中。无辜百姓，要么堕于涂炭，要么丧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