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文言文书面语之破亡，良有以也，其不如白话文之处，在于未有统一标准，深浅不一，有人写深的，有人写浅，较深者则须注解，无法实用于全社会。当区分浅文言与深文言之别，浅文言，既有白话之易明，亦能简约有势。可作为通用书面语。而深文言，仅文人自娱耳。
作为普遍的书面语，应该是简约易明的。我们复兴的可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不是盲目复古的，应该是浅易的，能让大众接受，用到文言虚词，而不失文言气势。如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梁启超之《少年中国说》，林觉民的《与妻书》，王国维之《人间词话》。倘一味求简，模仿古人，那么文言文也只能孤芳自赏矣。如果一种语言要翻译成译文，要注解，普通大众才能明白的，那就不适合作为书面语。现在很多人写文言文故意用不常用的字，特殊句法，词性活用，以为文言功底高，以为很高明的。实际是弄巧成拙。会阻碍文言文书面语复兴，让大众有抵触文言文的借口，不接地气。需要会文言文的放低姿态，写能让普通大众容易看懂的文言文，才能播文言之魅力于天下。否则，不明觉厉。又有何用。让人明而觉厉，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