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千字文？

所见千字文钱大多都粗拙，让人很不解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502—549年）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韵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千字文》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并译有英文版、法文版、拉丁文版、意大利文版，是旧中国影响很大的儿童启蒙读物。

(转自网络)
光绪《千字文》制钱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长期困扰古钱币爱好者并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我通过几年收集、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心得，特别是读过《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后，对清末金融混乱有了更深一层认识和理解。京城市面流通的官局小平钱，一文重一钱左右，可改私铸小钱二、三枚，如毁钱制器则获利更丰。当时私毁、私铸、私运、私收制钱成风，造成市场交易受阻，物价昂贵，钱荒日益加重多数省局都已停铸，因而市面制钱日见短绌，各地不时出现钱荒，金融有日渐崩溃之势。官钱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面前，没有从侧面起到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作用，反而是这场钱荒的推波助澜的作俑者。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御史安维峻请严查钱局私收制钱及私铸、私运奏折称：“……其弊有二：一则奸商贩运制钱出城，卖与盗铸之人，改铸当十私钱；一则户部宝泉局炉头为省工费，将上次发出之制钱，仍收买入局，至下次复行发出，如此周转，并不多铸新钱，又将所领铜料暗中私售，即从所获赢利，为下次收买之资。以故钱之来源既少而又不得流通。应请旨饬下户部堂官，彻底清查以重圆法，除积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麟书针对今年御史安维峻复行奏折提出革除弊积之法。奏称：“……今思得一除弊之法，拟嗣后户工两局鼓铸制钱，仿照我朝顺治、康熙年间旧制而变通之，于钱之背面空处，将钱模加一楷字，按照《千字文》字样一季一换，该局卯钱即按季尽数批解，庶验收时不难立辨。如蒙俞允，再由臣部详核，应自何时更换，行知该局遵照办理”。从现在情况看，麟书防弊方法一折被恩准实施了，可以看到宝泉、宝源二局所铸光绪《千字文》制钱，有宇、宙、日、列、来、往，计六字十二种，是从《千字文》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中所取。《千字文》是当时学龄童启蒙读物，称得上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东西，很多钱庄商号都利用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特点来做商品帐目的编号。但我们实际看到六个背字，分别取自《千字文》中第5、6、9、15、18、20字，并不是从《千字文》第一句、第一个字，天地玄黄中的“天”字开始，除宇、宙两字组成一个名词外，日、列、来、往之间既不连贯，整体排列顺序也看不出有内在关联。以上回答了因何用《千字文》来作背文，但并没有解释出为何出现这种排列顺序，难道六字以外还有遗漏至今尚未发现的《千字文》制钱新种类吗？很多钱币爱好者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其实《千字文》制钱在北方并不少见，如按正常顺序铸造起码能看到第20字以前的《千字文》制钱，但事与愿违，除已见的六个字外，其他十四个字难觅其踪，已见的六个字与未见的十四个字之间基本是一种穿插排列关系，如果它当时确实铸造了，应与已见六个字制钱的铸造量、存世量相仿。即使在收藏盛世的今天，也没有人在各地博物馆和拍卖会、交易会，包括新兴的网络交易中见过这十四个字的踪影，从概率计算上剔出空季现象和这20字中的凶字、避讳字也不能得出此结果。《中国钱币》、《陕西金融》等刊物都发表过数篇关于光绪《千字文》制钱问题探解性文章，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但结论过于牵强，缺乏说服力。其实我们换个思维角度进行梳理并结合实物分析，就会看到一组有趣现象，把两局相对比，宝泉、宝源两局共铸六字十二种《千字文》制钱，正好是两两相对，每局与对方局相比，既不多一个对方局没有的字，也不缺少一个对方局有的字，即你有的字，我都有；你没有的字，我也没有，这样整齐化一的结果，难到是巧合吗？只能出于一种人为的刻意行为是它唯一解释。也就说明这种排序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安排的，麟书知道既然是利用《千字文》来做防弊手段，做为防弊工具的本身就应该是保密的，但恰恰相反《千字文》是路人皆知的东西，麟书只好采用障眼法，到季时从《千字文》中任抽一字，交付宝泉局、宝源局做为本季生产制钱的添加字，让所有局外人无序可循、无迹可查，验收时则到钱局和市面看看是否有本季添加字，就知道钱局是否铸新钱了，达到防止了官局炉头不铸新钱的目的，称得上一个绝妙的好方法。
既然有了利用《千字文》来做防弊的工具，就应该大量生产《千字文》制钱来缓解市面钱荒，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却仅看到了宝泉、宝源两局各铸了六种《千字文》制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御史安维峻奏折中找答案。安维峻的奏折中指出的私收、私铸、私运制钱，再加上其他奏折中所提到的私毁制钱问题就是当时钱荒发生的主要根源。防止官局炉头不铸新钱达到节省工费目的，只是御史安维峻奏折中所称三个问题之一，麟书的防弊方法只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官局炉头私卖铜料、私收制钱是在各种规章制度关卡之下偷摸进行的，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是宝泉局几个炉头个人行为，与屡屡发生的私铸、私毁制钱相比所造成的后果不能相提并论；深度、广度、范围都不及民间私铸、私毁制钱铸影响大，也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所以对民间私铸、私毁制钱问题依然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钱荒继续泛滥，麟书防弊方法在全国大范围钱荒面前也就无能为力了，以失败而告终。《千字文》制钱的铸造也就不了了之结束了，是铜圆的出现挽救了清末市面钱荒，以上就是我们仅仅见到六个字《千字文》制钱的原因。
除宝泉、宝源局生产过《千字文》制钱外，天津宝津局也铸造过《千字文》制钱，发现有宙、日、来三个字，是否与宝泉、宝源《千字文》制钱排序相同或自成体系，因没有完整排序实物做对比也就无法肯定，实物历来发现稀少，也可能是宝津局试铸币，已成为光绪《千字文》制钱中的珍品。另外，我们还能经常看到一些添加背字的光绪制钱如；金（宝云局）字、金和村（宝东局）字、川（宝川局）字等。金字是否从《千字文》金生丽水中所取，或属于记地性质添加字？因这个字是单独孤立地存在，性质只能待考；村字并不是《千字文》中的字，也就不能称谓《千字文》制钱；川字虽然属于《千字文》中的字，但已被证明是川局所铸属于记地性质的添加字。清末发生钱荒的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但主要还是金融政策自身出了问题，一直没有摆正银与制钱的比价，钱重时私铸、钱轻时毁钱制器，清立法不可谓不严，查禁不可谓不繁，但鲜有成效，可以说私铸、私毁问题困清一代，并非光绪一朝的事。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社会做基础、一个正确金融政策，一个严格完善监督机制，任何好方法都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千字文》制钱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从侧面见证了一段中国近代钱荒史。从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广大钱币爱好者增加了一个收藏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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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枚光绪背上宙一枚背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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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贴

背下日一权

背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