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条材料言及西魏平江陵之事。依《南史·元帝纪》及《资治通鉴》,宇文仁恕在江陵被怠慢,是直接促使宇文泰决定出兵平江陵的原因。后世论史者,也多以江陵之陷为元帝言辞不逊所招之。但我觉得其中有未被人察觉的事实。上录史料所言,颇有不尽情理之处。元帝“请据旧图定疆境”,又“辞颇不逊”,魏人反应激烈,元帝必能料之。而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西魏出兵来攻。可是,为什么当马伯符以西魏欲攻江陵之事告知元帝后,元帝却不相信呢?由此看来,元帝不相信马伯符的话,就是因为元帝自忖自己待魏人没有不尽意之处,因而认为西魏不会出兵来攻。所以,宇文仁恕至江陵,元帝接待不及北齐使者,及元帝请据旧图定疆界,都是子虚乌有之事[54]。大概宇文仁恕知道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心,为了邀功,就虚造元帝如何“言辞悖慢”及如何怠慢他的所谓事实。而宇文泰为求平江陵有借口,自然不必核实宇文仁恕所言是否为事实,甚至可能暗示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在有宇文仁恕所造所谓事实后,宇文泰就命于谨等出兵江陵了。我之所以说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是因为我特别注意到《周书·长孙俭传》中言元帝“外敦邻睦,内怀异计”的话。“外敦邻睦”,就不会有“言辞悖慢”之事。这显示,元帝是没有任何冒犯西魏之处的。
有人可能会问:宇文仁恕被元帝怠慢是见于《南史·元帝纪》的。《资治通鉴》并详细记载宇文仁恕出使江陵在承圣三年三月,是别有依据。就此看来,元帝怠慢宇文仁恕是事实。何以说元帝请求定疆界等事是子虚乌有的呢?我的回答是:《南史·元帝纪》所载宇文仁恕被怠慢之事,不见于《梁书·元帝纪》,显然是李延寿编书时所加,或采自说部野史性质之书,未必是实情。就算是实情,也只是反映着西魏北周人的说法。《资治通鉴》所据者与《南史·元帝纪》所载应有相同的材料来源。所以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
另外,宇文泰“天之所弃”云云之语,亦仅为平江陵造舆论而已。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录有关史料,以作论述。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废帝二年:“三月,太祖(宇文泰)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八月,克成都,剑南平。”《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55]云:“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时镇江陵,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移书请救。周文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三月[56]:“(武陵王子)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武陵王)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指元帝)为(侯)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上(元帝)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泰乃遣(尉迟)迥……自散关伐蜀。”同书同卷同年十一月[57]:“丙寅,上(元帝)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宇文)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我知道,西魏在梁太清三年十一月就是怀着“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救萧詧的[58]。由此可知,宇文泰在魏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三月下“取蜀制梁”的决心,八月平成都,蜀地入魏,是西魏“经略江、汉”的战略的逻辑发展;而同年十一月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次年平江陵,最终完成了“经略江、汉”的战略任务。显然,可以认为,早在梁 太清三年十一月宇文泰就有“图江陵之志”了。从西魏有“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到最终平江陵,前后有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前后有五年时间西魏都在做“图江陵”的工作。因此,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应是早为他的文臣武将所知的。《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59]:
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宇文泰),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梁元帝)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谓俭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俭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事)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
长孙俭最终促成宇文泰平江陵之事。他与宇文仁恕一样,都不过是视宇文泰的行为而为罢了。而宇文泰之所以要图江陵,是因为他担心江陵落入北齐之手。因此,他要先行一步,赶在齐人之前取江陵。而齐人之所以能影响局势,是因为齐人将原侯景防线的绝大部分即谯秦二州以外的部分由司州的义阳、合州的合肥诸地全力压缩到了长江的北岸,从而与西魏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接触所致。由此说来,可以说齐人清除侯景的大部分防线,才使西魏感到北起义阳经安陆南至长江之滨一线来自齐人的巨大压力。定都于江陵的梁元帝不完全倾心服从于宇文氏,就使宇文氏感到平江陵乃是保持雍荆的重要措施。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