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剃发一事为引发各地民众激烈反抗的政策，既然有汉人提出此事，清廷可免去此项罪名，官书中当会有所记载，甚至应该大肆渲染，但官书中对此却没有记载。
　　其次，就史实而言，早在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制定了清朝服饰的基本原则，皇太极更是从总结民族统治的经验的角度，制定了入关以后，满人不得学习汉人服饰的规章，他说：当年金朝人入关，改变了祖宗的服制，学习汉人的服饰，长时间难以恢复，我们以骑射为本，如果学习汉人服饰，“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怎么能打仗？今后世代子孙不得变更祖制。可以这么讲，入关以前，对于满人不学汉装的问题，已经上升到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认识了，也为入关后下令汉人剃发易服打下了伏笔。

　　再者，从关外时期的情况来看，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后金及清政权打下辽沈诸地，均令当地军民人等剃发。可见剃发是从关外时期就已形成了的定制，并非始自于入关以后。以《清实录》所载，清军攻入山海关，亦令城内军民剃发，以示归顺。进一步，顺治元年四月(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后，兵锋直指北京，当时即令各地逃亡百姓“各还乡里剃发迎降”。五月，师入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谕令剃发。”可以这么说，进入内地以前，“剃发”就已成为一项既定政策。
　　

　　以是观之，清军入关，沿途下令军民人等剃发，而此时孙之獬仍在山东乡间，并无首倡剃发之可能。剃发令并非源自汉族官员孙之獬，当无疑义。至于为什么到次年六月下令严格执行剃发之令，清廷也作了解释，《东华录》载，顺治二年六月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可见此事也与孙之獬无关。
　　那么，剃发令这样一件大事，怎么张冠李戴地转到孙之獬的名下了呢？文人笔记，民间传言，虽非信史，亦略有痕迹可循。孙之獬在明末党争中，依附阉党，为士林不齿，至清廷入主，为朝中率先剃发者之一，又于严令剃发之当月，与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同时得到“红纱蟒衣一袭”，而且此人也确有“举家男妇、皆效满装”之举。《清史稿·冯铨传》中说，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等人“皆先剃发”，而且孙之獬合家“男妇并改满装”，以至引起“诸臣遂谋陷害”。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将剃发令的产生归罪于孙之獬。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家乡文人，痛恨小人，行诸文字，乃至谬传后世。
　　孙之獬有不少小人行径，的确不假，但他毫不掩饰，比如明知崇祯已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他竟敢当众痛哭，也算是个“真小人”。孙之獬这人的立场，倒也是非常坚定。曾有被清军俘获明臣，誓死效忠于崇祯，孙氏嘲笑说：“就崇祯这么个人也值得你去效死？”在清廷做官约三年时间，他曾就宦官问题、官员结党问题等事上疏，特别是他曾就家乡淄川县减免赋税一事专门上疏，也算敢于直言。在对待农民军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入新朝廷做官前，他散尽家赀，为镇压农民军出力。顺治四年，革职乡居的孙之獬被李自成旧部和抗清农民军所获，农民军曾试图利用这个曾中过进士的文人，可他就是坚决不从，以至民军对他用尽刑法，仍不愿降。农民军当着他的面杀死他的孙子、孙媳，他破口大骂，以至最后被“五毒备下，缝口支解”而死。孙之獬“合家惨死”后，有人建议清廷按职给他抚恤，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此前已经被解职，不应给恤，最后多尔衮并未批准给他抚恤。
清初，降附新主子的明朝旧官成千累百，参与镇压农民军的也所在多有，他既不是带头降清剃发的第一人，在得到“红纱蟒衣”之赐诸人中，他也不是排名第一的人物。但在充满故国之思的文人士大夫笔下，这样一个毫无顾忌，拚命讨好新主子无耻之徒最终被冠以“首倡剃发”之名，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