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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贤亲王的一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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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〇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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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譞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①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①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譞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
　　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①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
　　①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位领”，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
　　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譞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江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
　　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龢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近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
　　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龢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
　　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①谭嗣同（1865—1893），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工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工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的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半个多月，即旧历十一月初九，举行了“登极大典”。这个大典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枝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们的忧心忡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看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作者）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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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①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退朝回家，三个革命党人伺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掷弹炸袁未中，炸毙袁的侍卫长袁金标，炸伤护兵数人，事后袁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

这本书貌似还好看一点

朕的大清亡了，就有这么多人把朕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