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庄还是无可避免的凋敝了。晚唐时的战乱和动荡，南溪县址他迁，李庄开始走向空寂。 风削雨蚀，兴废变故。至清末时，李庄成了一座只有不到三千人的小镇，但却是长江岸边最美丽的一座古镇。连梁思成先生都赞叹"李庄魁星阁是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两千多公里江岸边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李庄的旋螺殿"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时之作"。梁思成1945年还将旋螺殿的抬梁支柱原理，应用于联合国大厦的顶部设计。 但是今天，当我站在李庄魁星阁上时，心情却十分复杂。抬眼望去，秋风萧瑟、秋水清渺、秋意阑珊。李庄曾饮誉川南乃至全国的"九宫十八庙"早已焚毁了十之六、七，剩下的，也是殿圮墙倾、凋零破败。 然而，透过幸得保留却依然古老的席子巷、羊街；透过被缩小了缩窄了却依然有迹可循的操场坝，我还是感受到了李庄曾上演过的那出历史大戏的浓厚气息。 李庄的操场坝曾被用作刑场，一九五零年，这里相继镇压了三个人，原国民党李庄区区长张官周；李庄镇镇长杨君慧；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这是两个阶级、两大阵营的对决；是新中国政权巩固之必须，无可非议，不容置疑。但是自一九八二年七月廖承志先生向蒋经国先生致信后，国共两党似乎正由兄弟阋墙、煮豆燃箕走向渡尽劫波、相逢泯仇。一些尘封的往事被摆上桌面；一些固化的观念被矫枉过正。

曾经有人说，文化的水平决定了文明的程度，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靠语言和文字，而尤以文字为主。中国的甲骨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字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四大古文字，但除中国的甲骨文字被传承下来外，包括古希腊的费斯图泥盘符号文字等其他古文字在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尽管考古发现这些文字曾经存在；尽管这些文字被堂而皇之地供奉在发明这些文字的国家博物馆里，但由于文字本身的无解或费解，就使其成了一种符号。导致这些文字消失的原因只有一个--战争。当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意志实行整体强奸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实行全部吞并的时候，文字的消失就显得很自然。当文字消失了的时候，文明，消亡了。 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年间，不仅不准当地人学汉字，而且不准说汉话。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治学态度，也是我们民族文明赖以延续和发展的起码条件，但是，当这种条件都还要被剥夺的时候，那么，留给我们民族回答的问题或许就只剩下了一个，"生存还是死亡"？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国歌的歌词，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那段历史实在令人不堪回首：山河破碎、民族罹难：那段历史实在令人无法忘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使文明不死有了希望。但是，以中原之大，已放不下读书人的一张书桌。哪里是文明火种保留的净土；哪里是文明之船躲风的港湾？ 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民族文明都处在风雨飘摇、颠沛流离当中。因武汉沦陷；因长沙告急；因远征军兵败缅甸最终使惠通桥险遭失守怒江险被突破，武汉、桂林、长沙、昆明乃至河内、海防等等，都不过是民族文明无法赖以容身的驿站。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研院等等，又驮起沉重的行囊，开始寻找自己海市唇楼般的归宿。 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周均时先生此时为找寻同济的安身之地已焦头烂额，象被撵慌了的兔子似的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甚至江安等地到处穿梭，但到处都人满为患，最后把目光锁定在南溪，抑或是早年下江商人带来的新风尚、新气象留给南溪遗老遗少的印象太过深刻，为避免被搞坏风俗，南溪表态不欢迎下江人。周均时仰天长叹，天下之大，何处可以栖身？ 于是，李庄走进了历史。

起初李庄只是觉得应当让类似于同济大学这样的学府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因此李庄想出头接纳。但问题是仅有三千人的李庄怎样负担近十所学府一万多人的衣食住行，而且还不知道要负担到啥时候。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慧以及乡绅罗伯希、张鼎臣、李清泉等一起商量盘算了许多次，的确要面临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的确要承受许多无**服的困难；的确什么也来不及准备而且也不可能准备得好，但是，但是！李庄还是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从小父辈就告诉我，人施恩于人应忘却；受恩于人要牢记，何况天高地厚的恩情。 时人回忆周均时读完这封由罗南陔起草的电文后，手抖动不止；人唏嘘不止；泪流不止。 李庄就是这样在自身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挽救民族文明的。 于是，同济大学来了。这所一九零七年由德国医生创办于上海的德文医学堂，因"一战"爆发中国对德宣战而收回，至抗战前，已发展成为跻身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国立大学。然而同济到李庄后，人们很快发现"国立同济大学"的称谓有了变化："李庄同济工学院"、"李庄同济医学院"、"李庄同济理学院"、"李庄同济法学院"，这是否意味同济大学虽不是生于斯，却愿长于斯？"李庄同济法学院"，是在李庄新创。

文明的火种终于没有熄灭；船，进港了。 此时的李庄，大师云集，巨星闪烁。这些大师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此时作为文明的一种特殊形态，由李庄呵护。其间，第一个向我们走来的，当然是无比厚重的傅斯年先生。 傅先生的厚重不仅表现在他的体态上；更表现在他的学问上；还表现在他对朋友对学生的真诚和爱戴上。

傅先生一九一六年入北大国文系，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后到英国留学，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再后入柏林哲学院，习比较语言学。是一个横跨数、理、化、文、史、哲的通才。学成回国，受蔡元培先生邀请筹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院总干事、史语所所长；筹建中央博物院，任筹备主任；兼任北大教授，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后任北大代校长。

傅先生一生花很大心思培养学生，自己也著作等身，同时想方设法为同仁出版学术著作，是组织殷墟甲骨发掘的第一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闻人，都受过傅先生的照顾，他们对傅先生的感觉，就好像是冬天里的一盆火、夏天里的一缕风。

傅先生，喜欢学，生，谁要是对学生，不好，他就对谁不好。一九四五年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曾？咆？哮着？对？正？压"反，内？战"油行，学？生的元？凶，同时又是？抗。日名。将？的关？麟？征说："学生难？道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你却如此对？待他？们，以前我们是朋？友，以后我们？是？仇？敌！"。

一桩一桩地回顾傅先生，你起初或许是惊奇，但最终必定是赞美。 其实，傅先生的厚重也表现在他的家族渊源上，其高祖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的第一个状元，平生辅顺治，启康熙；曾伯父傅绳勋，其门生里就有李鸿章和丁宝桢。傅家山东聊城老宅，至今挂着康熙"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匾额。 迄今，中国考古界一直把李济先生称作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当之无愧。他把殷代历史由传说变为史实；他理清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层次；他开创了科学的、现代的中国考古事业；他顽固地坚持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作为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他和陈寅恪（历史组组长）、赵元任（语言组组长）、傅斯年等把中国人文科学推到了很高地高度，今后恐怕都很难有人能够企及；作为同时兼任的中央博物院院长，他亲历亲为，历尽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把中华民族的瑰宝安全地运抵李庄。因为不了解，他带着七百七十二箱国宝去了台湾，还坚称"把国宝放到国家领土最安全的地方"；出于新认识，他又让其长子李光谟一九四九年就率先回来，做了中国人大的一名教授。究其一生，其实他一直魂牵梦绕着一个地方，他呕心沥血完成的最后一部巨作，名叫《安阳》。 想起童第周先生，除了那张清癯、睿智的脸庞外，你还会想到的，一定是童先生的那双手。童先生的手可以把金鱼的细胞核剥离出来，然后进行移植。童先生是细胞核、质关系开创性研究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而成就童先生这双手的地方，就是李庄。

那时候李庄没有电，童先生的实验便只能在野外进行，而且需要天寒地冻的条件。寒风刺骨，童先生在显微镜下剥离切割鱼卵，冽冽寒风剥削切割童先生的手，童先生看似僵直的手就这样在经年累月下被练成了世界上最稳定、最灵巧的手。 童先生在李庄完成的金鱼卵子发育能力、蛙胚纤毛运动机理等研究，竞走在当时世界实验胚胎学前列。 董作宾先生的贡献之巨，是创立了甲骨文断代学和殷年代学。一八九九年，清祭酒（教育部长）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产生于我国历史上哪个时期；自身又怎样分期；如何断代？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董作宾给了说法。 一九四五年，董作宾在李庄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殷历谱》。傅斯年在《〈殷历谱〉序》中说："今日谈中国，其年可凭也"。但这部鸿篇巨制创作之艰辛、境遇之局促却一时无二。是董作宾"本人在石印蜡纸上用药水逐字书写完成"的。 我对夏鼐先生的尊崇不是因为他发掘了多少古墓，或在发掘过程中成就了怎样的辉煌；而是他坚信什么地方有古墓，虽然没能发掘它。

通过对考古、典籍、古气象等的分析，夏鼐先生是最早认定山西曲沃有晋侯墓的人之一，他当时在李庄，境况和条件都决定了他不能去发掘；他的学生邹衡先生后来便一头扎进了曲沃，毫厘之差，与晋侯墓失之交臂，据说挖掘时最近端离墓道只有几米远；邹衡的学生们把接力棒接了过去，最后打开的是晋侯墓群。晋侯墓的发掘是迄今新中国考古史上最重大的成就。起承转合，一部大书。 梁思成先生和林徽音女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著名的原因除了他们显赫的家庭背景、个人的出类拔萃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徐志摩、因为金岳霖。 徐志摩先生是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他和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三个半诗人"历史地证明了白话不仅能够写诗；能写出好诗；而且能写出浪漫主义经典诗篇。浪漫主义诗人对细腻情感的甄别鉴识；瞬间感觉的敏锐把握；流动意识的趋向捕捉，其他人很难比拟。浪漫主义诗人的另一个特质是对瞬间华彩的完美追求，而拒绝平庸；对刹那性灵的终极眷顾，而作别过程。徐志摩先生当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因而，有人说徐志摩和林徽音一旦碰创，定然会燃烧起无比绚丽的焰火，似金碧辉煌的太阳；似五彩斑斓的凤凰，绝世美丽，极致人间，但绚丽的过程会很短暂，而且燃烧后不能涅磐。

金岳霖先生是一位哲学大家、逻辑学大家。金先生对于哲学的解释是"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就是以论理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同时，金先生认为"只要我们能想象与思议的，都不能不遵守逻辑"，"思议的范围是逻辑，思议的限制是矛盾"。运用逻辑架构哲学体系，是金先生的独创和独到之处。但哲学和逻辑学的前提是慨括，是抽象，是缜密，是不浪漫。因此，金岳霖对于林徽音的等待，便只能以生命的长度作时间的刻度。 面对两个如此优秀的人，林徽音心中即使泛起涟漪，谁又能苛责？ 只是在浪漫里，林徽音会不会化掉；在不浪漫里，林徽音会不会枯萎？ 迄今对于梁思成，许多人都只知道一些表征，雾里看花，管中窥豹。然而梁思成在李庄的一些所作所为，又似乎能够使我们拨开云雾，可见一斑。 美国驻华文化官员费正清先生和英国驻华科学参赞、大名鼎鼎的李约瑟博士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偕往李庄。面对精神生活依然健康，物质生活异常匮乏的梁思成夫妇；面对贫病交加的林徽音，费正清先生慨然提出请梁思成夫妇去美国生活，并愿资助林徽音在美国治病和工作。梁思成婉谢了费正清的好意，对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正清在后来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感叹："我已经明白了，你（梁思成）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能移栽的植物。"

梁思成是在李庄开始着手撰写中国建筑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的，同时着手编写的还有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建筑史》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是由林徽音执笔。林徽音还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一个日本建筑学家曾揶揄梁思成道：中国已经没有唐代的遗留建筑了，想看唐代建筑，须到日本京都。梁思成忍隐在心，历经经年，凭借敦煌考察时发现壁画上"五台大佛光寺"的线索，硬是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和林徽音等四人在山西五台山豆村镇找到了建于唐大宗十一年的佛光寺大殿。当梁思成看到佛光寺大殿时，喜不自禁，称其是"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以后，梁思成等又先后在山西五台县李家庄找到了建于唐建中三年的南禅寺大殿；山西芮城中龙泉村找到了建于唐太和五年的广仁王庙正殿；山西平顺王曲村找到了建于唐天佑四年的天台庵正殿等。梁思成在李庄完成的五台山唐佛光寺考察研究报告，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精彩一笔，当时就被独立译成外文推向世界。 一九四五年，原子弹毁灭了广岛和长崎，本来首选轰炸目标里有京都和奈良，梁思成疾呼：古都属于日本也属于世界，美国随将京都和奈良从轰炸目标里排出。 一九九八年《中国建筑史》正式出版，这部于一九四四年就已在李庄完成的专业书卷；这部倾注了梁思成先生毕生心血的大作，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人为因素，当它出版的时候，梁思成先生已不能亲见。 林徽音是在大足石刻的工作现场偶染风寒并引起结核病复发的。在当时，没有盘尼西林和很好的营养，肺结核便是绝症。 梁思成学会了打针。对于当时各类进口或国产的消炎退热药品，梁思成耳熟能详了然于心。唯一困扰梁思成的是，他没有钱。梁思成夫妇供职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组织，靠捐赠和补贴开展研究和度日，战时没人捐赠，中美庚款基金会又断了补贴，夫妇俩便几近末路。傅斯年为此冒讳向最高层面写信，历数陈情。经历了许多周折，才将营造学社挂靠到中研院，梁思成夫妇也才有了固定工资。

除了必须的米、盐、青菜外，钱大部分用于林徽音治病。有人在李庄亲见四季中有三季半梁、林的一双儿女是打着赤脚度过的，只是在最冷时有草鞋和布鞋穿。费正清先生用写实的笔调记下了当时的情况："林徽音非常消瘦......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没有咖啡；有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用的纸张......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改善生活去了。" 钱还是不够，就典当衣裤。一天梁思成兴冲冲地拎回两尾草鱼，林徽音不解，梁思成便幽了她一默："把这派克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当林徽音弄清楚梁思成真拿他心爱的派克金笔和金表为自己换回两尾草鱼时，心都在泣血。 "自古美女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李济先生一双如花似玉的女儿在李庄先后夭折；中研院社会学所所长、后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先生夫人--民初一代名媛沈性仁女士在李庄早逝，皆因肺结核。或许因为梁思成，林徽音完成了她美人向佳人的转变，也就注定了她不会夭折。 个人之于国家；男人之于事业；丈夫之于妻子，梁思成在李庄做了他自己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