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人们相信元代诗学是有价值的，在具体梳理展示元代诗学成就之前，还得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元代文化、元代学术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是讨论元代诗学问题的基础。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史学家陈垣就明确指出，明人有意贬低元代文化，他为此而大为不平。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之《总论元文化》( 1927年发表于《燕京学报》后四卷)中说，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2]， 但人们对元代文化成就的偏见，并未因陈垣的批评而改变。要想客观评价元代文化成就，就必须清除这些偏见。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曲解古人文献以贬低元代学术文化的例子。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引用这样一则材料“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日:‘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娟，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磋乎，卑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这段话见于谢枯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曾是证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文化不昌明的“铁证”。细读原文，才知道文章原本是批判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科举程文无用之士，他们只会作场屋无用之文，造成了文化厄运，不仅“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并且“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这“三十年”，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刚刚入元第九年，谢枯得就断言“文运大明，今其时矣”，因为人们可以抛弃“场屋无用之文”而作“经天纬地”有用之文了。问题很清楚:造成儒者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宋代科举造成的儒者无用。他宁可坐肆卖卜，也不愿与这样的儒者为伍。谢枯得坚信，如果你是有用之儒，如果你所作的是有用之文，就一定能为天下所重:
天地之大，无儒，道亦不能自立，况国乎宁秦之后为汉，馒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为董公，为子房，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竖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宁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宁[3]
他以汉高祖比元世祖“高帝”所鳗者，是无用之儒，所尊者，是有用之儒。尽管谢枯得本人决不仕元，但他鼓励年轻的方伯载为世所用，为有用之儒。在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中，这样的主观解读并不少见。要客观认识元代，必须清除这些偏见。
早于陈垣五百多年，由元入明的王伟就高度评价元代儒学文学之成就。他是元明之际重要文人，入明官至侍礼郎，与宋镰同为《元史》总裁。王氏以新朝官员肯定前朝成就，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王氏论元代之盛，以为元代学者金履祥、许谦，都可入于一流理学家之列，他说:“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许氏而益尊……金氏、许氏之为经，其为力至矣。其于斯道，谓之有功非耶洲？”[4]王氏认为，元代也是文章盛世:“以余观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谓盛矣。当至元、大德之间，时则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后，时则庐陵欧阳文公之文殿其终。即两文公之文而观之，则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见矣。”[5]而元末杨维祯则认为，与元代文章相比，元诗更盛“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他评价元人之诗:“上逾六朝而薄风雅，吁，亦盛矣!” [6](p.171)王伟、杨维祯这种极端的评价，推扬太过，难以取信于后世。但去其华而就其实，应该肯定，元代儒学文学，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说“元无文”是一种极端之论，说元代文化驾唐轶宋，也是一种极端之论。两种极端之论，都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的目的是要客观认识和评价元代诗学，了解元代诗学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诗学的贡献，那就不仅需要客观认识元代文化学术，而且要认识其特殊性。
元代文化学术的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元代文坛的特点是“文倡于下”，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
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
第三，元代是一个思想和言论都自由的时代，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
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元代诗学的特点。

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征
“文倡于下”，是认识元代文学、元代文化的关键，元代文学与文化的很多现象与特点，都与元代文坛的这一特点有关。“文倡于下”之说是从明代何景明那里借来，他原本并不是说元代，但借来说明元代的文坛情况，却非常合适。他说:
文之兴于盛世也，上倡之;其兴于衰世也，下倡之。
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
卒莫之齐也。[7]
文倡于上则“尚一”，即其宗尚显示出相对的统一性;倡于下则不“一”，即显示出相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不仅是风格宗尚之多元，而且整个文学观念、价值取向都呈现多元性。“倡于下”与多元性，正是元代文学与文学思想的特点。进一步说，在元代“倡于下”的不仅是文学，元代大儒许衡就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8]教化之责，竟也是在下者任之。
倡于上，政府有提倡，也就有干预;倡于下，文化与文学的发展都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同时也就摆脱了
政治的干预。元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倡于下”的时代范本。倡于上，学在官府;倡于下，学在民间。倡于上，多贯彻官方意志的宏大工程和标志性成果，这样的成果，宋以后多有;倡于下，缺乏看得见的辉煌，但学术文化不一定衰微，文人不会停止他们的思考，反倒因为没有官方意志的强力干预，自由思考更能得出可贵的结论。
倡于上的时代，如宋代，其著述彰显于世，其学者声名著称于世，其成就易于为当时和后世认识;倡于下，少有标志性著述，学者也少有显赫声名，故其成就不易为人认识，这就需要后人去发掘。元代学术正是如此，元代诗学也是如此。

“文倡于下”，学在民间，文也在民间。相对于其他时代，元代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化活动都没有其他时代那么彰显。后人不了解这些特点，按照其他时代的标准去评判元代，很容易出现误判。事实上，研究者对元代文学的认识误区是较多的，基本上都是由于对这一特点认识的不足而造成的。
(一)误判之一:元人不读书
有些人认为，元代读书无用①，所以元人不读书，元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元代文献中确实有些材料为这种认识提供支撑，如杨士奇等人的《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录元郑介夫奏议(成宗大德七年上)，就有这样的话:
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菠;编修、检阅，皆归于门馆富儿……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
六律宁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 [9]
但这不能作为元代无学术的证明。元代绝非没有学术，只是学在民间。这则材料也可以作为元代学在民间之一证。
元代藏书读书之风甚盛。从文献记载看，元代民间藏书楼遍天下，仅名万卷堂之藏书处就很多，张伯淳《养蒙文集》卷九就有《题高唐王万卷堂》诗。王义山《稼村类稿》卷二《挽熊墨庄》，颂熊氏“身已九京名不朽，家藏万卷字犹香”。吴澄有《题杨氏志雅堂记后》，此“志雅堂”也是藏书处，吴澄说:“家不聚货宝以愚子孙，惟储书及名画墨迹，今郎中士允，囊从其父唐州使君宦四方，又购书二万卷，并其先世所藏，作堂以贮，匾日‘志雅’，其亦有慕于古之大雅不群者软?”[10]杨维祯少年读书之佳话，说明其家有藏书楼，且藏书极富。《明史·杨维祯传》载:“(杨维祯)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稗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11]不仅南方，北方也多藏书楼。元初，北方汉族世侯多富藏书，顺天贾辅就有万卷楼，郝经为之作《万卷楼记》，郝经就因得读贾氏藏书而成著名学者。北方文人仕于南方，会买书以归，如济南人张照(字彦明)，仕于镇江“以疾辞得请还家，买书八万卷以归，以万卷送济南府学，以作养学者”[12]。寺院、道观也多藏书处。赵孟顺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言杜公“作揽古之楼于通玄，聚书数万卷”[13]。色目人中亦有大藏书家《元
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附阔里吉思传》载“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14]元人藏书如此之富，但却不像宋与明清藏书家那样为后世所知，原因也简单，元人只把藏书、读书作为文人的雅趣生活，如杨公远诗所描述“结屋俯清溪，萧然迥出奇。书藏千万卷，梅浸两三枝。n [I S]他们多不编书目，不校书、不刻书①，因而不为后世所知。有研究表明，元代的藏书家，不管从人数上还是从藏书规模上，都超过两宋。万卷以上藏书家，北宋有28家，南宋30家，元代则有37家。据文献可统计的藏书家，北宋62家，南宋64家，元代则有72家，都明显超过两宋。[16]
在元代，尽管读书不能致通显，但书还是照样读。诗人黄庚有《书怀》诗云:“万卷诗书千古事，一窗灯
火十年心。功名梦断身无用，闲补《离骚》学楚吟。[17]无事做，就去读书;读了书，不为世用，就去
写诗。这其中也有乐趣，并非后人想象的全是愤激、全是失落。元人读书，与宋人不同，与明人不同。因为长
期不开科举，元人无功利之急，更能潜心读书，读书也更有乐趣。元代有一位学者兼诗人翁森，此人名气不算
大，但他写过《四时读书乐》，其诗颇为流传，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收了这组诗，但作者的的确确是元人，
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有其传[18]。其《四时读书乐》第一首言春日读书之乐: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零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磋跄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宁绿满窗前草不除。[19]
其境界多么让人钦羡向往!如果为应举而读书，前有利禄之诱，后有程期之迫，哪有如此读书乐趣?诗人仇远《(闲居十咏)其二》也写读书:“树隔残钟远欲无，野云漠汉雨疏疏。飞蚊尽逐南风去，父子灯前共读书 [20]。元代“文倡于下”，政府既不组织大型的文化项目，也没有鼓励民间著述的措施，文人个人也不追求所谓“名山事业”，他们已经适应了无功利目的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故多乐于读书而懒于著述。诗人仇远还有诗说:“仰屋著书无笔力，闭门觅句费心机。不如花下冥冥坐，静看蜻蜓峡蝶飞[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谈元代之剧作家:“其剧作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22 ]。
元代学者、诗人、文章家也有类似倾向(但他们希望以诗留名)。没有大部头的著作，并非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他们的思想见解，散见于文集所收的单篇文章中。
————————
①元无名氏散曲[中吕·朝天刊《志感二首》其一:“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被研究者常常引用。

(二)误判之二:元诗居于当时文坛之边缘
在不少学者观念里，元代是曲的天下，诗已经被曲取代，或者诗的地盘已经被曲挤占，没有了地位。如果元诗已经居于文坛之边缘，则诗学就更在边缘之边缘了。真的如此的话，元代诗学即使有价值也极有限，不研究也罢，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就现有文献可知，元代诗人有五千余人，曲家则只有二百余人。在元代当时，人们看重的依然是文章，是诗，曲是没有地位的。就诗歌发展史说，诗至南宋之末，其弊已极。宋亡入元，诗风复盛。清初钱谦益说“唐之诗入宋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23]这是后人的判断。元人自己的言说更能说明问题。宋亡入元的舒岳祥，记录了临安破后一年多(1277年，丁丑)诗坛的情况，说:“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24]不是宋亡而诗亡，而是宋亡而诗盛。入元以后情绪平复了的戴表元，所述的情况也是如此。入元，科举不开，反倒为诗歌兴盛提供了很大空间:“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25]同一话题，戴表元多次谈及。文人没事可做，就去写诗;自己写，也教儿孙写。同样由宋入元的缪鉴就有诗云:“莫笑诗翁懒出门，诗翁乐事在山村……燕帘风里茶烟外，自选唐诗教子孙。”[26]诗歌的普及也反映了诗风之盛。
元代诗风之盛，超越前代。明清人有言“以诗为性命”者①，以此评价元人，可能更合适。在元代，写诗品诗，成为一些文人的心灵寄托，他们自言万事皆废，所不废者，唯读书与作诗。元之前期已是如此，释善住诗云:“辩才已老犹临帖，子美虽贫不废诗。最是世间清胜事，此中风味少人知。”[27]越是老贫，越不能废诗;越到后期，此风越盛。元季丧乱，文人们也将其悲忧愉逸之情寄之于诗。舒顺《群英诗会序》说:“吾乡诸友，遭群凶攘窃之余，而复形诸咏歌，发其铿锵之音，宣其湮郁之气，和其性情之美。或登高临深，或良辰美景，或悲忧愉逸，一于诗是寄。”[28]元明之际的诗人谢应芳有诗云:‘帕醉有时曾止酒，遣闲无日不吟诗。”[29]大致同时，另一位诗人也有诗说:
平生寡嗜欲，所好在吟诗。
朝夕吟不已，鬓边已成丝。
幼女颇解事，长跪陈戒辞。
吟止适情性，勿使精神疲。
深感吾女言，而我乐在兹。
一日不吟咏，满怀动忧思。
阿女顾予哂，予心还自怡。
春风入庭院，花阴满前砰。
清兴不可遏，把笔更须题。[30]
诗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没有诗，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元代不仅诗风盛，论诗之风也盛。元代文献中有大量朋友论诗的记载，诗歌中也把朋友论诗作为乐事歌咏或回忆，如陈基《次韵答陆养卿:“千树好花闲对酒，一帘春雨细论诗。 [31」论诗显然是人生乐事。文人在雅集时赋诗也论诗。秦约《夏日晚过草堂又题》写他们在玉山佳处的论诗活动:“草堂六月浑无暑，清章疏帘思不群。稽古未须磋事往，论诗那惜到宵分。[32]友人雅集，谈文论诗，兴味之浓，宵分不已。兄弟相聚也论诗，西域诗人丁鹤年有诗《雨窗宴坐与表兄论作诗写字之法》，云“南窗薄暮雨如丝，茗碗熏炉共论诗。天趣悠悠人意表，忘言相对坐多时。”[33]元代有自由思想的宽松环境，有如此浓厚的论诗风气，如果说元代诗学批评理论没有成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误判影响了人们对元代诗学的基本估计。有人说，元代文学批评既无大家也无名作，这是不客观的。宋元之际出现了两位诗学批评大家:一位是刘辰翁，另一位是方回。刘辰翁的唐宋诗评点著作，都是入元后所著。而方回的《瀛奎律髓》，也是在入元若干年后所著。刘辰翁已经被认定为宋人，方回无疑是元代诗学名家，《瀛奎律髓》当然是诗学名著。只是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方回的人品多有贬词，影响了对他的诗文成就和诗学成就的评价。《瀛奎律髓》是方回的律诗学理论著作。方回还有《文选颜鲍谢诗评》。他早年认为:“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②，但到晚年，又将心力倾注古体，故以《文选颜鲍谢诗评》发表其古诗学主张。晚于方回的刘熏，有笔记体的《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其中论诗者七卷，也是很有价值的诗学著作，但其价值至今也未被研究者充分认识。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也都是有影响，且在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诗学著作。只是《唐才子传》长期被作为唐诗文献著作看待，它的诗论价值在Zo世纪才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唐音》在明代是嘉靖以前影响最大也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它影响了明人的唐诗观。元代诗话逊于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诗格诗法的复兴，元代出现了众多的诗格、诗式、诗例类著作，著名者有旧题杨载撰的《杨仲弘诗法》(又名《诗法家数》)《杜律心法》，旧题范柠撰的《诗学禁商》《木天禁剧《诗家一指》，旧题揭侯斯撰的《诗法正宗》《诗法正宗眼藏》，旧题傅若金撰《诗文正澎《诗法正论》等。学者一般认为，这些书多是书贾所为，托名名家。尽管如此，这
些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元人很多有价值的诗学文献存在于文人的别集中，包括诗集序跋和其他论诗文字，其中蕴藏着很有价值的诗学批评见解，不少观点是前代所无或超越前人的。这需要认真深入发掘。
这里略论一下元代“文倡于下”带来的观念多元、价值多元、风格多元问题。这种多元性表现在各个方面，无法全面描述。宋镰从负面看这种多元性，认为是文坛的乱象，并给予严厉抨击。我们不妨从他的批评中感受元代文坛的多元性。其《徐教授文集序》说:
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桅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璞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
愤怒，辞专讥仙，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牌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疥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庚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稼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34]
问题是，他如此怒斥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并不多，这也可能是历史的遗憾，也许在这些“非文”之中，存在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元代以后，思想环境变化，在严酷的思想控制下，这些东西不能流传而逐渐泯灭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在元代观念多元的环境中，众多不同的声音，都有存在的空间。对于诗歌写什么、为什么写，等等，元人都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研究元代诗学，认识这些不同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对元诗成就的判断，而且可以进而发现元代诗学中其他时代没有的东西。
总之，元代诗学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我们需要认真深入发掘，逐渐认识其价值。

@元风雅

楼主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