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误判之二:元诗居于当时文坛之边缘
在不少学者观念里,元代是曲的天下,诗已经被曲取代,或者诗的地盘已经被曲挤占,没有了地位。如果元诗已经居于文坛之边缘,则诗学就更在边缘之边缘了。真的如此的话,元代诗学即使有价值也极有限,不研究也罢,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就现有文献可知,元代诗人有五千余人,曲家则只有二百余人。在元代当时,人们看重的依然是文章,是诗,曲是没有地位的。就诗歌发展史说,诗至南宋之末,其弊已极。宋亡入元,诗风复盛。清初钱谦益说“唐之诗入宋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23]这是后人的判断。元人自己的言说更能说明问题。宋亡入元的舒岳祥,记录了临安破后一年多(1277年,丁丑)诗坛的情况,说:“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24]不是宋亡而诗亡,而是宋亡而诗盛。入元以后情绪平复了的戴表元,所述的情况也是如此。入元,科举不开,反倒为诗歌兴盛提供了很大空间:“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25]同一话题,戴表元多次谈及。文人没事可做,就去写诗;自己写,也教儿孙写。同样由宋入元的缪鉴就有诗云:“莫笑诗翁懒出门,诗翁乐事在山村……燕帘风里茶烟外,自选唐诗教子孙。”[26]诗歌的普及也反映了诗风之盛。
元代诗风之盛,超越前代。明清人有言“以诗为性命”者①,以此评价元人,可能更合适。在元代,写诗品诗,成为一些文人的心灵寄托,他们自言万事皆废,所不废者,唯读书与作诗。元之前期已是如此,释善住诗云:“辩才已老犹临帖,子美虽贫不废诗。最是世间清胜事,此中风味少人知。”[27]越是老贫,越不能废诗;越到后期,此风越盛。元季丧乱,文人们也将其悲忧愉逸之情寄之于诗。舒顺《群英诗会序》说:“吾乡诸友,遭群凶攘窃之余,而复形诸咏歌,发其铿锵之音,宣其湮郁之气,和其性情之美。或登高临深,或良辰美景,或悲忧愉逸,一于诗是寄。”[28]元明之际的诗人谢应芳有诗云:‘帕醉有时曾止酒,遣闲无日不吟诗。”[29]大致同时,另一位诗人也有诗说:
平生寡嗜欲,所好在吟诗。
朝夕吟不已,鬓边已成丝。
幼女颇解事,长跪陈戒辞。
吟止适情性,勿使精神疲。
深感吾女言,而我乐在兹。
一日不吟咏,满怀动忧思。
阿女顾予哂,予心还自怡。
春风入庭院,花阴满前砰。
清兴不可遏,把笔更须题。[30]
诗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没有诗,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元代不仅诗风盛,论诗之风也盛。元代文献中有大量朋友论诗的记载,诗歌中也把朋友论诗作为乐事歌咏或回忆,如陈基《次韵答陆养卿:“千树好花闲对酒,一帘春雨细论诗。 [31」论诗显然是人生乐事。文人在雅集时赋诗也论诗。秦约《夏日晚过草堂又题》写他们在玉山佳处的论诗活动:“草堂六月浑无暑,清章疏帘思不群。稽古未须磋事往,论诗那惜到宵分。[32]友人雅集,谈文论诗,兴味之浓,宵分不已。兄弟相聚也论诗,西域诗人丁鹤年有诗《雨窗宴坐与表兄论作诗写字之法》,云“南窗薄暮雨如丝,茗碗熏炉共论诗。天趣悠悠人意表,忘言相对坐多时。”[33]元代有自由思想的宽松环境,有如此浓厚的论诗风气,如果说元代诗学批评理论没有成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误判影响了人们对元代诗学的基本估计。有人说,元代文学批评既无大家也无名作,这是不客观的。宋元之际出现了两位诗学批评大家:一位是刘辰翁,另一位是方回。刘辰翁的唐宋诗评点著作,都是入元后所著。而方回的《瀛奎律髓》,也是在入元若干年后所著。刘辰翁已经被认定为宋人,方回无疑是元代诗学名家,《瀛奎律髓》当然是诗学名著。只是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方回的人品多有贬词,影响了对他的诗文成就和诗学成就的评价。《瀛奎律髓》是方回的律诗学理论著作。方回还有《文选颜鲍谢诗评》。他早年认为:“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②,但到晚年,又将心力倾注古体,故以《文选颜鲍谢诗评》发表其古诗学主张。晚于方回的刘熏,有笔记体的《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其中论诗者七卷,也是很有价值的诗学著作,但其价值至今也未被研究者充分认识。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也都是有影响,且在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诗学著作。只是《唐才子传》长期被作为唐诗文献著作看待,它的诗论价值在Zo世纪才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唐音》在明代是嘉靖以前影响最大也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它影响了明人的唐诗观。元代诗话逊于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诗格诗法的复兴,元代出现了众多的诗格、诗式、诗例类著作,著名者有旧题杨载撰的《杨仲弘诗法》(又名《诗法家数》)《杜律心法》,旧题范柠撰的《诗学禁商》《木天禁剧《诗家一指》,旧题揭侯斯撰的《诗法正宗》《诗法正宗眼藏》,旧题傅若金撰《诗文正澎《诗法正论》等。学者一般认为,这些书多是书贾所为,托名名家。尽管如此,这
些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元人很多有价值的诗学文献存在于文人的别集中,包括诗集序跋和其他论诗文字,其中蕴藏着很有价值的诗学批评见解,不少观点是前代所无或超越前人的。这需要认真深入发掘。
这里略论一下元代“文倡于下”带来的观念多元、价值多元、风格多元问题。这种多元性表现在各个方面,无法全面描述。宋镰从负面看这种多元性,认为是文坛的乱象,并给予严厉抨击。我们不妨从他的批评中感受元代文坛的多元性。其《徐教授文集序》说:
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桅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璞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
愤怒,辞专讥仙,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牌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疥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庚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稼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34]
问题是,他如此怒斥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并不多,这也可能是历史的遗憾,也许在这些“非文”之中,存在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元代以后,思想环境变化,在严酷的思想控制下,这些东西不能流传而逐渐泯灭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在元代观念多元的环境中,众多不同的声音,都有存在的空间。对于诗歌写什么、为什么写,等等,元人都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研究元代诗学,认识这些不同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对元诗成就的判断,而且可以进而发现元代诗学中其他时代没有的东西。
总之,元代诗学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我们需要认真深入发掘,逐渐认识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