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腓特烈性问题研究最全面，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便是Zimmermann的记录。根据他的记录，腓特烈年轻时是一个狂热的异性恋者。由于对他父亲暴政的不满，腓特烈拒绝妻子的陪伴并去找妓（和谐）女。不幸的是，腓特烈·威廉带他去布伦瑞克见他未婚妻时，他染上了急性的淋病。依照他堂兄Brandenburg-Schwedt侯爵的建议，他由Malchow的医生负责治疗，并且恢复了健康继续行程。而之前他对这桩强迫婚姻的保留态度在Elisabeth Christine的美貌与魅力前都烟消云散了，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婚姻还是美满幸福的。这对夫妻天天同床共枕，夜夜春宵。但是，在婚礼六个月后，淋病再一次爆发了，这次腓特烈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次唯一的解决方法似乎就只有外科手术了，这导致他生殖器的一些小缺陷。Zimmermann强调，这不是那种会使患者变得胆小羞怯并且狡猾的阉割手术。“尽管造成了一点点损伤”，但他并没有丧失性能力，依旧能够产生精子并保持他的一贯品行：“拥有超人的智慧，是那个时代最无畏，最勇敢的英雄。”他“肯定”保持者他的异性恋倾向，但他小小的缺陷使他以为自己变得性无能。这是与他的倾向意愿相违背的，导致他觉得有义务远离他深爱的妻子并假装是由于是强迫的婚事而疏远她。但是腓特烈更进一步：他假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爱情”——Zimmermann委婉的记录到——来显示他男人的雄风，尽管是与男子。相比表面上导致性无能的缺陷，他相信自己陷入了“许多希腊和罗马人所有可耻的衰弱之中”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这个故事不仅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且缺乏证据证明。Zimmermann从未公开他所有的任何证据，如果真的存在的话。这一切都建立在1733年的手术导致了他的生殖器缺陷的基础之上。作为陪伴腓特烈到最后的医生，Zimmermann应该有机会做必要的观察。但是为葬礼做准备的医生Gottliev Engel愤怒的表示国王的性器官“完美无缺的和任何一个健康人一样”。1790年帮助清洗腓特烈遗体的三位医药官也证实了他的言论。此外，尽管这并不能使Zimmermann的言论无效化，但值得注意的是Zimmermann是腓特烈长期热烈的崇拜者。虽然出身瑞士并且身为汉诺威人，1771年在他第一次见到他心中的英雄后，他泪流满面，呼喊到：“啊，我对普鲁士国王的爱难以言表！”但是，他的记录中依旧充斥着错误。比如说，他记录这对新婚夫妇在婚礼后便搬入了Rheinsberg，而事实上是在三年后。这样一来他的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他为腓特烈辩护的方向也很奇怪，比方他记录到“几乎所有认识腓特烈的人”，无论是敌是友，亲王抑或仆从，甚至密友们都相信他“处于一种类似与苏格拉底和亚比西德的关系中”。即使Zimmermann本人也相信这一点，尤其是腓特烈的一个男性朋友告诉他腓特烈在1756年依旧是同性恋。

另一方面，存在很明确的证据表明腓特烈的异性恋倾向。在Dresden那段不确定的时期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更好的证据是腓特烈在Kürtrin时期与已婚妇女Eléonore-Louise vonWreech的调情。所幸存的他们1731-1732年间的七封信，热切但是语调轻浮并且高度格式化。其中四封是诗体或包含诗歌，比如下面这段：
接受吧，亲爱的，我温柔的心，
它正急切的等待着您的召唤。
我的心臣服于您，
现在又充满忐忑。
我感到度日如年，
一直到您的回复，
来决定我的行动。
但对该事件的记录存在矛盾的地方。1732年8月30日公使*von Grumbkow写信给奥地利大使von Seckendorf（或拼作Seckendorff），说腓特烈·威廉告诉他说腓特烈把von Wreech女士搞怀孕了，而她被绿的丈夫拒绝承认孩子是他的。腓特烈·威廉对他儿子能展现出男人的雄风感到十分高兴，并希望腓特烈的未婚妻也能又同样的待遇。Seckendorf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六个月前在维也纳向欧根亲王汇报说腓特烈正在与一名女士热恋，并沉迷于此，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这个故事的最终来源是Grumbkow，他为奥地利工作。他暗中观察腓特烈并通过Seckendorf传回可能有用的信息。虽然他不太可能虚构这个故事，但他没有透露他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也许他有线人，但线人在幽会期间几乎都不在场。当然也没有留存下的通信证明这个肉体关系，并且von Wreech女士没有怀孕。Seckendorf自己也并不确定。一个月后他告诉欧根亲王，虽然腓特烈看起来很多情，但他的能力与他的野心并不相符，他只不过是卖弄而不是真的有需求。
而到此时腓特烈也应该结婚了。Seckendorf感叹到，腓特烈的态度在默默顺从和强烈抗拒之间摇摆。1732年3月他写信给他姐姐，说Elisabeth Christine并不是毫无优点。她面容姣好，气色不错，乳房饱满，手指修长，有着金色的长发。但另一方面，她眼眶深陷，唇形丑陋，牙齿不好，笑起来令人不悦并且走起路来像鸭子。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谈话时总是紧张并且大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她心地善良，天性纯真，谦逊有礼。总而言之，“她没有我想象或者他们想让我认为的那么糟糕。”尽管如此，他觉得她一点也不让他感觉愉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的选择。他个人倒是更倾向于其他候选人，比如萨克森-艾森纳赫或是梅克伦堡的公主。不久之后他就表明了更多的观点：“我这一生都过的很不愉快，而且我相信命中注定我还得这样继续下去…但我还有最后一种手段，也许朝自己来一枪能将我的生命与我的痛苦一起终结掉。他请求Grumbkow终止婚礼，而公使则严厉地用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唐·卡洛斯的故事提醒他。十八个月的挣扎并无助于他与命运和解。1732年9月他告诉威廉明娜，他完全不爱他的未婚妻，甚至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这份婚姻里边什么都不会存在，他补充道，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友情。
但Seckendorf相信最后一切都会好转，因为即使腓特烈再不满，他也明白这是他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732年腓特烈在给Grumbkow的信中明确的提到了他自现在的处境：
他们试图让我变得多情，但我并没有驴子的天性，我很怀疑他们是否能成果。婚姻对我来说只是意味着年龄到了，意味着不久之后我就应该当家做主，并且我的妻子什么都不应该说，因为女性不应该参与统治管理或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觉得一个妻管严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懦夫，并且愧对男人的荣耀。如果我以绅士的方式结了婚，我就会让我的妻子做她分内的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自由万岁！我会遵守我的诺言成婚，但之后就会和我说的一样，再见吧，女士，再见！
能反映腓特烈情感的还有1733年婚礼将近时他写给Grumbkow的一封语气嘲讽的信。“我的公主送给了我一个鼻烟盒但到了之后碎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否象征着她脆弱的贞操，美德亦或者她整个人。”在典礼开始前他同威廉明娜讲他只是在走过场，本质上他是拒绝的。从威廉明娜自己不愉快的强迫婚姻的角度来看，她可能赞同腓特烈把婚姻比作瘟疫并认为它将带给他巨大痛苦的观点。

显示婚礼之后事情的证据非常之少。腓特烈在婚礼之夜最大的冲动就是写信给威廉明娜：“神啊，终于结束了！”，并表示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并永远属于她。最值得关注的对婚姻早期阶段的评论来自奥地利大使的侄子Christoph Ludwig vonSeckendorf，1734-1737年在柏林的日记。虽然不属于腓特烈圈子里的一员，但他还是可以经常见到腓特烈和腓特烈·威廉，并且处于普鲁士上层社会之中。1734年10月Seckendorf记录到，腓特烈“喜欢储妃”，并给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看了她的信，表示：“即使如此，她还是有常识的。”也许Seckendorf正是从Schulenburg那里知道“他们俩（请自行脑补）”，他还补充道Seckendorf听到人们说腓特烈一旦继位就要离婚时只是笑了笑。Seckendorf和Friedrich vonWartensleben的关系也很好，而后者是Rheinsberg圈子中的一员并且被腓特烈在1741年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六个人之一。1735年6月他记录到：“FriedrichWartensleben向我透露说年轻的腓特烈和他的妻子在下午做（和谐）爱并且说她有着可爱的身体和迷人的屁股。” Wartensleben后一个月又证实了腓特烈确实和她一切睡觉。
Wartensleben当然不会知道卧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确实知道腓特烈说了什么。Seckendorf也没有理由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胡编乱造或夸大其词。这些至少可以反驳Zimmermann故事中腓特烈对手术切除感到羞耻的部分。Seckendorf后一年日记中所记述的条目部分被证实也增加了他的可信度。1736年夏天他记录到腓特烈在抱怨自己没钱之后，他的一位朋友，Manteuffel伯爵对他说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要有继承人。腓特烈表示赞同但补充到“我做不到没有欲望的情况下和她睡觉，即使睡了，肯定也是出于职责。” Manteuffel回应到激情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好多孩子都是在父母之间完全无爱情况下诞生的。太子妃很漂亮而且她仿佛就是为了那件事（生孩子）而生的。腓特烈同意她很漂亮但声明他永远不会爱上她。他接着赞美了她很多良好的品质，表达了他希望她能做好所有丈夫所希望的事情的迫切的愿望。他总结到：“总之，她不能抱怨我不和她睡，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孩子。”
Seckendorf记录了这次对话，仿佛存在这一场Manteuffel后来告诉他的对话。事实上，确实存在信件往来。1736年8月26日，Manteuffel写信给腓特烈催促他赶紧搞出继承人，并强调这是他所有朋友们的愿望。他同时希望在腓特烈和他妻子刚搬入的Rheinsberg的安稳生活要比腓特烈在Ruppin驻守而他妻子在柏林时期短暂而匆忙的相会更有利于诞下子嗣。而9月23日腓特烈在Rheinsberg的回信中没有涉及任何他对妻子的感情，只是写到，“我很感谢你们对我后代问题的关心。我现在觉得我和发情期的雄鹿有着一样的命运。也许九个月之后会有你们想看到的事情。”即使没有，也无需介意，“国家总是会有继任者的，还从来没出现过王位空着的情况。”是否存在Seckendorf记录的谈话或者书信往来？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腓特烈希望Manteuffel，或者说他父亲认为他已经尽力去搞出一个继承人。

换而言之，在与妻子在Rheinsberg的四年间，腓特烈痛苦的维护着他婚姻表面上的正常。在他给威廉明娜的信件中，他从未提及过他的妻子，好像他从来没结婚一样。1738年他私底下派遣Anhalt-Dessau的Leopold亲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前宰相Friedrich Karl vonSchönborn那里寻求帝国的帮助来解除婚姻。而至今尚未公开的往来于腓特烈和von der Groeben中尉，Manteuffel和其他人的通信，表明了他依旧与他军团年轻将领保持着亲密关系。和他父亲1739年夏天一同巡察东普鲁士时期写给他母亲的信也暗示了他只是在演戏。在7月27日写给Elisabeth Christine并之后呈递给他母亲的信中，他一反常态的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我很想回到Rheinsberg，更想亲吻你…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请不要忘记我，请允许我用整颗心拥抱你。我整个人都属于你。”而两周之后不需要给他母亲看的信中就明显没有那么虚情假意，只是简单的用“你最忠诚的仆人”作为结语。腓特烈·威廉去世后，他的语气愈发的尖锐。他当上国王后的第一份信只是简单指示了她什么时间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并最后只是写到“我没有时间说更多了，再见。”任何希望Elisabeth Christine能掌握一些王后的实权而不是空有虚名的人则会被第二天的这封信打击到：
女士，当你到了[柏林]你先去王后[母亲]那里致敬，希望你比以前要做的更好。之后你就待在那里听候我的指令，因为你的存在是必要的。明天我计划举行女士参加的哀悼会，我到时候会把具体细节给你。再见，祝你健康。
这封信表明，从此之后腓特烈生活之中就只有一位女性：他的母亲。1731年他参加威廉明娜的婚礼时，他对她说他的心只属于她和他们的母亲。正如卡莱尔所观察到的，腓特烈永远是“妈宝”。当他母亲想要称呼他为“陛下”时，他回应到，“请叫我儿子，这是最让我感到高兴的头衔！”同时他坚持她用“Her Majesty the Queen Mother”而不是“Queen Dowager”的称谓。外交使臣在他继位后一周发回的“新国王对他母亲的热爱是非常明显的”报告被证明是错误的。他预测她会有极大的影响力并使普鲁士走向亲汉诺威的方向，但腓特烈选择这个方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即使是他母亲。他所做的只是表明她才是普鲁士的第一夫人，并且她在Monbijou的宫廷是接见高官政要的第一地点，而腓特烈在柏林时会到那里举行宴会。他展示给她的“极度的热爱”可能传递给了所有的目睹之人。

而王后Elisabeth Christine只能是旁观者，臣服于婆婆之下可以说是对她的公开羞辱。1740年6月28日她在给她兄弟布伦瑞克的卡尔公爵的信中写到：“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唯有上帝知道也唯有上帝能帮助我。”腓特烈把她丢在Schönhausen宫（现位于柏林北部的Pankow区），而该宫殿与王后母亲的Monbijou宫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那里她组建了自己的小宫廷，竭力改善她孤独而尴尬的处境。1744年她写信给她堂兄，布伦瑞克的斐迪南：
当别人都在寻欢作乐之时，我就像囚徒一样被困在这个旧宫殿里。我只能靠书籍，工作和音乐来打发时间。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你的信使我的一天都充满快乐，而我给你写回信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
腓特烈的忽视可以说是故意的，轻蔑并怀有恶意的。1748年的夏天很清楚的展现了这一点。为了庆祝夏洛腾堡新侧翼的落成，腓特烈为整个家庭策划了一次庆祝活动——除了一个人。即使王后母亲声明她不反对她儿媳妇参加，但王后还是没有收到邀请。腓特烈在给他弟弟奥古斯都·威廉的信中解释到：“如果我把对我妻子的不满和紧张带进了夏洛腾堡，我估计整个场面就完蛋了。”他之后还很虚伪的解释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而事实上协议要求新侧翼的一系列房间都将分配给王后。在他充斥着对女性厌恶的文章中，腓特烈总结到：
不管怎样，如果我那柔弱的另一半住在了夏洛腾堡，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一堆女仆和宫廷女士？我们要怎样安抚那些无可救药醋意十足的女性并给那些无所事事在宫廷中乱遛的人安排住所？我们只想用远足和乡村生活使我们的母亲感到愉快。让我们坚定决心，别让荨麻和野草混入茉莉与玫瑰之中。
腓特烈从来不去Schönhausen看望他的妻子也不允许她来见他。她唯一一次见到无忧宫还是1757年秋天为躲避奥地利人逃往马格德堡路过波茨坦的时候。她的管家Lehndorff伯爵在日记里尖锐的指出，居然需要玛利亚·特雷西娅往柏林发兵才能让王后见到她丈夫心爱的宫殿。
这对夫妻极少见面，一般见面都是在柏林的皇家宫殿（王后冬天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当狂欢节有特别庆祝的时候。虽然腓特烈确保她生活的舒适，为她付账并偶尔在她生日时送些礼物或者关心一下她的健康，但他的表现称的上是残忍。他不仅没有参加她1765年11月8日的50岁生日宴会，还在第二天在波茨坦举办了以她的名义却没有邀请她的庆祝活动。这对夫妻1783年的金婚纪念被无视了，并且按自己想象描绘了庆祝场景的版画家的画还被警察收走了。正是她所受到屈辱的公开性最令她痛苦。当腓特烈经历了七年战争1763年回到柏林之时，他在他的宫廷面前只是简单的问候了下他的妻子（顺带一提，他从未说过“我的妻子”而是以“王后”代替）：“女士你变胖了。”在随后的宴席中，他避开了她的陪伴，选择坐在弟媳威廉明娜和妹妹阿玛莉亚之间。Elisabeth Christine的尊严是她愈发清晰的认识到了他的行为。对她来说，他永远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并且她告诉所有愿意聆听的人说她没有子嗣只是因为天意。

为什么二楼被吞了……？变成了上来就发车

（第二次被吞的二楼）
紧邻腓特烈居所的是他妻子的住所。1736年8月20日，她搬到了Rheinsberg。她的房间中放置着一个巨大的装饰华丽的床，这是她岳父送她的礼物。腓特烈·威廉急切的希望这张床能派上合适的用场，甚至他答应腓特烈一旦有了子嗣就允许他出国。之前一年他送给了Elisabeth Christine一件生日礼物，并附上了一句话：“亲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地祝福你健康长寿并早生贵子。”这种热切的期盼的落空自然引发了对腓特烈性问题的重要而隐晦的怀疑。
直到最近，这个话题还常常被历史学家选择无视或草草带过。比较明显的是Otto Hintze, 他在其1915年出版的权威的霍亨索伦家族史中声明：“流言八卦”是自相矛盾的，不需要被反驳，这种恶意中伤不应该被继续重复；腓特烈年轻时浪的飞起，但最后保持克制回归正轨；而他对女性的冷淡只是一种十八世纪的智慧（比如——比较令人惊讶——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下一代传记作家中比较出名的例子是Gehard Ritter, 他愈发的马虎，仅仅写到“基本没什么证据”证明，并且“腓特烈的性（和谐）生活没什么不对的”。虽然值得承认的是“腓特烈的性（和谐）需求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出乎寻常的少”。Theodor Schieder也没有做更多的扩展，只是单单记述了没有任何官方记录可以解释腓特烈早年为什么不要孩子（仿佛这决定了一切）。Schieder补充道，尽管有伏尔泰恶意的传言，最可信的解释来自一直负责国王的医生，有着瑞典血统的JohannGeorge von Zimmermann，他记录到腓特烈坚信他婚后不久由于找妓（和谐）女染上了性（和谐）病，并导致他性（和谐）无能。当代的传记作家，Johannes Kunisch也认为腓特烈年轻时是一个完全的异性恋，但他登基之后同（和）性（谐）恋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一直持续他晚年。他也举了Zimmermann的例子。然而，在腓特烈3000周年纪念时发表的两篇研究却很明确：“解释腓特烈人格的关键时他的性取向。腓特烈是同（和）性（谐）恋。”Wolfgang Burgdorf对此下了结论。同时Reinhard Alings对他问题——“腓特烈是同（和）性（谐）恋吗？”的回答则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而最近Peter Michael Hahis的传记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这些最新的观点与已知事实相符，但真相如何却永远不可知。

顺便这吧果然没有人

一直很喜欢伊丽莎白，能看到关于她的内容真的超开心的。

我错了标题是with his wife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打成了her

感谢楼主的精心整理，虽然有过腓特烈夫妇和睦或者和好的幻想，不过历史真是太残酷了，原来以为打完七年战争，国王能有一番大彻大悟，和妻子修复关系，看完上文以后，真是闻者落泪啊。

涨姿势了

赞。Tim Blanning那本还正在看第一章。

关于腓特烈的私人生活的中文资料真的很少，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