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七
何焱林
阎文第七
伪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时得，或云武帝时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即引伪泰誓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则知此书出于武帝之前决矣。或武帝时方立于学官，故曰武帝时得，亦未可知。东汉马融始窃疑之，云：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稽其事颇涉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予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马融之言如此（姚际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伪书，乃竟教人以作伪书法矣）。逮东晋元帝时梅赜忽献古文尚书，有泰誓三篇，凡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乌得不信以为真，而不知其伪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马融明言书传所引泰誓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非谓尽于此五事也。而伪作古文者不能博极群书，止据马融之所及，而不据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曹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宛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
或问伪泰誓三篇唐世仅存，而宋史艺文志已无马融郑康成王肃所注尚书，是伪泰誓已不传，蔡沈谓其亦知剽窃经传所引，蔡何从而知之乎？余曰以今度之，盖可知也。如赵歧注孟子，于天视自我民视云泰誓尚书篇名，于我武惟扬云泰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泰誓也，与今泰誓不同。则伪泰誓所剽窃有天视自我民视二语，而无我武惟扬五语可知矣。杜预注左氏于成二年传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云大誓周书。于襄三十一年传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云今尚书大誓无此文。于昭二十四年传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泰誓无此语。则伪泰誓所剽窃有商兆民离二语，而无民之所欲，纣有亿兆夷人六语，可知矣。晚出之古文除马融所举五事外，亦知剽窃纣有亿兆夷人，即于墨子亦知剽窃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窃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亦知剽窃於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独未及引小人见奸巧之言，遂为逗漏，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问刘向说苑臣术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与武帝纪所载有司奏议语正同。刘向亲校古文秘典，其引泰誓得无即真安国书乎？余曰非也，安国得多二十四篇，原无泰誓，故伪泰誓在当时亦存而不废，至马融王肃始觉其伪耳，愚尝笑伪作古文者，正当据安国所传篇数为之补缀，不当别立名目，自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则因马融所举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则因礼记孟子左传所引用也；说命三篇则因礼记孟子国语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诰，蔡仲之命，君陈，君牙莫不皆然。盖作伪书者不能张空弮冒白刃与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为之主，摹拟声口以为之役，而后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书出于魏晋之间，去康成未远，而康成所注百篇书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岂无目者而乃故与之抵捂哉？盖必据安国所传篇目，一一补缀。则九共九篇，将何从措手耶？此其避难就易，虽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呜呼，百世而下，犹可以洞见其肺腑，作伪者亦奚益哉。
按郑端简晓亦疑古文泰誓谓伪泰誓无孟子诸书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诸书所引者以窜入之，以图取信于人乎？其见与余合。尝谓此即伪作鹖冠子也，柳宗元辩之曰；人以贾谊鵩赋尽出鹖冠子，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充入之，非谊有取于鹖冠子决也。故非孟子有取于今古文泰誓亦决也。从来后人引前，无前人引后，独此乃前人引后，非后人引前。聊为点破，正可一笑。
何按
一、《泰誓》传言甚多，人称伏书原有，后逸，又得伪《泰誓》，所谓白鱼入舟等是也，其伪显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孔老先生岂能将其收入所编《尚书》？史迁将其录入《史记》，正合当时今文经学风气。史家多少有从众心理，且吃人酒饭，与人挑担，不得不照人家声口说话。什么七十二黑子，斩蛇、白帝子、赤帝子，连闺房秘语苍龙踞腹等都录上，以证刘桓是正牌天子。
二、余曾说过，孔壁出书，多得十六篇中即包含《泰誓》，即今《泰誓》，流传中可能有人作过些许改动，如“惟十有三年春”之“年”，当如《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逸周书》亦以祀称年，其时正商周交替，新正刚立，旧习未改。
三、阎氏所说关于伪《泰誓》诸语，皆出自《左传·襄三十一年传》孔颖达正义。引于下：
《传》：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尚书·大誓》亦无此文，故诸儒疑之。”。
《正义》曰：今《尚书·大誓》，谓汉、魏诸儒马融、郑玄、王肃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诗》、《书》，汉初求之，《尚书》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与孔安国书》云：“《尚书》二十八篇，前杜以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书》有百篇也。”在后又得《伪大誓》一篇，通为二十九篇。汉、魏以来，未立于学官。马融《尚书传序》云：“《大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大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大誓》曰：‘独夫受。’《礼记》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之《大誓》，皆无此言。吾见书传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众，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肃亦云：“《大誓》近，非本经。”
所可注意者，孔颖达称所谓今《泰誓》为汉、魏诸儒所注之《尚书》，而非夏侯等三家《今文尚书》，孔颖达唐人，其时马、郑、王所注《尚书》犹在，其说非妄。阎氏有关文字，不过重诉马融等之言。今《书》有此诸语，不等于今《书》抄自马融所说，或抄自孟荀诸家。
这里有一个诸家所注书源头问题。既然马等否定白鱼入舟之说，当然不会为伪《大誓》作注；伏生《书》无《大誓》。也不会是安国《书》，前评已经说明，兹不赘。则马、郑、王所注之《书》只能是杜林漆书，杜《书》与伏书不同。杜书亦无马等所指诸语，杜《书》之源头堪疑。
四、阎谓：《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曹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
何按：阎引文出《墨子·尚同下》：“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余前言，前人书少，往往凭记忆引前典，诸子引前人书，不在存史，而在说理，表明自己主张，所引往往不直录前人语，而是有所损益，或托古人古书而达己意。墨子此段引语，恐属后者。
①《泰誓》乃大战前与参与伐商诸侯之誓言，或者说训示，其所言当是商有必伐之愆，我有必胜之由，并以天命攸归，解民倒悬等激励士气，以及进退坐作，赏罚功过等约束部伍。墨子所言，乃定天下后治国之策，其时谈治国之策，无乃太悬隔乎？
②《墨子》此节所言，乃要小人，即下民相互监督，相互举发。“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者，发罪钧。”如何判定人行为奸，人技为巧？认定其奸其巧，必告发。不言者，其罪钧，与奸巧者同罪，是为连坐。奸、巧无定性之标，定量之准，只能凭人意断，难免人见人殊，为免其罪，必人相猜疑，人相窥探，必闻风而告，见影而讦，必天下汹汹，告讦者，捉拿者将不绝于路！有力者，舌快者必售其奸，无势者、木讷者必逢其殃；此乃末世之颓风，监民之损策，与孔子以忠信仁孝治天下相去何其远也，与墨子兼爱相去亦何其远也。《论语》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孔子能将法术家言录入其所编《书》中？墨翟亦何能将其录入《经》中？必为其后学所妄加，或其后学得孔子删削后之遣篇而妄录。故《墨子》所录，最多为《泰誓》之遗篇。阎若璩以观感发人，连坐罪人，能称孔氏之徒？
阎若璩言《泰誓》遗漏多多，其所举不过此条而已，拾前人余唾，而不能自出机杼，亦大言不惭者矣！
从此二点说明，阎氏所引《墨子》之文，不足证今《书·泰誓》为伪。其实，古典古籍，遗篇遗句所在多有，例如《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为逸诗，《诗经》未录，能称《诗经》为伪？
③阎氏所引前人文除②可商，他亦有问题，如其引《墨子·非命下》曰：“亦知剽窃於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
何按：於去发三字不可解，或疑作太子发，余以为，当作武王发。其中“恶乎君子”等数语，乃墨子引自《泰誓》语，然此数语中有一个不可忽视之误，即“在彼殷王”。须知此是牧野之战前夕，殷尚未灭，纣尚未戕，胜败犹在未定之天，岂能称“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殷王为谁之鉴？汤克夏而立商，因夏桀失道，天黜其命。商王纣亦在走夏桀之老路，亡可立待，故当如《泰誓》中篇所言：“厥鉴不远，在彼夏王。”武王之言，亦在向八百诸侯示纣正在走夏王桀之老路，殷商必亡，大周必兴之意。此亦示《书·泰誓》真，而《墨子》引语，录自今《书·泰誓》，其误夏为殷即说明此点。
五、能证《泰誓》不伪之铁证在《泰誓》本身。
《泰誓》上篇之“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蔡沈注曰：“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余在《评第五》讨论《武成》真伪中有几个时间节点；
①《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②《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③《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
前1075至前1030年间（此时间段为今人主张之伐商时间），惟两日合于壬辰为一月初二：⑴前1045年12月8日，农历丙申年己亥月壬辰日，周历正月初二。
⑵前1070年2月23日，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
无论用周历抑用夏历，戊午皆为一月二十八日。若用周历，周历建子，一月正是隆冬，戊午群后以师毕会之时，正一九中，祈寒，不得谓“十有三年春“，且二月甲子初四，正二九中，行军打仗，诸多不便，兵家不取。武王及太公等，必不专择隆冬天气行军作战。用夏历，壬辰（前1070年2月23）日，一月初二，已是立春后之七九，癸巳初三出师，越行越暖。一月二十八，九九末梢，已届仲春。辛卯二月甲子初四日，社火将举，正是作战之好天气。周地有用夏历之习，《诗·豳风·七月》，正夏历与与周历混用。便是一例。
此便是《泰誓》为周历史档案之确证，非实录者不能理会，故孔安国、孔颖达亦以周历作《传》、《疏》。此亦反证《书》非孔安国所伪撰，更非梅赜所献。阎氏之论谬！
阎氏所引他说，皆枝蔓，不赘评！
何焱林
阎文第七
伪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时得，或云武帝时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即引伪泰誓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则知此书出于武帝之前决矣。或武帝时方立于学官，故曰武帝时得，亦未可知。东汉马融始窃疑之，云：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稽其事颇涉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予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马融之言如此（姚际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伪书，乃竟教人以作伪书法矣）。逮东晋元帝时梅赜忽献古文尚书，有泰誓三篇，凡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乌得不信以为真，而不知其伪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马融明言书传所引泰誓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非谓尽于此五事也。而伪作古文者不能博极群书，止据马融之所及，而不据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曹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宛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
或问伪泰誓三篇唐世仅存，而宋史艺文志已无马融郑康成王肃所注尚书，是伪泰誓已不传，蔡沈谓其亦知剽窃经传所引，蔡何从而知之乎？余曰以今度之，盖可知也。如赵歧注孟子，于天视自我民视云泰誓尚书篇名，于我武惟扬云泰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泰誓也，与今泰誓不同。则伪泰誓所剽窃有天视自我民视二语，而无我武惟扬五语可知矣。杜预注左氏于成二年传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云大誓周书。于襄三十一年传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云今尚书大誓无此文。于昭二十四年传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泰誓无此语。则伪泰誓所剽窃有商兆民离二语，而无民之所欲，纣有亿兆夷人六语，可知矣。晚出之古文除马融所举五事外，亦知剽窃纣有亿兆夷人，即于墨子亦知剽窃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窃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亦知剽窃於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独未及引小人见奸巧之言，遂为逗漏，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问刘向说苑臣术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与武帝纪所载有司奏议语正同。刘向亲校古文秘典，其引泰誓得无即真安国书乎？余曰非也，安国得多二十四篇，原无泰誓，故伪泰誓在当时亦存而不废，至马融王肃始觉其伪耳，愚尝笑伪作古文者，正当据安国所传篇数为之补缀，不当别立名目，自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则因马融所举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则因礼记孟子左传所引用也；说命三篇则因礼记孟子国语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诰，蔡仲之命，君陈，君牙莫不皆然。盖作伪书者不能张空弮冒白刃与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为之主，摹拟声口以为之役，而后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书出于魏晋之间，去康成未远，而康成所注百篇书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岂无目者而乃故与之抵捂哉？盖必据安国所传篇目，一一补缀。则九共九篇，将何从措手耶？此其避难就易，虽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呜呼，百世而下，犹可以洞见其肺腑，作伪者亦奚益哉。
按郑端简晓亦疑古文泰誓谓伪泰誓无孟子诸书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诸书所引者以窜入之，以图取信于人乎？其见与余合。尝谓此即伪作鹖冠子也，柳宗元辩之曰；人以贾谊鵩赋尽出鹖冠子，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充入之，非谊有取于鹖冠子决也。故非孟子有取于今古文泰誓亦决也。从来后人引前，无前人引后，独此乃前人引后，非后人引前。聊为点破，正可一笑。
何按
一、《泰誓》传言甚多，人称伏书原有，后逸，又得伪《泰誓》，所谓白鱼入舟等是也，其伪显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孔老先生岂能将其收入所编《尚书》？史迁将其录入《史记》，正合当时今文经学风气。史家多少有从众心理，且吃人酒饭，与人挑担，不得不照人家声口说话。什么七十二黑子，斩蛇、白帝子、赤帝子，连闺房秘语苍龙踞腹等都录上，以证刘桓是正牌天子。
二、余曾说过，孔壁出书，多得十六篇中即包含《泰誓》，即今《泰誓》，流传中可能有人作过些许改动，如“惟十有三年春”之“年”，当如《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逸周书》亦以祀称年，其时正商周交替，新正刚立，旧习未改。
三、阎氏所说关于伪《泰誓》诸语，皆出自《左传·襄三十一年传》孔颖达正义。引于下：
《传》：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尚书·大誓》亦无此文，故诸儒疑之。”。
《正义》曰：今《尚书·大誓》，谓汉、魏诸儒马融、郑玄、王肃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诗》、《书》，汉初求之，《尚书》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与孔安国书》云：“《尚书》二十八篇，前杜以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书》有百篇也。”在后又得《伪大誓》一篇，通为二十九篇。汉、魏以来，未立于学官。马融《尚书传序》云：“《大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大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大誓》曰：‘独夫受。’《礼记》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之《大誓》，皆无此言。吾见书传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众，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肃亦云：“《大誓》近，非本经。”
所可注意者，孔颖达称所谓今《泰誓》为汉、魏诸儒所注之《尚书》，而非夏侯等三家《今文尚书》，孔颖达唐人，其时马、郑、王所注《尚书》犹在，其说非妄。阎氏有关文字，不过重诉马融等之言。今《书》有此诸语，不等于今《书》抄自马融所说，或抄自孟荀诸家。
这里有一个诸家所注书源头问题。既然马等否定白鱼入舟之说，当然不会为伪《大誓》作注；伏生《书》无《大誓》。也不会是安国《书》，前评已经说明，兹不赘。则马、郑、王所注之《书》只能是杜林漆书，杜《书》与伏书不同。杜书亦无马等所指诸语，杜《书》之源头堪疑。
四、阎谓：《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曹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
何按：阎引文出《墨子·尚同下》：“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余前言，前人书少，往往凭记忆引前典，诸子引前人书，不在存史，而在说理，表明自己主张，所引往往不直录前人语，而是有所损益，或托古人古书而达己意。墨子此段引语，恐属后者。
①《泰誓》乃大战前与参与伐商诸侯之誓言，或者说训示，其所言当是商有必伐之愆，我有必胜之由，并以天命攸归，解民倒悬等激励士气，以及进退坐作，赏罚功过等约束部伍。墨子所言，乃定天下后治国之策，其时谈治国之策，无乃太悬隔乎？
②《墨子》此节所言，乃要小人，即下民相互监督，相互举发。“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者，发罪钧。”如何判定人行为奸，人技为巧？认定其奸其巧，必告发。不言者，其罪钧，与奸巧者同罪，是为连坐。奸、巧无定性之标，定量之准，只能凭人意断，难免人见人殊，为免其罪，必人相猜疑，人相窥探，必闻风而告，见影而讦，必天下汹汹，告讦者，捉拿者将不绝于路！有力者，舌快者必售其奸，无势者、木讷者必逢其殃；此乃末世之颓风，监民之损策，与孔子以忠信仁孝治天下相去何其远也，与墨子兼爱相去亦何其远也。《论语》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孔子能将法术家言录入其所编《书》中？墨翟亦何能将其录入《经》中？必为其后学所妄加，或其后学得孔子删削后之遣篇而妄录。故《墨子》所录，最多为《泰誓》之遗篇。阎若璩以观感发人，连坐罪人，能称孔氏之徒？
阎若璩言《泰誓》遗漏多多，其所举不过此条而已，拾前人余唾，而不能自出机杼，亦大言不惭者矣！
从此二点说明，阎氏所引《墨子》之文，不足证今《书·泰誓》为伪。其实，古典古籍，遗篇遗句所在多有，例如《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为逸诗，《诗经》未录，能称《诗经》为伪？
③阎氏所引前人文除②可商，他亦有问题，如其引《墨子·非命下》曰：“亦知剽窃於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
何按：於去发三字不可解，或疑作太子发，余以为，当作武王发。其中“恶乎君子”等数语，乃墨子引自《泰誓》语，然此数语中有一个不可忽视之误，即“在彼殷王”。须知此是牧野之战前夕，殷尚未灭，纣尚未戕，胜败犹在未定之天，岂能称“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殷王为谁之鉴？汤克夏而立商，因夏桀失道，天黜其命。商王纣亦在走夏桀之老路，亡可立待，故当如《泰誓》中篇所言：“厥鉴不远，在彼夏王。”武王之言，亦在向八百诸侯示纣正在走夏王桀之老路，殷商必亡，大周必兴之意。此亦示《书·泰誓》真，而《墨子》引语，录自今《书·泰誓》，其误夏为殷即说明此点。
五、能证《泰誓》不伪之铁证在《泰誓》本身。
《泰誓》上篇之“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蔡沈注曰：“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余在《评第五》讨论《武成》真伪中有几个时间节点；
①《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②《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③《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
前1075至前1030年间（此时间段为今人主张之伐商时间），惟两日合于壬辰为一月初二：⑴前1045年12月8日，农历丙申年己亥月壬辰日，周历正月初二。
⑵前1070年2月23日，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
无论用周历抑用夏历，戊午皆为一月二十八日。若用周历，周历建子，一月正是隆冬，戊午群后以师毕会之时，正一九中，祈寒，不得谓“十有三年春“，且二月甲子初四，正二九中，行军打仗，诸多不便，兵家不取。武王及太公等，必不专择隆冬天气行军作战。用夏历，壬辰（前1070年2月23）日，一月初二，已是立春后之七九，癸巳初三出师，越行越暖。一月二十八，九九末梢，已届仲春。辛卯二月甲子初四日，社火将举，正是作战之好天气。周地有用夏历之习，《诗·豳风·七月》，正夏历与与周历混用。便是一例。
此便是《泰誓》为周历史档案之确证，非实录者不能理会，故孔安国、孔颖达亦以周历作《传》、《疏》。此亦反证《书》非孔安国所伪撰，更非梅赜所献。阎氏之论谬！
阎氏所引他说，皆枝蔓，不赘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