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芳的著作《〈魏书·高句丽传〉研究》，这是学界继朴灿奎的《〈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1]、李大龙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2]之后的又一部以高句丽文本文献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力作。
高句丽（前37—668）是中国东北重要的民族政权，其历史贯穿汉唐，与中原王朝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古代东北边疆重要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朝和南朝都建立有稳定的朝贡关系，尤其与北魏之间，是高句丽长达七百年存续期间与中原王朝关系最密切、朝贡最频繁的时期。因此，《魏书·高句丽传》中传达了更多关于高句丽政权的相关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研究高句丽历史极其重要的文本文献。基于这样的因素，张芳选择以《魏书·高句丽传》为研究对象，对于推动高句丽学，尤其是促进高句丽文献学研究意义重大。

一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应当占有充足的史料，而史料的来源基本包括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口耳相传三种渠道。其中，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固然是可靠的，但是毕竟有限，而学者们大量使用的还是文献学所提供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文献记载并不完全可靠，误传误记者有之，讹脱衍倒者有之，甚至伪造历史者亦有之。考察历史或撰写历史，第一道工序就是收集资料，第二道工序就是整理资料，第三道工序就是辨别史料的真伪及可信度，最后才进入对其课题进行整体研究或撰写史书的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撰写史书还是进行专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第三道工序[1]。而张芳的《〈魏书·高句丽传〉研究》做的正是该项工作。
《魏书》乃北齐魏收（506-572）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初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554），曾两次修订。该书在历史上争议颇大，其跻身“二十四正史”之列，却也有“秽史”的诟病，为此，张芳在《〈魏书·高句丽传〉研究》中采用大量篇幅，对于《魏书》“秽史”一说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阐述和卓有见解的辩诬，力证了《魏书》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2](P44-50)。诚然，《魏书》中保留了许多当时的原始材料，极为珍贵。《魏书·高句丽传》相比较前代各正史中的《高句丽传》来说，史料更为丰富，论述更为详尽。编撰体例上，首次记述了高句丽始祖传说，简述高句丽世系及诸王与中原各朝的关系，接着以出使者李敖的口吻概述了高句丽的风俗制度，最后记述北魏各时期与高句丽交往的时事政治，从而形成了“传说—世系—概述—时事”的编撰体例。这种新的记述方式，有利于系统而全面地介绍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是更为成熟的编撰体系。此后《周书·高（句）丽传》《隋书·高（句）丽传》《北史·高（句）丽传》都采用了这种体例，由此产生了正史《高句丽传》撰写方式的第二大体系。而《魏书·高句丽传》正是正史《高句丽传》编撰体例的转折点[3](P105)。
此外，《魏书·高句丽传》的另一个学术特点就是，《魏书》为东北亚民族和国家立传，与其他正史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其并不冠以“东夷”的称谓，亦不采用合传的方式，而是单独成篇。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东北亚民族和国家的传记中，《高句丽传》位列首席。一方面，这反映了北魏与高句丽之间关系十分友好密切；另一方面，则是反映了高句丽当时的强大和威望[1](P114)。

三
当然，一项研究、一部著作除了它体现的价值和学术意义外，都不可避免存在某些不足，《〈魏书·高句丽传〉研究》同样有需要改进和深入的空间。诚以为，赞誉的话好说，但只有客观的学术批判才能更好推进一项学术研究的提高和升华。就《〈魏书·高句丽传〉研究》而言，本人认为还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提高：
古人修史向来简约，尤其是涉及边疆民族的专传，基本都是言简意赅，约略文字，就《魏书·高句丽传》而言，在十二家正史《高句丽传》中已是较为详尽者，也仅有1757个文字。但既然是以《魏书》为研究对象，那么就不应将研究对象仅局限在《魏书·高句丽传》中的1757个字中，尽管《魏书·高句丽传》文字约略，但纵观《魏书》，在其“本纪”“列传”中却多处散见有关于高句丽的相关记事，这些都应该成为《〈魏书·高句丽传〉研究》的有力补充和佐证材料。这其中有张芳研究中所重视的内容，亦有被其忽略的内容。

第一，对于魏丽关系，尤其是高句丽朝贡研究还需深入。在《〈魏书·高句丽传〉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中，张芳以《魏书·高句丽传》为切入点，谈及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史料辨析”，已然做了较为充足的论证与辨析，但就高句丽朝贡北魏情况来说，《魏书》“本纪”中便有多达90条的记载，如此之多的样本，足可以辨识出魏丽关系的亲疏变化和东亚政治形势的变迁，但在张芳的研究中只选取了少量样本做了简单分析。
第二，仍旧是对于魏丽关系的研究，没有关注到大量北魏赴高句丽使臣的记述。在传统的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基本都集中在高句丽朝贡北魏的相关研究，如前所述，在北魏存续期间，高句丽频繁的赴魏朝贡，有时甚至一年二贡到三贡。但交流绝非单方面的，在高句丽频繁赴魏的同时，北魏亦有大量的使臣出于政治需要，被派往高句丽出使，而这绝非个案。《魏书》“列传”中，载记了大量赴高句丽出使的北魏使节，如李佐[1](P894)、杜洪太[1](P1019)、刘永[1](P1231)、高祐[1](P1259)、程骏[1](P1346)、崔庠[1](P1506)、房亮[1](P1621)、朱元旭[1](P1624)、孙绍[1](P1725)、冯元兴[1](P1760)、张伟[1](P1844)等，这些使臣有的曾多次出使高句丽，除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频繁出使的北魏使臣侧面印证了魏丽之间紧密的政治联系。

第三，忽视了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时也是魏丽关系另一个重要表象——移民。对于高句丽移民，苗威的《高句丽移民研究》[2]有过系统的研究，仅就张芳的《〈魏书·高句丽传〉研究》来说，这也是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其基于《魏书》的内容来研究高句丽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却被遗漏了。《魏书·高句丽传》没有正面谈及双方移民的问题，但《魏书》中却大量谈及了双方人员的交流和互动，既有中原内地人移民高句丽者，亦有高句丽人移民北魏者。如天兴元年（398）春正月，北魏太祖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1](P32)。说明有大量高句丽人被迫迁入中原内地定居。这种内迁除了被动型，还有主动型，如延兴元年（471），“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1](P135)，更有统治阶层系由高句丽移民而来，如北魏文昭皇后所出的高肇家族[1](P1829)，这些高句丽移民北魏者，不仅成为权贵，并且与北魏皇室保持着密切的姻亲关系，涌现了如文昭皇后[1](P1830)、宣武皇后[1](P336)以及茹浩之妻（安定王妃）[1](P2001)等勋戚。此外，还有北魏人因政治原因移民高句丽者，如北魏庄帝时期的“通直散骑侍郎、假节、龙骧将军、行安州事、当州都督”江果“携诸弟并率城民东奔高丽”[1](P1590)；北魏宁远将军高崇，其祖先流亡于高句丽，生活几代之后又潜归北魏的[1](P1707)。这样的移民事件，在《魏书》中有大量记载，既然是以《魏书》为核心的高句丽研究，那么这种《魏书》中载记的，频繁的在北魏与高句丽间的移民活动，不应该被忽略。

三
当然，一项研究、一部著作除了它体现的价值和学术意义外，都不可避免存在某些不足，《〈魏书·高句丽传〉研究》同样有需要改进和深入的空间。诚以为，赞誉的话好说，但只有客观的学术批判才能更好推进一项学术研究的提高和升华。就《〈魏书·高句丽传〉研究》而言，本人认为还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提高：
古人修史向来简约，尤其是涉及边疆民族的专传，基本都是言简意赅，约略文字，就《魏书·高句丽传》而言，在十二家正史《高句丽传》中已是较为详尽者，也仅有1757个文字。但既然是以《魏书》为研究对象，那么就不应将研究对象仅局限在《魏书·高句丽传》中的1757个字中，尽管《魏书·高句丽传》文字约略，但纵观《魏书》，在其“本纪”“列传”中却多处散见有关于高句丽的相关记事，这些都应该成为《〈魏书·高句丽传〉研究》的有力补充和佐证材料。这其中有张芳研究中所重视的内容，亦有被其忽略的内容。
第一，对于魏丽关系，尤其是高句丽朝贡研究还需深入。在《〈魏书·高句丽传〉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中，张芳以《魏书·高句丽传》为切入点，谈及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史料辨析”，已然做了较为充足的论证与辨析，但就高句丽朝贡北魏情况来说，《魏书》“本纪”中便有多达90条的记载，如此之多的样本，足可以辨识出魏丽关系的亲疏变化和东亚政治形势的变迁，但在张芳的研究中只选取了少量样本做了简单分析。
第二，仍旧是对于魏丽关系的研究，没有关注到大量北魏赴高句丽使臣的记述。在传统的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基本都集中在高句丽朝贡北魏的相关研究，如前所述，在北魏存续期间，高句丽频繁的赴魏朝贡，有时甚至一年二贡到三贡。但交流绝非单方面的，在高句丽频繁赴魏的同时，北魏亦有大量的使臣出于政治需要，被派往高句丽出使，而这绝非个案。《魏书》“列传”中，载记了大量赴高句丽出使的北魏使节，如李佐[1](P894)、杜洪太[1](P1019)、刘永[1](P1231)、高祐[1](P1259)、程骏[1](P1346)、崔庠[1](P1506)、房亮[1](P1621)、朱元旭[1](P1624)、孙绍[1](P1725)、冯元兴[1](P1760)、张伟[1](P1844)等，这些使臣有的曾多次出使高句丽，除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频繁出使的北魏使臣侧面印证了魏丽之间紧密的政治联系。
第三，忽视了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时也是魏丽关系另一个重要表象——移民。对于高句丽移民，苗威的《高句丽移民研究》[2]有过系统的研究，仅就张芳的《〈魏书·高句丽传〉研究》来说，这也是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其基于《魏书》的内容来研究高句丽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却被遗漏了。《魏书·高句丽传》没有正面谈及双方移民的问题，但《魏书》中却大量谈及了双方人员的交流和互动，既有中原内地人移民高句丽者，亦有高句丽人移民北魏者。如天兴元年（398）春正月，北魏太祖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1](P32)。说明有大量高句丽人被迫迁入中原内地定居。这种内迁除了被动型，还有主动型，如延兴元年（471），“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1](P135)，更有统治阶层系由高句丽移民而来，如北魏文昭皇后所出的高肇家族[1](P1829)，这些高句丽移民北魏者，不仅成为权贵，并且与北魏皇室保持着密切的姻亲关系，涌现了如文昭皇后[1](P1830)、宣武皇后[1](P336)以及茹浩之妻（安定王妃）[1](P2001)等勋戚。此外，还有北魏人因政治原因移民高句丽者，如北魏庄帝时期的“通直散骑侍郎、假节、龙骧将军、行安州事、当州都督”江果“携诸弟并率城民东奔高丽”[1](P1590)；北魏宁远将军高崇，其祖先流亡于高句丽，生活几代之后又潜归北魏的[1](P1707)。这样的移民事件，在《魏书》中有大量记载，既然是以《魏书》为核心的高句丽研究，那么这种《魏书》中载记的，频繁的在北魏与高句丽间的移民活动，不应该被忽略。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力求创新与超越也是文献学和高句丽学再次述写的指归。张芳的《〈魏书·高句丽传〉研究》在写作思想和内容挖掘上进行了一次较有深度的探索，其成功尝试的基点就在于彰显了高句丽学的“整体意识”，是采用了富有创新意义的辩证史学的结构范型。
（责编：高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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