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二
何焱林
阎文
第十二 言墨子引书语今妄改释
一书有被引数处，虽微有增易，义则归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阙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
按：又有一书被引数处，虽小有同异，辞则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纣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书，岂墨子所见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谓舛矣。
又按仲虺之诰又有四语，两见引左传，虽间倒置，辞则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缘上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韵协，遂易国之道也为邦乃其昌，亦韵协，此本无韵而忽韵，与后墨子本有韵而不韵，皆同一妄作。
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语，次即引书、诗语以条释之，可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诰也。襄公传两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书，而错综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则随武子既不妄，则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按：今仲虺之诰非独误会用爽厥师，亦且误会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非若仲虺之诰，竟贴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兴，一商兴，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阎谓：
一书有被引数处，虽微有增易，义则归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何按：
㈠余尝谓，前人引书，至少先秦人引书，往往凭记忆，因需要，不仅人引人殊，同一人引，也时引时殊，墨子于《非命》三篇，三引《仲虺之诰》，而三易其词，不仅文字有异，义亦有差，而阎以为义归一揆，读书不细，误矣！
①《非命》上，墨引作“《仲虺之告》 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
“龚”，孙星衍以音近假为“用”，是。句之要在“帝伐之恶，用丧厥师。”
恶有疾，震怒意。伐有折损，抨击义，王充《论衡·问孔》：“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礼。”又如“口诛笔伐”。天帝何能持干戈以伐？所谓伐，折损其禄、寿也。师：此处用作众，《尔雅》：“师，众也。”，句意为：天帝怒伐桀，使丧失其众。
②《非命》中，墨引作：“《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
要在“帝式是恶，用阙师。”
式，用也，以也。《大雅·桑柔》：“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箋》：“式，用也。”阙：少，乏。《左传·成十三年》：“又欲阙翦我公室。”意为“帝以是恶，空乏其众。”
③《非命》下墨引作：“《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要在“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增借作憎，爽多用作明。《说文》：“爽，明也。”尤其《书》语，爽多作明。《书·牧誓》：“时甲子昧爽。”《书·大诰》：“爽邦由哲。”《书·康诰》：“爽惟民迪吉康。”句意谓：“帝以是憎（夏桀），使其众（爽）明白。”
同一篇书，同一事，却有三种不同表述，能是同一书所出？即使凭记忆引述，墨家后学整理墨经时亦当将其叙述统一。同一书，同一事，如此不同之叙述，不足作严肃学术资料。
阎以为《非命》三篇，墨子三引《仲虺之诰》文，除文字稍有不同，其义则一，实则并非如此。其上篇“用丧厥师”即使夏桀失其众，使夏桀渐失人心，只是开头。中篇“用阙师”，前进一步，使桀众叛亲离，尽失其民。下篇“用爽厥师”，即晓示其众，夏桀天命不再，天命另有攸归。义何能一！
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即是民命，即是民心。《非命》三篇，否定上天命定，而倡事在人为。然墨子也主张敬天事鬼，即以《非命》论桀之所以失众，因其矫称有天命，故帝恶，帝憎，龚丧厥师，用阙师，用爽厥师。何以墨子不引“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因此篇为《非命》，若承认“式商受命“，则商得天下，非为人谋，实在天命，违《非命》之旨。
㈡阎谓：
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阙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
何按：
阎氏此处耍了一点滑头，未完整引墨子之文，而是取其所需。今引如下：
于《非命》上，《墨子》曰：“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
于《非命》中，《墨子》曰：“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
于《非命》下，《墨子》曰：“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
须在意者，墨子所引《商书》篇名为《仲虺之诰》，诰为《书》体之一，诰上诰下皆可。如《周书·康诰》则王告康叔也，《康诰》以所告对象名。《周书·召诰》为召公告王，则《召诰》以作者名，《洛诰》者洛邑既定，周公告卜，史氏录之以告天下，等。但作者只一人或史家群体。
从《非命》上、尤其下篇“汤为《仲虺之诰》以非之”看，则《仲虺之诰》乃汤作以告仲虺。但从中篇“汤与仲虺共非之”看，作者当为汤与仲虺共作之，《书》无此体。姑以为有，篇名“仲虺之诰”，若告仲虺，则仲虺作书自告；若为告汤，汤亦作书自告，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非命》三篇，上下篇皆为汤言，惟中篇有汤及仲虺，其中只“恶”、“用阙师”为仲虺与汤共有版权，他皆汤版权。以作者立名，以所佔版权多少论值，文当称《汤诰》，不当称《仲虺之诰》，得非墨子或其门下误《汤诰》为《仲虺之诰》耶？
阎谓：“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前已说明，曰“阙师”乃汤与仲虺共说，非汤专利，阎未读《非命》中篇耶？此非侵夺仲虺之版权乎？
三“师”之注，《墨子》未作说明，孔安国注，颖达疏，蔡沈集注，皆注爽为明，惟阎若璩以“三师”同义。前已叙述，墨三篇引《仲虺之诰》，义相牴牾，实乃墨家后学集先师之著时粗心之过，阎氏为找“证据”，以至急不择言，用阎氏常用字曰“笑”！
还是老话，若阎辑《书》，当取何者？三者尽取乎，抑……乎？
以上可见，非《仲虺之诰》抄墨子，而是墨子后学隐括《书》语“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而妄入先师之作，《墨子》被后人视作“粗朴”，其后学之过歟？
阎又按：《仲虺之诰》又有四语，两见引《左传》，虽间倒置，辞则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缘上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韵协，遂易国之道也为邦乃其昌，亦韵协，此本无韵而忽韵，与后墨子本有韵而不韵，皆同一妄作。
何按：
阎氏所引，一出《左传·襄十四年》中行献子对晋侯问：“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
一出《左传·襄三十年》子皮云：“《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
此两者皆史氏引人言。余前言，后人引书，意在明理，不在存史，往往人引人殊，此又一例。献子与子皮，言谈者当然只能以记忆引前人语，绝不会当面翻书，一一照念。
要回答阎氏之诘，须从当时语境出发。襄十四年，献子对晋侯问是在卫国发生内乱之时，其文有“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问卫逐君当讨否？”才引出献子这一番话，临时对答，不可能翻书，也不必照本宣科，只须言其大要。故献子答如是。其时卫已立新君剽，故献子结语曰：“君其定卫以待时乎！”
襄三十年，郑国内乱，伯有嗜酒误政，且与子晰有宿怨，子晰伐之，故有子皮之言。
上所言卫、郑之乱，皆当政者昧而国弱，救败之不及，焉能言“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襄30年为前543年，孔子生于前551年，时孔子8岁，子皮称《仲虺之志》，说明《书》其时或已有篇名。此名当然非孔子所拟，与今篇名略有不同。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
㈠无论献子言，子皮言，皆及仲虺语，不是照本宣科，不可避免有语言之随意性及不确定性。如献子称仲虺有言，而子皮称《仲虺之志》，仲虺有言，言出何处，并未确指，或出于别篇，别书，而《仲虺之志》则为后之《仲虺之诰》，当无疑义。
㈡襄十四年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国之道也”；三十年则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国之利也”。一则顺序不同，且“道”与“利”，即在战国，义亦有别。如《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即谓：“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儒者言，道即仁义，可见道、利有别。此可得出结论：除二人记忆有差，语言随意，所引文本一出卫，一出郑，亦或有差别。《书》经孔子、及门弟子、再传弟子整理，汉武帝时孔壁书，是当时所能见到最完备之《书》，《书》出孔壁，说明《书》确经孔子整理，孔颖达《尚书正义序》称：“（孔子）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为不争之事实。故献子与子皮所引《书》，非孔子整理后之《书》，故不能以孔子未改之前文，要求孔改定后之《书》文，道理极简单，若以阎氏之纤芥必究，此句当从献子耶？从子皮耶？两者皆不从耶？如是，阎之引文自相矛盾。
前已论，献子、子皮所言，皆取乱侮亡之事，与德、忠、贤、良无关，不能推定献子，子皮所据本无德忠贤良之论。而德忠贤良乃儒者所倡，如孔子整理《书》不取“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而只倡“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孔学与纵横家之说，法家之论无别。故孔子整理后之《书》必有此二语，并置之句首。阎所谓“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原文是否如此姑无论，而为“芟烦乱而翦浮辞”所必须。阎以两不定之语，非孔子一定之言，逻辑上岂能立足？韵语《书》中多有，《虞书·益稷》即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子教弟子即称“小子何莫学乎诗”，即使《仲虺之诰》此诸句原非韵语，孔子整理《书》时，如何不能将其改为韵语而不损其愿意，令其琅琅上口？
阎又谓：“遂易国之道也为邦。”惜乎百诗生而过早，未知人有以“邦”、“国”论真伪，凡称国者皆汉人讳高祖刘邦之名而改，故皆汉后人作。则《左传》所引正入其彀中。“邦乃其昌”正说明《书经·仲虺之诰》为先秦之作。孔安国所献壁书及所传《尚书》未立于学官，未受当时朝廷严省，躲过改邦为国之劫。西汉刘歆整理《左传》上献，并立于学官，极有可能避高祖讳改邦为国。
阎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语，次即引书诗语以条释之，可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诰》也。襄公传两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书，而错综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则随武子既不妄，则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何按：此引自随武子对晋主帅说的一段话，时楚军正盛，楚治尚隆，未可即图，劝其待时而动。称“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
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襄十二年，襄三十年引仲虺语见前，宣十二年为前597年，襄十二年为前560年，襄三十年为前543年，在宣十二年后37年或后54年，可谓时引时殊，尤非宣十二年隐括襄十二年与襄三十年之引语，而是襄十二年、三十年引语割裂宣十二年引语，阎论本末倒置。
随武子是对晋军主帅说话，首在谋敌之军，抑或兼有谋国，故武子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以下引仲虺之言“取乱侮亡”，兼弱也，及《鲁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杜预注：“耆：致也，致讨于昧。”。此诗为赞颂武王伐商之诗，窃以为，《诗》“遵养时晦”，亦有“韬光养晦”之意，时机未熟，静观其变，畜势待发，以攻其昧。
阎称“兼弱攻昧”为成语，此成语当然不出于左氏，出于何书，随武子未明言，阎若璩不能指明。查一查先秦典籍，此句最早出于《仲虺之诰》。且“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最佳匹配之偶语。“取乱侮亡”正好是“兼弱攻昧”最佳承续、发挥与解释。偶语排比，往往采用这种承续发展之形式。随武子不但于《仲虺之诰》寻句自释，亦用《鲁颂·酌》之句向荀林父说明攻昧之道。
阎此论又是一种有罪推定，即先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从而论定“兼弱攻昧”必出于别书。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阎百诗以成语“兼弱攻昧”当出于宣十二年前之何书？宣十二年为春秋之中前期，其时之书，数量不多，今之拥阎者以为呢？
阎称“墨子本有韵而不韵”，“本有韵”大约指《非命》上篇所引“布命于下，帝伐之恶”，中篇所引“布命于下，帝式之恶”两句，“下”、“恶”二字，古韵在鱼部，叶韵，下篇所引“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无韵，三篇所引不仅文字有差，句式亦有差异，除上、中篇引文有两句有韵，下篇引文则无韵，整理者何所适从？即令阎百诗整理，何取何去？恐怕亦只能芟烦乱而翦浮辞了。
阎又按：今《仲虺之诰》非独误会“用爽厥师”，亦且误会“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非若《仲虺之诰》，竟贴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兴，一商兴，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何按：“式商受命”二孔及蔡注皆如此，《立政》与《仲虺之诰》之用，并不矛盾。同一用词，放在不同语境中，意义便不同。
《仲虺之诰》:“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意为夏王（桀）有罪，诬罔上天，矫称上天旨意，布命于天下百姓。上帝不高兴，故以商受天命。
《立政》：“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暋同昏，受有昏德，乃与进用刑戮暴德之人同邦，与恶行缺德之人同政，帝钦行其罚。下三句蔡注谓：“用使我有周，有此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二孔传、疏，略似。说亦通。如“乱臣”，可是乱臣贼子，也可是“能臣”
另，伻有令、使意，周人亦有继夏统之意。《说文》称：“受，相付也。从[爫下又]，舟省声。”段注谓：“[爫下又]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爲相付一也。”故受即有授义。即我有夏（周），用商所授之天命，奄甸万姓。彼可用式商受命，此亦可用式商受命，商可用天所授之命伐夏而兴，周亦可用天所予商之天命伐商而兴，何矛盾之有？
阎谓：
又有一书被引数处，虽小有同异，辞则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纣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书，岂墨子所见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谓舛矣。
何按：
《墨子·天志》中篇：“《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
廖通寥，空。或用着戮，努力。{亻鼻}或借作其。无廖{亻鼻}务天下，可释为没空管天下事，或不努力经营天下。
《墨子·非命》上篇：“《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
禔为祇之讹。排漏二字不可解，或释为兵备。但纣征东夷，应有足够兵备，牧野之战，史称纣有兵七十万，足见其甚有兵备。漏为小事，无廖排漏，此句当为纣所说，即“吾民有命，没空管小事。”
《墨子·非命》中篇：“《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从此三段文字看，前面部份，差异较多，尤其《天志》中篇、《非命》中篇，皆漏“鬼神”二字，墨家事鬼，脱此二字，为一大疏忽。两篇或不在同一时间写成，或不是同一人写成，引《书》亦凭记忆，最后一句，一作“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作“天亦纵弃之而不葆”一作“天不亦弃之而不葆”。文字差别较小，义则归一，括之，即“天弃纣不葆”，当非《太誓》之文，而是墨子论断。《泰誓》上、中、下皆言天命，其上篇即有“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既“天命诛之”，何能言葆？故不在历数纣“罔有悛心”后，再写“天亦纵弃之而弗葆。”
《墨子》所引三段文字，随意性太大，阎若辑《书》，当以何段入《太誓》？三段皆录，三段皆不取？换个说法，何者为真《太誓》之文。今《泰誓》之文，与《墨子》引文有异，自然而然。阎若璩以《墨子》随意所引之零章散句，而攻《书》堂堂之文，多见其不知量！
至于阎所说今《泰誓》“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今泰誓所增，实乃臆测，阎氏何据而得此结论？此二句正说纣不祀其祖先到何种程度，不仅不行祭祀，其祭祀神灵、祖宗之牺牲粢盛亦任人盗窃，纣无视其祖宗已到何种程度。墨子引文，极不严谨，墨子不引，不等于原文无有。
何焱林
阎文
第十二 言墨子引书语今妄改释
一书有被引数处，虽微有增易，义则归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阙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
按：又有一书被引数处，虽小有同异，辞则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纣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书，岂墨子所见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谓舛矣。
又按仲虺之诰又有四语，两见引左传，虽间倒置，辞则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缘上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韵协，遂易国之道也为邦乃其昌，亦韵协，此本无韵而忽韵，与后墨子本有韵而不韵，皆同一妄作。
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语，次即引书、诗语以条释之，可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诰也。襄公传两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书，而错综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则随武子既不妄，则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按：今仲虺之诰非独误会用爽厥师，亦且误会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非若仲虺之诰，竟贴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兴，一商兴，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阎谓：
一书有被引数处，虽微有增易，义则归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何按：
㈠余尝谓，前人引书，至少先秦人引书，往往凭记忆，因需要，不仅人引人殊，同一人引，也时引时殊，墨子于《非命》三篇，三引《仲虺之诰》，而三易其词，不仅文字有异，义亦有差，而阎以为义归一揆，读书不细，误矣！
①《非命》上，墨引作“《仲虺之告》 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
“龚”，孙星衍以音近假为“用”，是。句之要在“帝伐之恶，用丧厥师。”
恶有疾，震怒意。伐有折损，抨击义，王充《论衡·问孔》：“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礼。”又如“口诛笔伐”。天帝何能持干戈以伐？所谓伐，折损其禄、寿也。师：此处用作众，《尔雅》：“师，众也。”，句意为：天帝怒伐桀，使丧失其众。
②《非命》中，墨引作：“《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
要在“帝式是恶，用阙师。”
式，用也，以也。《大雅·桑柔》：“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箋》：“式，用也。”阙：少，乏。《左传·成十三年》：“又欲阙翦我公室。”意为“帝以是恶，空乏其众。”
③《非命》下墨引作：“《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要在“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增借作憎，爽多用作明。《说文》：“爽，明也。”尤其《书》语，爽多作明。《书·牧誓》：“时甲子昧爽。”《书·大诰》：“爽邦由哲。”《书·康诰》：“爽惟民迪吉康。”句意谓：“帝以是憎（夏桀），使其众（爽）明白。”
同一篇书，同一事，却有三种不同表述，能是同一书所出？即使凭记忆引述，墨家后学整理墨经时亦当将其叙述统一。同一书，同一事，如此不同之叙述，不足作严肃学术资料。
阎以为《非命》三篇，墨子三引《仲虺之诰》文，除文字稍有不同，其义则一，实则并非如此。其上篇“用丧厥师”即使夏桀失其众，使夏桀渐失人心，只是开头。中篇“用阙师”，前进一步，使桀众叛亲离，尽失其民。下篇“用爽厥师”，即晓示其众，夏桀天命不再，天命另有攸归。义何能一！
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即是民命，即是民心。《非命》三篇，否定上天命定，而倡事在人为。然墨子也主张敬天事鬼，即以《非命》论桀之所以失众，因其矫称有天命，故帝恶，帝憎，龚丧厥师，用阙师，用爽厥师。何以墨子不引“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因此篇为《非命》，若承认“式商受命“，则商得天下，非为人谋，实在天命，违《非命》之旨。
㈡阎谓：
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阙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
何按：
阎氏此处耍了一点滑头，未完整引墨子之文，而是取其所需。今引如下：
于《非命》上，《墨子》曰：“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
于《非命》中，《墨子》曰：“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
于《非命》下，《墨子》曰：“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
须在意者，墨子所引《商书》篇名为《仲虺之诰》，诰为《书》体之一，诰上诰下皆可。如《周书·康诰》则王告康叔也，《康诰》以所告对象名。《周书·召诰》为召公告王，则《召诰》以作者名，《洛诰》者洛邑既定，周公告卜，史氏录之以告天下，等。但作者只一人或史家群体。
从《非命》上、尤其下篇“汤为《仲虺之诰》以非之”看，则《仲虺之诰》乃汤作以告仲虺。但从中篇“汤与仲虺共非之”看，作者当为汤与仲虺共作之，《书》无此体。姑以为有，篇名“仲虺之诰”，若告仲虺，则仲虺作书自告；若为告汤，汤亦作书自告，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非命》三篇，上下篇皆为汤言，惟中篇有汤及仲虺，其中只“恶”、“用阙师”为仲虺与汤共有版权，他皆汤版权。以作者立名，以所佔版权多少论值，文当称《汤诰》，不当称《仲虺之诰》，得非墨子或其门下误《汤诰》为《仲虺之诰》耶？
阎谓：“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前已说明，曰“阙师”乃汤与仲虺共说，非汤专利，阎未读《非命》中篇耶？此非侵夺仲虺之版权乎？
三“师”之注，《墨子》未作说明，孔安国注，颖达疏，蔡沈集注，皆注爽为明，惟阎若璩以“三师”同义。前已叙述，墨三篇引《仲虺之诰》，义相牴牾，实乃墨家后学集先师之著时粗心之过，阎氏为找“证据”，以至急不择言，用阎氏常用字曰“笑”！
还是老话，若阎辑《书》，当取何者？三者尽取乎，抑……乎？
以上可见，非《仲虺之诰》抄墨子，而是墨子后学隐括《书》语“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而妄入先师之作，《墨子》被后人视作“粗朴”，其后学之过歟？
阎又按：《仲虺之诰》又有四语，两见引《左传》，虽间倒置，辞则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缘上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韵协，遂易国之道也为邦乃其昌，亦韵协，此本无韵而忽韵，与后墨子本有韵而不韵，皆同一妄作。
何按：
阎氏所引，一出《左传·襄十四年》中行献子对晋侯问：“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
一出《左传·襄三十年》子皮云：“《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
此两者皆史氏引人言。余前言，后人引书，意在明理，不在存史，往往人引人殊，此又一例。献子与子皮，言谈者当然只能以记忆引前人语，绝不会当面翻书，一一照念。
要回答阎氏之诘，须从当时语境出发。襄十四年，献子对晋侯问是在卫国发生内乱之时，其文有“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问卫逐君当讨否？”才引出献子这一番话，临时对答，不可能翻书，也不必照本宣科，只须言其大要。故献子答如是。其时卫已立新君剽，故献子结语曰：“君其定卫以待时乎！”
襄三十年，郑国内乱，伯有嗜酒误政，且与子晰有宿怨，子晰伐之，故有子皮之言。
上所言卫、郑之乱，皆当政者昧而国弱，救败之不及，焉能言“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襄30年为前543年，孔子生于前551年，时孔子8岁，子皮称《仲虺之志》，说明《书》其时或已有篇名。此名当然非孔子所拟，与今篇名略有不同。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
㈠无论献子言，子皮言，皆及仲虺语，不是照本宣科，不可避免有语言之随意性及不确定性。如献子称仲虺有言，而子皮称《仲虺之志》，仲虺有言，言出何处，并未确指，或出于别篇，别书，而《仲虺之志》则为后之《仲虺之诰》，当无疑义。
㈡襄十四年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国之道也”；三十年则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国之利也”。一则顺序不同，且“道”与“利”，即在战国，义亦有别。如《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即谓：“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儒者言，道即仁义，可见道、利有别。此可得出结论：除二人记忆有差，语言随意，所引文本一出卫，一出郑，亦或有差别。《书》经孔子、及门弟子、再传弟子整理，汉武帝时孔壁书，是当时所能见到最完备之《书》，《书》出孔壁，说明《书》确经孔子整理，孔颖达《尚书正义序》称：“（孔子）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为不争之事实。故献子与子皮所引《书》，非孔子整理后之《书》，故不能以孔子未改之前文，要求孔改定后之《书》文，道理极简单，若以阎氏之纤芥必究，此句当从献子耶？从子皮耶？两者皆不从耶？如是，阎之引文自相矛盾。
前已论，献子、子皮所言，皆取乱侮亡之事，与德、忠、贤、良无关，不能推定献子，子皮所据本无德忠贤良之论。而德忠贤良乃儒者所倡，如孔子整理《书》不取“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而只倡“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孔学与纵横家之说，法家之论无别。故孔子整理后之《书》必有此二语，并置之句首。阎所谓“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原文是否如此姑无论，而为“芟烦乱而翦浮辞”所必须。阎以两不定之语，非孔子一定之言，逻辑上岂能立足？韵语《书》中多有，《虞书·益稷》即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子教弟子即称“小子何莫学乎诗”，即使《仲虺之诰》此诸句原非韵语，孔子整理《书》时，如何不能将其改为韵语而不损其愿意，令其琅琅上口？
阎又谓：“遂易国之道也为邦。”惜乎百诗生而过早，未知人有以“邦”、“国”论真伪，凡称国者皆汉人讳高祖刘邦之名而改，故皆汉后人作。则《左传》所引正入其彀中。“邦乃其昌”正说明《书经·仲虺之诰》为先秦之作。孔安国所献壁书及所传《尚书》未立于学官，未受当时朝廷严省，躲过改邦为国之劫。西汉刘歆整理《左传》上献，并立于学官，极有可能避高祖讳改邦为国。
阎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语，次即引书诗语以条释之，可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诰》也。襄公传两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书，而错综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则随武子既不妄，则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何按：此引自随武子对晋主帅说的一段话，时楚军正盛，楚治尚隆，未可即图，劝其待时而动。称“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
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襄十二年，襄三十年引仲虺语见前，宣十二年为前597年，襄十二年为前560年，襄三十年为前543年，在宣十二年后37年或后54年，可谓时引时殊，尤非宣十二年隐括襄十二年与襄三十年之引语，而是襄十二年、三十年引语割裂宣十二年引语，阎论本末倒置。
随武子是对晋军主帅说话，首在谋敌之军，抑或兼有谋国，故武子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以下引仲虺之言“取乱侮亡”，兼弱也，及《鲁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杜预注：“耆：致也，致讨于昧。”。此诗为赞颂武王伐商之诗，窃以为，《诗》“遵养时晦”，亦有“韬光养晦”之意，时机未熟，静观其变，畜势待发，以攻其昧。
阎称“兼弱攻昧”为成语，此成语当然不出于左氏，出于何书，随武子未明言，阎若璩不能指明。查一查先秦典籍，此句最早出于《仲虺之诰》。且“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最佳匹配之偶语。“取乱侮亡”正好是“兼弱攻昧”最佳承续、发挥与解释。偶语排比，往往采用这种承续发展之形式。随武子不但于《仲虺之诰》寻句自释，亦用《鲁颂·酌》之句向荀林父说明攻昧之道。
阎此论又是一种有罪推定，即先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从而论定“兼弱攻昧”必出于别书。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阎百诗以成语“兼弱攻昧”当出于宣十二年前之何书？宣十二年为春秋之中前期，其时之书，数量不多，今之拥阎者以为呢？
阎称“墨子本有韵而不韵”，“本有韵”大约指《非命》上篇所引“布命于下，帝伐之恶”，中篇所引“布命于下，帝式之恶”两句，“下”、“恶”二字，古韵在鱼部，叶韵，下篇所引“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无韵，三篇所引不仅文字有差，句式亦有差异，除上、中篇引文有两句有韵，下篇引文则无韵，整理者何所适从？即令阎百诗整理，何取何去？恐怕亦只能芟烦乱而翦浮辞了。
阎又按：今《仲虺之诰》非独误会“用爽厥师”，亦且误会“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非若《仲虺之诰》，竟贴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兴，一商兴，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何按：“式商受命”二孔及蔡注皆如此，《立政》与《仲虺之诰》之用，并不矛盾。同一用词，放在不同语境中，意义便不同。
《仲虺之诰》:“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意为夏王（桀）有罪，诬罔上天，矫称上天旨意，布命于天下百姓。上帝不高兴，故以商受天命。
《立政》：“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暋同昏，受有昏德，乃与进用刑戮暴德之人同邦，与恶行缺德之人同政，帝钦行其罚。下三句蔡注谓：“用使我有周，有此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二孔传、疏，略似。说亦通。如“乱臣”，可是乱臣贼子，也可是“能臣”
另，伻有令、使意，周人亦有继夏统之意。《说文》称：“受，相付也。从[爫下又]，舟省声。”段注谓：“[爫下又]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爲相付一也。”故受即有授义。即我有夏（周），用商所授之天命，奄甸万姓。彼可用式商受命，此亦可用式商受命，商可用天所授之命伐夏而兴，周亦可用天所予商之天命伐商而兴，何矛盾之有？
阎谓：
又有一书被引数处，虽小有同异，辞则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纣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书，岂墨子所见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谓舛矣。
何按：
《墨子·天志》中篇：“《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
廖通寥，空。或用着戮，努力。{亻鼻}或借作其。无廖{亻鼻}务天下，可释为没空管天下事，或不努力经营天下。
《墨子·非命》上篇：“《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
禔为祇之讹。排漏二字不可解，或释为兵备。但纣征东夷，应有足够兵备，牧野之战，史称纣有兵七十万，足见其甚有兵备。漏为小事，无廖排漏，此句当为纣所说，即“吾民有命，没空管小事。”
《墨子·非命》中篇：“《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从此三段文字看，前面部份，差异较多，尤其《天志》中篇、《非命》中篇，皆漏“鬼神”二字，墨家事鬼，脱此二字，为一大疏忽。两篇或不在同一时间写成，或不是同一人写成，引《书》亦凭记忆，最后一句，一作“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作“天亦纵弃之而不葆”一作“天不亦弃之而不葆”。文字差别较小，义则归一，括之，即“天弃纣不葆”，当非《太誓》之文，而是墨子论断。《泰誓》上、中、下皆言天命，其上篇即有“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既“天命诛之”，何能言葆？故不在历数纣“罔有悛心”后，再写“天亦纵弃之而弗葆。”
《墨子》所引三段文字，随意性太大，阎若辑《书》，当以何段入《太誓》？三段皆录，三段皆不取？换个说法，何者为真《太誓》之文。今《泰誓》之文，与《墨子》引文有异，自然而然。阎若璩以《墨子》随意所引之零章散句，而攻《书》堂堂之文，多见其不知量！
至于阎所说今《泰誓》“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今泰誓所增，实乃臆测，阎氏何据而得此结论？此二句正说纣不祀其祖先到何种程度，不仅不行祭祀，其祭祀神灵、祖宗之牺牲粢盛亦任人盗窃，纣无视其祖宗已到何种程度。墨子引文，极不严谨，墨子不引，不等于原文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