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秦国的历史上,秦人曾 “九都八迁”,先后在秦邑、西垂(西犬丘)、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建都。其中,雍城是秦国建都时间最长的一座都城。正是建都雍城后,秦人才由一个偏居西垂的戎狄小邦,逐渐发展壮大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诸侯强国,使雍城成为秦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尽管后来国都迁往咸阳,雍城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秦人先祖的宗庙仍在凤翔,历代国君都要回雍城祭畤拜祖,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为,在秦国历代国君的眼中,雍城不仅是列祖列宗生活和安息的圣地,更是秦人走向强盛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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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雍城为秦都的年限问题,有255年、294和327年等说法,结合史料研究,笔者认为,秦在雍城置都应为327年。
秦置都雍城始于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史载及后世对此均无疑义,但关于秦都城何时从雍城迁出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泾阳说,二为栎阳说,三为咸阳说。即在雍城之后,秦之都城曾一度迁往泾阳,再由泾阳迁往栎阳,或者直接迁栎阳,或者直接迁往咸阳。综合史料的研究,笔者认为雍城置都时限为327年。

关于秦泾阳为秦都,主要依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有学者据此认为,秦灵公以泾阳为都城,秦在雍城建都应为255年。笔者以为,国君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国都,秦灵公居泾阳,但未必就迁都泾阳。
从国内形势来看,自秦厉公以来,宫廷政变频繁。“躁公卒,其子未立而立其弟怀公”,“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 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可见,当时秦宗室贵族及权臣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秦灵公“居泾阳”只是部分贵族挟持灵公暂居泾阳,而并非正式迁都。

从外部形势来看,秦国自厉公“堑河旁”开始,一直处于防守和退败时势,经多年的战争,战国时代第一军事强国魏国已全部攻占河西地。在此形势下,尚且年幼的秦灵公,放弃雍城迁都到接近强敌边境的泾阳是不可能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泾阳遗址曾发现同期建筑遗迹,似为秦之城垣,除此之外并未发现其他相关遗存。秦人正式的都城应具备朝宫建筑、宗庙、秦公陵园、居民聚落、手工业作坊、市场等功能。临时都邑也应具备宫室、宗庙、秦公陵园等。泾阳遗址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城墙之外的其他遗址,所以,泾阳最大可能只是个临时都城。

此外,《史记•封禅书第六》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上畤与下畤均在雍三畤原。而且,秦灵公及其后的秦简公、秦惠公皆葬雍,这就说明,秦灵公只是在泾阳居住过,不一定迁都泾阳。
关于栎阳为秦都,主要依据是《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迁治栎阳,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政令”据此,有学者认为秦在雍城建都294年。
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秦献公“十一年县栎阳。”《魏世家》载:“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在国都中是没有县这一机构的,县在当时是对地处偏远,不能直接掌控之地所设的行政机构。如果献公二年就迁都栎阳,那么献公十一年就不是“县栎阳”了。《史记•秦本纪》虽多处提及“栎阳”,但无一有“都”或“徙都”字样,而是“徙治栎阳”。《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在秦迁都咸阳时,直接用“徙都”一词,说明徙治非迁都。
在雍城西郊,考古发掘有秦孝公所建橐泉宫遗址。橐泉宫建造年代在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以前,若孝公自栎阳徙都咸阳,“橐泉宫”应建于当时的都城栎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秦孝公十二年的迁都咸阳是“自雍徙都之”。
在雍城城内,考古发掘有“市”的遗迹,市为当时的市场,周围建有围墙,围墙四周各有一道门。这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令既具,未布、巩民之不信,已乃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的记载恰好相吻合。泾阳与栎阳遗址中均未发现“市”的遗迹,城内居民的数量也与古都雍城无法相比。笔者认为,商鞅变法前应在雍城市场“徙木赏金”,这样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吸引大量老百姓聚集,达到“徙木赏金”的社会效果。而泾阳与栎阳没有市场、人口稀少,无法进行“徙木赏金”。《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鞅在“国都市南门”进行“徙木赏金”,若“国都市南门”在雍城,商鞅变法时的国都就理所当然在雍城。
从考古发掘来看,栎阳遗址虽有宫城、手工作坊、商业居民区等,但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和汉代,而且尚未找到宗庙、秦公陵园、贵族墓地等其他遗存。《史记•封禅书》载: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也就是说,栎阳具备都城的部分功能,应该定性为一座临时的都城。但栎阳城的规模较小,不及雍城的一半,以当时秦国的实力和称雄宇内气魄,其国都的规
尽管后来国都迁往咸阳,雍城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秦人先祖的宗庙仍在凤翔,历代国君都要回雍城祭畤拜祖,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为,在秦国历代国君的眼中,雍城不仅是列祖列宗生活和安息的圣地,更是秦人走向强盛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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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雍城为秦都的年限问题,有255年、294和327年等说法,结合史料研究,笔者认为,秦在雍城置都应为327年。
秦置都雍城始于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史载及后世对此均无疑义,但关于秦都城何时从雍城迁出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泾阳说,二为栎阳说,三为咸阳说。即在雍城之后,秦之都城曾一度迁往泾阳,再由泾阳迁往栎阳,或者直接迁栎阳,或者直接迁往咸阳。综合史料的研究,笔者认为雍城置都时限为327年。

关于秦泾阳为秦都,主要依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有学者据此认为,秦灵公以泾阳为都城,秦在雍城建都应为255年。笔者以为,国君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国都,秦灵公居泾阳,但未必就迁都泾阳。
从国内形势来看,自秦厉公以来,宫廷政变频繁。“躁公卒,其子未立而立其弟怀公”,“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 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可见,当时秦宗室贵族及权臣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秦灵公“居泾阳”只是部分贵族挟持灵公暂居泾阳,而并非正式迁都。

从外部形势来看,秦国自厉公“堑河旁”开始,一直处于防守和退败时势,经多年的战争,战国时代第一军事强国魏国已全部攻占河西地。在此形势下,尚且年幼的秦灵公,放弃雍城迁都到接近强敌边境的泾阳是不可能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泾阳遗址曾发现同期建筑遗迹,似为秦之城垣,除此之外并未发现其他相关遗存。秦人正式的都城应具备朝宫建筑、宗庙、秦公陵园、居民聚落、手工业作坊、市场等功能。临时都邑也应具备宫室、宗庙、秦公陵园等。泾阳遗址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城墙之外的其他遗址,所以,泾阳最大可能只是个临时都城。

此外,《史记•封禅书第六》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上畤与下畤均在雍三畤原。而且,秦灵公及其后的秦简公、秦惠公皆葬雍,这就说明,秦灵公只是在泾阳居住过,不一定迁都泾阳。
关于栎阳为秦都,主要依据是《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迁治栎阳,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政令”据此,有学者认为秦在雍城建都294年。
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秦献公“十一年县栎阳。”《魏世家》载:“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在国都中是没有县这一机构的,县在当时是对地处偏远,不能直接掌控之地所设的行政机构。如果献公二年就迁都栎阳,那么献公十一年就不是“县栎阳”了。《史记•秦本纪》虽多处提及“栎阳”,但无一有“都”或“徙都”字样,而是“徙治栎阳”。《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在秦迁都咸阳时,直接用“徙都”一词,说明徙治非迁都。
在雍城西郊,考古发掘有秦孝公所建橐泉宫遗址。橐泉宫建造年代在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以前,若孝公自栎阳徙都咸阳,“橐泉宫”应建于当时的都城栎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秦孝公十二年的迁都咸阳是“自雍徙都之”。
在雍城城内,考古发掘有“市”的遗迹,市为当时的市场,周围建有围墙,围墙四周各有一道门。这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令既具,未布、巩民之不信,已乃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的记载恰好相吻合。泾阳与栎阳遗址中均未发现“市”的遗迹,城内居民的数量也与古都雍城无法相比。笔者认为,商鞅变法前应在雍城市场“徙木赏金”,这样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吸引大量老百姓聚集,达到“徙木赏金”的社会效果。而泾阳与栎阳没有市场、人口稀少,无法进行“徙木赏金”。《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鞅在“国都市南门”进行“徙木赏金”,若“国都市南门”在雍城,商鞅变法时的国都就理所当然在雍城。
从考古发掘来看,栎阳遗址虽有宫城、手工作坊、商业居民区等,但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和汉代,而且尚未找到宗庙、秦公陵园、贵族墓地等其他遗存。《史记•封禅书》载: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也就是说,栎阳具备都城的部分功能,应该定性为一座临时的都城。但栎阳城的规模较小,不及雍城的一半,以当时秦国的实力和称雄宇内气魄,其国都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