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七
何焱林
阎文
第二十七 言君陈言尔有嘉谋嘉猷等语作成王误
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此至言也。战国策楼缓述公孙甫文伯母之言，以为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妇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妇。真可令人绝倒。故余尝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盖成王之冤于是乎且千余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语出何人。但此语之所自来，则孔子引入礼坊记者也。试取今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子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以取证太誓为人子之言。则取证君陈，亦必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纣非汝武，唯朕无罪，可乎？不可也！伪作君陈篇者，止见书序有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遂通篇俱作成王语。安知当日不夹以臣语？如顾命篇体例耶？呜呼，自斯言一启，君以正谏为要名，臣以归名为盛节。而李斯分过之忠，孔光削稿之敬，遂为后世事君之极则，虽有贤者，亦阴驱潜，率以为容悦之徒，而不自知矣。甚且，臣以谏诤事付史官，君怒之，薄其恩礼，晚年渐不复闻天下失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谁谓此书固粹然正哉？韩昌黎著争臣论，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为大臣宰相之事，非谏官之所宜行。夫谏官犹不可，而谓君顾可以此为命乎？成王免丧，朝于庙，述群臣进戒之辞，而作敬之诗；又延访群臣，而作小毖诗。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几何时而变成为君陈此语邪？果尔，则谓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按：二十五篇书以此人之语入彼人口中，而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不侔者，不特君陈篇而已也。孟子称尧舍己从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称尧。当尧之时，引书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属尧，又入舜口中以属舜。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今入元良二语于伊尹口中，以训长君。孟子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向疑为初征自葛情势，仅可。仲虺用之以释汤惭。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训太甲，迂远不切，殊属无聊填写，汤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汤兴师告喻亳众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时武王师已次河朔，群后毕会，何必为此言，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连类及之，以俟观者思焉。
又按：作辩君陈时，尚未见京城郝氏尚书解，后见之喜，余固与郝氏不谋而合者，故亦不妨削去。
又按姚际恒立方论咸有一德，与上君陈论仿佛，盖一以人，一以朝，并录于此，曰详篇义，疑史臣所纪，当是尹与汤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为歌，为文耳。诸经传记，于伊尹并无告归致仕之事。作伪者见书序茫无可据，遂凿空撰出伊尹复政一节，以取配合周公复政之意。将咸有一德篇本属尹在汤朝赞襄于汤者移入在太甲朝戒于太甲。夫赞襄于汤，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庆明良交泰之休，于义可也。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且事其孙而追述与其祖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此事非之至明而易晓者，司马贞反据此以史迁记于成汤朝，为颠倒失序，某尝谓其讹一经而讹及他经，至此又知讹及诸史传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阎谓：“余尝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盖成王之冤于是乎且千余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语出何人。”
《君陈》篇相关段落为：“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阎此段，说得含混，必须厘清条理。
“谋猷”与“谏诤”大有区别。谋猷：蔡沈注谓，言切于事谓之谋，言合于道谓之猷，所谓嘉谋嘉猷，即好政策，好方法。入告尔后，将好策略，好方法，向君上建言，是献策，是建议，是要君上实行。谏诤则是批君上不善之策，不良之举，是阻止其实行。
对于成王此言，阎谓：“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
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臣工相告诫，固是爱君之举，亦何尝不是为臣之道，自保之道。“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此言则过。君之告臣，亦何尝不是互爱？于君而言，良言善策，为君所出，君则避免诸多错误，更行诸多善政，君更显聪明睿哲，得天下臣民爱戴，国家何幸，人臣何幸。于臣而言，嘉谋嘉猷，归之于君，君臣间减少几多龃龉，几多猜忌。若君明，自会扬臣工之劳，特颁优赏，即使中主，也会心领臣工良苦用心，记住臣工好处，君臣和睦相处。若君不明，亦为避祸之策，少却多少无妄之灾及杀戮。君上能采用臣工嘉谋嘉猷，只会利国利民，如何能导谀？臣工岂必将己之嘉谋嘉猷在百官及诸民中叨叨，方显其忠良？
东莱吕氏称成王此说为失言，亦过。成王仁、明虽不及文、武，亦是守成之君，开成康盛世。成王此说非失言，而是胸无芥蒂，不设心防，不以处尊位说官话说套话，推心置腹，说大实话，堪为官箴。不仅人臣须守，处世任职，亦为座右之铭。即使当天和尚撞天钟，也要维护在上形象及信誉。有良言善策为上所纳，亦不可逄人便夸夸其谈：某计是某所施，某策是某所献，某略是某所设，某行是谋所为，一事当前，突出自己，仿佛离了某地球就不转动。如此不仅使在上者尴尬，亦使同僚生厌，以致嫉妒。
成王为此言，亦有劝勉慎戒君陈意，成王此时已上年纪，而君陈正当少壮，一旦新王嗣位，以此勉君陈与新王相处。
所谓谀者，即不论是非功过，不管青红皂白，一见在上者便胁肩诌笑，拜舞山呼，颂声不绝。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不用导而自来，如易牙烹子，潘岳拜尘，可谓谄谀之尤者。
阎谓“自斯言一启，君以正谏为要名，臣以归名为盛节。而李斯分过之忠，孔光削稿之敬，遂为后世事君之极则，虽有贤者，亦阴驱潜，率以为容悦之徒，而不自知矣。”
阎此论不仅以偏概全，而且混淆“谋猷”与“谏诤”之不同。何君以正谏为要名？我国人文之初，已有言官之设，《书·舜典》命龙作“纳言”。《孔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之桥梁。汤时已有司过之士，君上言行有错，司过之士可择时指出或纠正。周文王时有“保氏”之设，《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正式提出“保氏掌谏王恶。”春秋初齐有大谏之设、为朝廷设谏官之始，他国亦相继有中大夫、左徒等言官之立。秦统一全国，废封建而行郡县，集权中央，置谏议大夫，多至数十人。
后世更设置专门机构，以处谏官。《白虎通·谏诤》称：“置辅弼，置谏官。”被看作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之君主良弼。历朝皆有虚心纳谏之君，直言极谏之臣，如唐太宗导人而使之谏，往往重赏敢谏之官，魏征亦著名之诤臣，其《十渐不克终疏》亦远播后世，传为美谈。
孔光焚焚稿。乃个人好尚，李斯才堪将相，德为筲小，焚坑怂嬴政，矫诏立胡亥，实为同恶，岂止分过！如何能为极则？
文死谏，武死战，古代中国，既有广开言路，认真纳谏之君，尤有更多为国为民，直言极谏士，有时一言之不慎，至罹杀身之祸，灭门之灾。言难，史上因言获罪，何止百千万人，然后继者由前人之脚踵，仍前行不绝。从秦之淳于越至至明之大礼议之杨慎诸人至清之戊戌六君子，与阎得雍正手迹而感激涕零之态，可同日而语耶？阎有资格斥其为“率以为容悦之徒”？
《君陈》篇，成王以长辈告晚辈君陈一人处世之道，《泰誓》为武王临战誓众之词，告一与誓众，告亲与誓友，岂可相提并论？
阎谓：“韩昌黎著《争臣论》，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为大臣宰相之事，非谏官之所宜行。夫谏官犹不可，而谓君顾可以此为命乎？成王免丧，朝于庙，述群臣进戒之辞，而作敬之诗，又延访群臣。而作小毖诗，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几何时而变成为君陈此语邪？果尔，则谓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此处，阎又将献策与谏诤混为一谈。成王朝于明堂，面对臣工，自然有求言之喻。成王作《君陈》亦何尝反对求言！其诲君陈曰：“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不亦教其与众商量办事乎？
韩昌黎著《争臣论》，意在讥讪阳城，城拜谏大夫，闻得失熟，犹未肯言。然阳城非尸位素餐者，及裴延龄诬逐陆贽等，城乃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帝欲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庭。”帝不相延龄，城之力也。愈写此文阳城尚未阻延龄为相。
今摘《争臣论》于下：“《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
韩著此文，并未论《君陈》文义之非，更知谟猷与谏诤之别，大臣宰相与言官职责之不同。阎文则故意混淆谟猷与谏诤之别，言官与宰相职守之差，是所谓概念混淆，以售其欺者也。即使言官可在朝堂争谏，其可在里坊间，郊野外妄议君之得失乎？韩愈之言亦有未可取处。恰如林少颖评愈曰：“退之讥阳城固善矣。及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也。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是之谓乎？”
阎谓：“试取今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子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以取证太誓为人子之言。”
此仍有罪推定之老套。若无先入之见，则《太誓》、《君陈》皆西周早期之作，《礼记》则成书于千年后之汉代，焉知非《礼记》剿袭《书》语而成？更可能是独立成文，《礼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重在为君讳过，《君陈》之言，则重在褒君之美。《礼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与上称君同，重在讳亲之过。《泰誓》之言，重在自己承担责任，文王已逝，于伐纣成败，有何罪过？此处武王以文王无罪而为纣拘于羑里以激励士气。两篇行文有异，义更非一，阎证其同源，强词夺理，又见一斑。
阎谓：“二十五篇书以此人之语入彼人口中，而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不侔者，不特君陈篇而已也。孟子称尧舍己从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称尧。”《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书·大禹谟》：“稽于众，舍已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阎引《孟子》，示《大禹谟》抄《孟子》之文，真乃筲小识见。阎能证明“舍己从人”一语为孟子最先使用？“舍己从人”不过习常语句，孟可用于说舜？舜焉不能用于称尧？余前屡称，先秦诸子，引前人文，不在存史，而在说理，如金仁山说，苟有利于说理，则不论事之有无。孟子此段之文，亦在借古言说今理，焉知不是孟子记忆有差，误将舜称尧之言，记为说舜？
《大禹谟》此节云：“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舜、禹君臣此段对话为“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乎？《大禹谟》气格高古，旨意遥深，文理井然，阎若璩、姚立方辈能为否？取魏间文对读，魏晋间人能为否？不特魏晋间人，孟、墨诸子能为否？孔子据此文意，得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之千古名言，阎若璩，姚际恒辈有此震灼千古之能力否？阎若璩提出如此之问，技穷也，词尽也。对此等问题，置之不理可也。
阎谓：“当尧之时，引书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属尧，又入舜口中以属舜。”“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有录，不知阎若璩仔细读过《尧典》、《舜典》也未？方尧之时，洪水泛滥，《尧典》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淊浩天。”尧命鲧治水九年，不见其功，故尧时洪水未治，旋禅位于舜。舜时亦有洪水，舜摄政二十八年尧方辞世，“当尧之时”亦可能为舜摄政之时，《尧典》、《舜典》皆无“洚水警余”之语，即尧生时皆无是语。禹治水成功，耗时十三年之久，当在舜时，至少在舜摄政时。水患平，国以宁，民以安。禹功莫大焉，“降水儆予”之说。在今《书·大禹谟》，此言乃舜准备禅位于禹，追述禹功所说，文为“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舜欲禅位，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何不侔？其时尧早遐升，此“予”何能属尧？《虞书》今文、古文共五篇，今文四篇皆无“洚水警余”四字，照谁主张主张谁举证之原则，若此四字不在《大禹谟》又在何篇？若在《大禹谟》，尧在何时何处说此四字？
阎或称“作伪”者技艺高明，或指作伪者无知低能。照阎说，今文、古文《书》皆扫地无余，真要作伪，将此语置于尧之口中，有何难处？何劳阎氏喋喋？
阎谓：“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今入元良二语于伊尹口中，以训长君。”
《礼记·文王世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其意若曰：“一有元良，万国以贞”就是说的世子哦。郑玄注：“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非元良为世子，元良乃大善？称世子可，称王可，称大臣亦可。《书·泰誓》称纣“剥丧元良”，蔡注：“元良，微子也。”即大臣。《书·太甲》下亦有“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此即所谓长君者。《商书》于此，连续四篇，《伊训》一篇，《太甲》三篇，皆伊尹训太甲之文，不仅训，并放其于桐宫三年。长君何不可训？从文气上看，《太甲》更似三代之文，如《书》常称予一人，一戎衣。无称“一有”者，不惟《书》，《诗》、《易》、《论语》、《左传》，皆无称“一有”者，故“一有”非三代习用。且“一有……”有预测、或然意，如一有闲暇，即来探访，一有钱财，便肆挥霍，一有权势，罔顾法纪。“一有”而未必有。邦字三代常用。《文王世子》“万国以贞”则可能为西汉后期儒者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可见《书》文不仅文义胜，且先于《礼记》多多。
阎谓：“孟子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向疑为初征自葛情势，仅可。仲虺用之以释汤惭。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训太甲，迂远不切，殊属（以下似有脱字）。”
《仲虺之诰》有“徯予后，后来其苏。”此仲虺用以慰解汤伐桀之惭。意为汤伐夏，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解民倒悬之举，不仅得己邦民众之拥戴，亦他邦民众所切盼，是应天顺人之举。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近先人之庐墓，令其思先人之功烈，爱民之慈心。太甲三年思过，有所悔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而说以“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何为迂远不切？此不正是放太甲于桐宫之目的乎？此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先王子惠万民，不仅得邦人拥戴，亦得他邦人敬慕，而盼其早至。
须知商虽宗国，当时国家并非中央集权，不过是邦国联合体，商以诸侯兴，别的诸侯亦可因商王欲败度，纵败礼，不恤民瘼而兴。故商之王不仅要得己邦之民心，亦应得天下之民心。数百年后不正因商王纣失天下人心而失天下？
阎文此条末段引姚际恒论《咸有一德》之文。姚氏对《咸有一德》之文，极尽揶揄丑诋之能事，此又称其与元首股肱之歌相侔，真出尔反尔者，余他处有评，此不赘。
阎引姚说谓：“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且事其孙而追述与其祖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晓者，司马贞反据此以史迁记于成汤朝，为颠倒失序，某尝谓其讹一经而讹及他经，至此又知讹及诸史、传、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照姚立方看来，为少主臣乎？且看看《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此非诸葛亮与刘备“咸有一德乎”，岂非亮以己德告刘禅乎？“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耶？“且事其‘子’而追述与其‘父’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耶？诸葛亮事后主拳拳之心，叮咛周至，过伊尹论咸有一德远矣！所幸黄皓辈无阎、姚之才，刘禅非秦皇、汉武，否则，亮不待六出岐山，墓木已拱！“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阎、姚知伊尹、葛亮老臣之心否？阎、姚之徒能于尹、亮祠前洒一襟泪耶！
《史记·索隐》按：“《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记之於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何时作并不重要，《书》之序亦为后人编排，《尚书》非编年体，不能据前后论真伪。窃以为其在汤时，君臣相得如鱼水，心有灵犀，默契如一，不论一德而咸有一德。太甲少行不良，被放桐宫三年，悔悟而后嗣位，伊尹临去，苦口婆心，谆谆诲王，“德惟一，动往不吉；德二三动往不凶。”“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祈王与臣与民一德一心，永固国基。《咸有一德》作于太甲之朝，宜也。
何焱林
阎文
第二十七 言君陈言尔有嘉谋嘉猷等语作成王误
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此至言也。战国策楼缓述公孙甫文伯母之言，以为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妇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妇。真可令人绝倒。故余尝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盖成王之冤于是乎且千余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语出何人。但此语之所自来，则孔子引入礼坊记者也。试取今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子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以取证太誓为人子之言。则取证君陈，亦必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纣非汝武，唯朕无罪，可乎？不可也！伪作君陈篇者，止见书序有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遂通篇俱作成王语。安知当日不夹以臣语？如顾命篇体例耶？呜呼，自斯言一启，君以正谏为要名，臣以归名为盛节。而李斯分过之忠，孔光削稿之敬，遂为后世事君之极则，虽有贤者，亦阴驱潜，率以为容悦之徒，而不自知矣。甚且，臣以谏诤事付史官，君怒之，薄其恩礼，晚年渐不复闻天下失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谁谓此书固粹然正哉？韩昌黎著争臣论，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为大臣宰相之事，非谏官之所宜行。夫谏官犹不可，而谓君顾可以此为命乎？成王免丧，朝于庙，述群臣进戒之辞，而作敬之诗；又延访群臣，而作小毖诗。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几何时而变成为君陈此语邪？果尔，则谓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按：二十五篇书以此人之语入彼人口中，而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不侔者，不特君陈篇而已也。孟子称尧舍己从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称尧。当尧之时，引书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属尧，又入舜口中以属舜。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今入元良二语于伊尹口中，以训长君。孟子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向疑为初征自葛情势，仅可。仲虺用之以释汤惭。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训太甲，迂远不切，殊属无聊填写，汤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汤兴师告喻亳众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时武王师已次河朔，群后毕会，何必为此言，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连类及之，以俟观者思焉。
又按：作辩君陈时，尚未见京城郝氏尚书解，后见之喜，余固与郝氏不谋而合者，故亦不妨削去。
又按姚际恒立方论咸有一德，与上君陈论仿佛，盖一以人，一以朝，并录于此，曰详篇义，疑史臣所纪，当是尹与汤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为歌，为文耳。诸经传记，于伊尹并无告归致仕之事。作伪者见书序茫无可据，遂凿空撰出伊尹复政一节，以取配合周公复政之意。将咸有一德篇本属尹在汤朝赞襄于汤者移入在太甲朝戒于太甲。夫赞襄于汤，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庆明良交泰之休，于义可也。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且事其孙而追述与其祖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此事非之至明而易晓者，司马贞反据此以史迁记于成汤朝，为颠倒失序，某尝谓其讹一经而讹及他经，至此又知讹及诸史传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阎谓：“余尝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盖成王之冤于是乎且千余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语出何人。”
《君陈》篇相关段落为：“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阎此段，说得含混，必须厘清条理。
“谋猷”与“谏诤”大有区别。谋猷：蔡沈注谓，言切于事谓之谋，言合于道谓之猷，所谓嘉谋嘉猷，即好政策，好方法。入告尔后，将好策略，好方法，向君上建言，是献策，是建议，是要君上实行。谏诤则是批君上不善之策，不良之举，是阻止其实行。
对于成王此言，阎谓：“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
出于臣工之相告诫，则为爱君。臣工相告诫，固是爱君之举，亦何尝不是为臣之道，自保之道。“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此言则过。君之告臣，亦何尝不是互爱？于君而言，良言善策，为君所出，君则避免诸多错误，更行诸多善政，君更显聪明睿哲，得天下臣民爱戴，国家何幸，人臣何幸。于臣而言，嘉谋嘉猷，归之于君，君臣间减少几多龃龉，几多猜忌。若君明，自会扬臣工之劳，特颁优赏，即使中主，也会心领臣工良苦用心，记住臣工好处，君臣和睦相处。若君不明，亦为避祸之策，少却多少无妄之灾及杀戮。君上能采用臣工嘉谋嘉猷，只会利国利民，如何能导谀？臣工岂必将己之嘉谋嘉猷在百官及诸民中叨叨，方显其忠良？
东莱吕氏称成王此说为失言，亦过。成王仁、明虽不及文、武，亦是守成之君，开成康盛世。成王此说非失言，而是胸无芥蒂，不设心防，不以处尊位说官话说套话，推心置腹，说大实话，堪为官箴。不仅人臣须守，处世任职，亦为座右之铭。即使当天和尚撞天钟，也要维护在上形象及信誉。有良言善策为上所纳，亦不可逄人便夸夸其谈：某计是某所施，某策是某所献，某略是某所设，某行是谋所为，一事当前，突出自己，仿佛离了某地球就不转动。如此不仅使在上者尴尬，亦使同僚生厌，以致嫉妒。
成王为此言，亦有劝勉慎戒君陈意，成王此时已上年纪，而君陈正当少壮，一旦新王嗣位，以此勉君陈与新王相处。
所谓谀者，即不论是非功过，不管青红皂白，一见在上者便胁肩诌笑，拜舞山呼，颂声不绝。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不用导而自来，如易牙烹子，潘岳拜尘，可谓谄谀之尤者。
阎谓“自斯言一启，君以正谏为要名，臣以归名为盛节。而李斯分过之忠，孔光削稿之敬，遂为后世事君之极则，虽有贤者，亦阴驱潜，率以为容悦之徒，而不自知矣。”
阎此论不仅以偏概全，而且混淆“谋猷”与“谏诤”之不同。何君以正谏为要名？我国人文之初，已有言官之设，《书·舜典》命龙作“纳言”。《孔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之桥梁。汤时已有司过之士，君上言行有错，司过之士可择时指出或纠正。周文王时有“保氏”之设，《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正式提出“保氏掌谏王恶。”春秋初齐有大谏之设、为朝廷设谏官之始，他国亦相继有中大夫、左徒等言官之立。秦统一全国，废封建而行郡县，集权中央，置谏议大夫，多至数十人。
后世更设置专门机构，以处谏官。《白虎通·谏诤》称：“置辅弼，置谏官。”被看作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之君主良弼。历朝皆有虚心纳谏之君，直言极谏之臣，如唐太宗导人而使之谏，往往重赏敢谏之官，魏征亦著名之诤臣，其《十渐不克终疏》亦远播后世，传为美谈。
孔光焚焚稿。乃个人好尚，李斯才堪将相，德为筲小，焚坑怂嬴政，矫诏立胡亥，实为同恶，岂止分过！如何能为极则？
文死谏，武死战，古代中国，既有广开言路，认真纳谏之君，尤有更多为国为民，直言极谏士，有时一言之不慎，至罹杀身之祸，灭门之灾。言难，史上因言获罪，何止百千万人，然后继者由前人之脚踵，仍前行不绝。从秦之淳于越至至明之大礼议之杨慎诸人至清之戊戌六君子，与阎得雍正手迹而感激涕零之态，可同日而语耶？阎有资格斥其为“率以为容悦之徒”？
《君陈》篇，成王以长辈告晚辈君陈一人处世之道，《泰誓》为武王临战誓众之词，告一与誓众，告亲与誓友，岂可相提并论？
阎谓：“韩昌黎著《争臣论》，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为大臣宰相之事，非谏官之所宜行。夫谏官犹不可，而谓君顾可以此为命乎？成王免丧，朝于庙，述群臣进戒之辞，而作敬之诗，又延访群臣。而作小毖诗，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几何时而变成为君陈此语邪？果尔，则谓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此处，阎又将献策与谏诤混为一谈。成王朝于明堂，面对臣工，自然有求言之喻。成王作《君陈》亦何尝反对求言！其诲君陈曰：“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不亦教其与众商量办事乎？
韩昌黎著《争臣论》，意在讥讪阳城，城拜谏大夫，闻得失熟，犹未肯言。然阳城非尸位素餐者，及裴延龄诬逐陆贽等，城乃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帝欲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庭。”帝不相延龄，城之力也。愈写此文阳城尚未阻延龄为相。
今摘《争臣论》于下：“《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
韩著此文，并未论《君陈》文义之非，更知谟猷与谏诤之别，大臣宰相与言官职责之不同。阎文则故意混淆谟猷与谏诤之别，言官与宰相职守之差，是所谓概念混淆，以售其欺者也。即使言官可在朝堂争谏，其可在里坊间，郊野外妄议君之得失乎？韩愈之言亦有未可取处。恰如林少颖评愈曰：“退之讥阳城固善矣。及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也。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是之谓乎？”
阎谓：“试取今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子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以取证太誓为人子之言。”
此仍有罪推定之老套。若无先入之见，则《太誓》、《君陈》皆西周早期之作，《礼记》则成书于千年后之汉代，焉知非《礼记》剿袭《书》语而成？更可能是独立成文，《礼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重在为君讳过，《君陈》之言，则重在褒君之美。《礼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与上称君同，重在讳亲之过。《泰誓》之言，重在自己承担责任，文王已逝，于伐纣成败，有何罪过？此处武王以文王无罪而为纣拘于羑里以激励士气。两篇行文有异，义更非一，阎证其同源，强词夺理，又见一斑。
阎谓：“二十五篇书以此人之语入彼人口中，而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不侔者，不特君陈篇而已也。孟子称尧舍己从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称尧。”《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书·大禹谟》：“稽于众，舍已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阎引《孟子》，示《大禹谟》抄《孟子》之文，真乃筲小识见。阎能证明“舍己从人”一语为孟子最先使用？“舍己从人”不过习常语句，孟可用于说舜？舜焉不能用于称尧？余前屡称，先秦诸子，引前人文，不在存史，而在说理，如金仁山说，苟有利于说理，则不论事之有无。孟子此段之文，亦在借古言说今理，焉知不是孟子记忆有差，误将舜称尧之言，记为说舜？
《大禹谟》此节云：“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舜、禹君臣此段对话为“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乎？《大禹谟》气格高古，旨意遥深，文理井然，阎若璩、姚立方辈能为否？取魏间文对读，魏晋间人能为否？不特魏晋间人，孟、墨诸子能为否？孔子据此文意，得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之千古名言，阎若璩，姚际恒辈有此震灼千古之能力否？阎若璩提出如此之问，技穷也，词尽也。对此等问题，置之不理可也。
阎谓：“当尧之时，引书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属尧，又入舜口中以属舜。”“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有录，不知阎若璩仔细读过《尧典》、《舜典》也未？方尧之时，洪水泛滥，《尧典》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淊浩天。”尧命鲧治水九年，不见其功，故尧时洪水未治，旋禅位于舜。舜时亦有洪水，舜摄政二十八年尧方辞世，“当尧之时”亦可能为舜摄政之时，《尧典》、《舜典》皆无“洚水警余”之语，即尧生时皆无是语。禹治水成功，耗时十三年之久，当在舜时，至少在舜摄政时。水患平，国以宁，民以安。禹功莫大焉，“降水儆予”之说。在今《书·大禹谟》，此言乃舜准备禅位于禹，追述禹功所说，文为“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舜欲禅位，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何不侔？其时尧早遐升，此“予”何能属尧？《虞书》今文、古文共五篇，今文四篇皆无“洚水警余”四字，照谁主张主张谁举证之原则，若此四字不在《大禹谟》又在何篇？若在《大禹谟》，尧在何时何处说此四字？
阎或称“作伪”者技艺高明，或指作伪者无知低能。照阎说，今文、古文《书》皆扫地无余，真要作伪，将此语置于尧之口中，有何难处？何劳阎氏喋喋？
阎谓：“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今入元良二语于伊尹口中，以训长君。”
《礼记·文王世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其意若曰：“一有元良，万国以贞”就是说的世子哦。郑玄注：“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非元良为世子，元良乃大善？称世子可，称王可，称大臣亦可。《书·泰誓》称纣“剥丧元良”，蔡注：“元良，微子也。”即大臣。《书·太甲》下亦有“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此即所谓长君者。《商书》于此，连续四篇，《伊训》一篇，《太甲》三篇，皆伊尹训太甲之文，不仅训，并放其于桐宫三年。长君何不可训？从文气上看，《太甲》更似三代之文，如《书》常称予一人，一戎衣。无称“一有”者，不惟《书》，《诗》、《易》、《论语》、《左传》，皆无称“一有”者，故“一有”非三代习用。且“一有……”有预测、或然意，如一有闲暇，即来探访，一有钱财，便肆挥霍，一有权势，罔顾法纪。“一有”而未必有。邦字三代常用。《文王世子》“万国以贞”则可能为西汉后期儒者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可见《书》文不仅文义胜，且先于《礼记》多多。
阎谓：“孟子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向疑为初征自葛情势，仅可。仲虺用之以释汤惭。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训太甲，迂远不切，殊属（以下似有脱字）。”
《仲虺之诰》有“徯予后，后来其苏。”此仲虺用以慰解汤伐桀之惭。意为汤伐夏，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解民倒悬之举，不仅得己邦民众之拥戴，亦他邦民众所切盼，是应天顺人之举。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近先人之庐墓，令其思先人之功烈，爱民之慈心。太甲三年思过，有所悔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而说以“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何为迂远不切？此不正是放太甲于桐宫之目的乎？此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先王子惠万民，不仅得邦人拥戴，亦得他邦人敬慕，而盼其早至。
须知商虽宗国，当时国家并非中央集权，不过是邦国联合体，商以诸侯兴，别的诸侯亦可因商王欲败度，纵败礼，不恤民瘼而兴。故商之王不仅要得己邦之民心，亦应得天下之民心。数百年后不正因商王纣失天下人心而失天下？
阎文此条末段引姚际恒论《咸有一德》之文。姚氏对《咸有一德》之文，极尽揶揄丑诋之能事，此又称其与元首股肱之歌相侔，真出尔反尔者，余他处有评，此不赘。
阎引姚说谓：“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且事其孙而追述与其祖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晓者，司马贞反据此以史迁记于成汤朝，为颠倒失序，某尝谓其讹一经而讹及他经，至此又知讹及诸史、传、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照姚立方看来，为少主臣乎？且看看《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此非诸葛亮与刘备“咸有一德乎”，岂非亮以己德告刘禅乎？“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耶？“且事其‘子’而追述与其‘父’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耶？诸葛亮事后主拳拳之心，叮咛周至，过伊尹论咸有一德远矣！所幸黄皓辈无阎、姚之才，刘禅非秦皇、汉武，否则，亮不待六出岐山，墓木已拱！“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阎、姚知伊尹、葛亮老臣之心否？阎、姚之徒能于尹、亮祠前洒一襟泪耶！
《史记·索隐》按：“《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记之於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何时作并不重要，《书》之序亦为后人编排，《尚书》非编年体，不能据前后论真伪。窃以为其在汤时，君臣相得如鱼水，心有灵犀，默契如一，不论一德而咸有一德。太甲少行不良，被放桐宫三年，悔悟而后嗣位，伊尹临去，苦口婆心，谆谆诲王，“德惟一，动往不吉；德二三动往不凶。”“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祈王与臣与民一德一心，永固国基。《咸有一德》作于太甲之朝，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