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亦足以令后人欷歔扼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事相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结尾）。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身上。但是，毋庸讳言，历史的惯性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要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们预料得曲折，其过程似乎也要比人们想象的漫长得多。
　　也许，历史（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意义。
　　也许，所谓的“以史为鉴”、“鉴往察来”这些话，就在这里具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