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7,刘备到隆中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对答”,后人将其命名为“隆中对”。南阳卧龙岗方面对此有异议,认为:“陈寿曾编有《诸葛氏集》,收录有该‘对答’,原名应该是‘草庐对’,‘隆中对’之名是后人取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南阳卧龙岗方面为抢夺“躬耕地”而杜撰出来的说法!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答”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答”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答”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最早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南宋淳熙二年进士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再后清乾隆四年进士沈德潜的诗《读三国志偶作》中云“连吴拒魏隆中语,遗恨吞吴戚是雠。”
还有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而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将该“对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將軍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有诗《汉中》 “秦蜀咽喉古战场,南通剑阁北陈仓。楼船烟水连襄邓,鸟道风云接䍐羌。百尺将坛余壮气,千年天狱几眞王。兴亡楚汉无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长。”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明确的记载也出现在明代。
明崇祯元年进士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这里说明一下,顾复、吴升、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将《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对答”内容以“诸葛武侯隆中对”称呼,怀疑“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本来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但是因《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没有流传下来,无法证实。这里就当作是明末顾复、吴升,清代卞永誉和高士奇在介绍《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时,对该段内容的命名吧。至于四者为何如此一字不差的都命名为“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能真的是巧合。)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诸葛武侯次梁枞伯韵>‘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臺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淮阴钓台》“登坛何减隆中对,背水宁同㶚上军。贱日流离艰一饭,时来功业陋三分。”
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舒位在《瓶水斋诗集》中有“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此诸葛隆中对照烈语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读诸葛武侯隆中对>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与潘公子论文书>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鉅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
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
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云“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海秋诗集》中云“百年成大木,巨室谁能贷。不见武乡侯,慷概隆中对。”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録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録》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
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同王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
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
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
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
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
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
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五丈原>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至于草庐对出现于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该“对答”不但历史远远早于“草庐”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远远大于“草庐”!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大“对答”最正确的名称!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答”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答”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答”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最早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南宋淳熙二年进士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再后清乾隆四年进士沈德潜的诗《读三国志偶作》中云“连吴拒魏隆中语,遗恨吞吴戚是雠。”
还有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而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将该“对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將軍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汪仲洋《心知堂诗稿》有诗《汉中》 “秦蜀咽喉古战场,南通剑阁北陈仓。楼船烟水连襄邓,鸟道风云接䍐羌。百尺将坛余壮气,千年天狱几眞王。兴亡楚汉无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长。”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明确的记载也出现在明代。
明崇祯元年进士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这里说明一下,顾复、吴升、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将《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对答”内容以“诸葛武侯隆中对”称呼,怀疑“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本来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但是因《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没有流传下来,无法证实。这里就当作是明末顾复、吴升,清代卞永誉和高士奇在介绍《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时,对该段内容的命名吧。至于四者为何如此一字不差的都命名为“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能真的是巧合。)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诸葛武侯次梁枞伯韵>‘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臺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淮阴钓台》“登坛何减隆中对,背水宁同㶚上军。贱日流离艰一饭,时来功业陋三分。”
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舒位在《瓶水斋诗集》中有“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此诸葛隆中对照烈语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读诸葛武侯隆中对>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与潘公子论文书>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鉅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
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
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云“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海秋诗集》中云“百年成大木,巨室谁能贷。不见武乡侯,慷概隆中对。”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録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録》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
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同王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
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
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
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
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
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
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五丈原>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至于草庐对出现于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该“对答”不但历史远远早于“草庐”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远远大于“草庐”!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大“对答”最正确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