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地位的研究与争论，《明代政治史》中有这样一段中肯的总结：“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其最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1]。至于这个新变化的开端，则可追溯到成（化）、弘（治）时代。李洵先生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新的也是重大的变化大约在15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变化是伴随着明王朝的衰弱开始的。[2]”而15世纪中叶，正是成化、弘治的时代。翻检明清以来的史料，也常常会看到将成化、弘治时期作为一个带有转折性质的坐标点加以追忆，不吝冠之以“盛世”之名，而有“国家鸿昌茂龎之运，莫盛于成弘”[3]的赞誉。又往往在描述“当其时，朝多耆德，士敦践履，上恬下熙，风淳政简，称明治者，首成弘焉[4]”的时代景况后，发出“盛极而衰”[5]的喟叹。这样的历史描述中，固然有在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的思维逻辑下的想象成分，但其从社会风气、经济、政治结构、选官制度等不同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记忆比对，也能够让我们较为清晰的看到，成化、弘治时期是怎样以一副转折时代的面貌出现在后人的记忆中的，在他们眼中的成弘时期是因何而不同，对这些不同之处的梳理，也许可以为我们呈现一幅较为全面的、作为转折时期的成化、弘治时代的景貌。

出于对风俗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重视，即所谓“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6]，明清时期的士人不论进退出处，对于社会风气的变迁都特为关注，所以正史的《地理志》和各地地方志中，都列有专门的“风俗”项目，留下了大量关于社会风气变迁的记录，即使是那些未入宦网的士人们，也热衷于在自己的文集中保留这类观察记录。
大部分成化、弘治之后的方志中，对成弘之世大概会描绘出这样一幅民间殷富而风气尚淳朴的场景：
“闻诸父老言成化弘治间，俗尚勤俭，民多殷富，男务耕读，女务蚕桑，服蔽身体，屋蔽风雨，婚不论财，筵不尚华，妆奁亦甚朴素，是以民无游食。也不然矣，一遇凶荒，虽号为富室者亦称贷以卒岁，其他可知，已去侈就俭，有望于上之人操舍，而风励之焉”。
诸如此类的场景似乎成为定式，以上这段隆庆年间的描写，与王齊《雄乘》中的叙述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人言成化弘治之间，俗尚勤俭，民多殷富，男务耕读，女务蚕桑，服以木绵，屋蔽风雨，虽大族巨商婚不论财。速客以八簋为上，酌以大斗，三行五行即止，是以民无游食，官多远久，今也皆不然矣，是故一遇荒歉，虽富室亦称贷以卒岁，他可知已，观风者遡流穷源，长为太息[8]。”
相比起这类模式化的描述，距成弘之世不远的归有光的记载似乎更加可信，
“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吾归氏虽无位于朝，而居于乡者甚乐，县城东南列第相望，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世为县人所服，时人为之语曰，县官印不如归家”。
成弘之世经历明初以来的滋养，民力由复苏到富裕，乡宦在地方的势力甚至强过县官，在归有光时期尚有余荫，所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而在十六世纪后期的张居正看来，则对世事流变的感慨更为强烈：

夫弛张之道，岂不由世变哉。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道化汪濊，风气纯古，上下俱欲休息乎无为。而荆州为楚中巨郡，户口蕃殖，狱讼希简，民各安其乡里，亲爱长吏。长吏出行，旌麾前导，社中儿群游嬉车侧不知走匿，盖其风纯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歳一易，即无他异能而因常袭，故亦称贤能。当其时治之为易，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骩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偷快矣，然则地岂有难易哉，流俗渐靡使然耳。语曰，圣人不能违时，振敝易变，与时弛张，亦各务在宜民而已。居今之时，用曩之治，欲因常袭故，以希治平，譬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亦必不可几矣，是风俗之变也。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吾安知继今以往其将变而厌弃，今俗以复古之敦龎简易乎，抑将变而愈甚，以至于莫知其所终乎，后之治者非随俗救弊又将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记此以俟来者。
张居正在文中的慨叹“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来自“一变”、“再变”、“又变”的观察。“变”的起点和参照者，是成化、弘治间的“道化汪濊，风气纯古”、“户口蕃殖，狱讼希简，民各安其乡里，亲爱长吏”。“变”的结果，是“宗藩繁盛，骩权挠正法贷于隐蔽”、“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如果说方志中的记载难免受到汉以来“厚古薄今”的风俗观[11]的影响，而有夸张想象的成分，由张居正这样一个实践的改革家描述，则切中时弊的可信度更强。尤其是其中对于“太守以下率八九岁一易，即无他异能而因常袭，故亦称贤能。当其时治之为易”的描述，与归有光所记述的“县官印不如归家”的情况可相印证，则吏治在成弘之后的日趋浇漓，并非完全出于后人想象了。
同在万历时期，对吏治之败坏有类似感觉的，并不只张居正一人，耿定向亦在文集中对相关的社会风气在成弘后的变迁，有类似的记载：
“因忆父老相传，宣正成弘间，里中民物殷盛，闾巷熈熈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无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无愁叹声者盖鲜，何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则士节之不立也，士节之不立，则古道之寝微，而纷华之为蔀甚也。即吾一乡而天下可类知已”。
与江陵同为万历时期首辅的申时行，对成化、弘治时期的社会状况，有着与前文方志资料中“俗尚勤俭”不同的认知：
余尝闻故老言成弘间，网疏民富，素封俠游，往往盛舆马，广田宅，以侈靡相尚。而黙川翁独寄兴林丘，怡神翰墨，尝穿池筑圃，迭石成山，独擅吴中之胜。一时秇林高逸慕与之，文笔札觥筹，流连卜夜。

而这样的“以侈靡相尚”，反而与成弘时人的一些体认更为契合。例如成化元年（1465）十二月，户科给事中丘弘上言：“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14]”。弘治元年（1488），贺钦上疏，在第四款“兴礼乐以化天下”中披露当时婚嫁逾制无节的情况：丧葬之礼，“故违国法”。“聘娶之礼，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论财之风，以好合而直同商贾”[15]。但基于对广阔地域中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速率之不同的考虑，即使一些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社会风气率先转变，“以侈靡相尚”，另外一些地区，也很有可能依然存在“俗尚勤俭”的社会风气。两种不同社会风气的并存，恰恰凸显了成化、弘治时期，是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变化的转折点。

二
尽管在不同地区，存在有或“以侈靡相尚”，或“俗尚勤俭”的不同景象，经过明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户口蕃殖”、“民物殷盛”往往构成后人对成弘时代的基本认知。只是，成弘之际明代人口的情况，却一直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
根据明实录记载的一百三十六个人口数据，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年），计为七千一百八十五万零一百三十二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06年），仅为四千六百八十万二千零五十人，也就是说，在成化、弘治期间，人口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减少了二千五百零四万八千零五十二人。《明史》对此的解释是引宣德年间 “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明清之际的湖南学者严首昇结合自己居住地的情状，对此亦有所观察：
“考明兴三百年，在洪永开剏之始，户口田土宜未繁也，而其数较多。迨成弘已后，宜日增也，而覆渐减，会典所载天下皆然，岳其较著者。此何故哉，盖其初繇人与土，以有赋与役，乃赋役增而人土日以耗矣，亦凡有兹土者之鍳耶”[16]。
严首昇亦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某考會典，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历百四十年，迄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戸口亦然，华邑初七十六里，至永乐减为二十二坊里，成弘又减为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独十八年弘治称极盛耳，以开国草昧，土与人应少覆多，承平百四十年应多顾少，何也？是时主极圣，臣极忠，天下极治，则国网渐阔，而利乃日归于百姓，朝廷知而不问。迨其后，主以察渊为圣，臣以心计为忠，尽地力，增戸口，而天下事去矣。
严首昇对洪武至成弘田土户口的变化，来自对《大明会典》的考察，其时作为《大明会典》修纂者的霍韬，也同样注意到了成弘年间田土、户口不增反减的异常：
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赋税何从出，国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六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失额极多者也，不知何故致此，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也，不然何故致此也？
再按天下戸口。洪武初年户一千六百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户口蕃且息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国初户口宜少而多，承平时户口宜多而少，何也？[17]
综观以上的几种看法，周忱所说的“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霍韬所说的“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也”，基本上已经可以为成化、弘治间田土、人口的不增反减提供几个解释的方向。一方面为大量资料的统计失实；一方面是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加剧的土地兼并问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一般地主，都变本加厉的掠夺土地，再加上大量的民间投献，自然使得官方掌握的土地数额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商业繁荣，从事商业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严首昇的“是时主极圣，臣极忠，天下极治，则国网渐阔，而利乃日归于百姓，朝廷知而不问”的解释虽然有很强的“厚古薄今”的色彩，却也和上面的三点，共同表现出被后人目为盛世的成化、弘治时期的一个主要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民生富裕而来的，是国家权力对于人口、田地掌控能力的下降。国家权力不仅遭受到皇权自身的破坏，也遭到商业力量、乡族力量的不断侵蚀，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加固国家的控制力，成为催生明中后期一系列改革的源泉所在。实际上，很多变革的征兆与实践，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萌生，并对后世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三
“赋税”指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现国家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18]。尽管这个定义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体现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产生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明代的赋役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国家通过赋役控制田土和人口这两个基本因素以和民众发生联系。所以，当成化、弘治时期国家对田土和人口的控制力都下降的情况下，赋役制度呈现出重要的变化趋势。对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关注点，向来集中在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改革，而赋役税粮折银化的标志，往往被认为是正统元年(1436年)“金花银”出现,英宗“弛用银之禁”，但据学者考证，“金花银”之名的正式出现实则是在成化、弘治年间[19]，而在实践层面的几种重要的赋役折银方式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例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的几种赋役折银化的方式：
首先是广东在成弘年间出现的均平折银的方式，如肇庆：“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以待一年之用，名曰均平。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止追征句摄二事耳，其法盖始于成化弘治中”[20]。
又如雷阳：“均平为正役，国初邑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择其丁粮多者统之甲，内官吏儒生及老疾为军者，皆复其身，余悉轮役，凡十年而周见，役者追征勾摄，余则否。成弘间，听甲长隋丁田敛钱于里长，以供官府一岁之用，而归其身于农，命曰均平”[21]。
福建地区也在成弘时期出现了“纲派”的徭役折银方式：“国初官吏守法，量入为出，而民无愁叹之声。其后法网稍踈，暴官或剥民以媚上，奸民或瘠人以肥己。于是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赋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网，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则归之农，惟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句摄”[22]。
除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的均平与纲派，另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松江知府樊莹创立的“白银法”、同为成化年间出现于福建邵武由知府盛颙创行的“十段锦法”等等。从对这些赋役折银方法来龙去脉的描述，不难看出，这样的赋役制度的变革，源于“暴官或剥民以媚上，奸民或瘠人以肥己”的社会现实，而非前文所引对成弘社会风俗描述中的“道化汪濊，风气纯古”。而这样的赋役折银的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也正是由明代由洪永到成弘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力下降的体现。
赋役的折银化，只是成化、弘治时期白银货币化的一个方面，自明朝开国初期就与国家军政要务密切相关的开中盐法，也在此时出现了重要的变革，具有代表性的，是弘治五年叶淇主持户部期间所进行的盐法改革。“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内阁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23]。这段记载中虽然影射了叶淇与盐商的私交是导致纳银中盐的原因，但实则在成化年间早有先例，如“成化二十年，南京户部主事张伦将两浙盐七十四万余引、两淮盐一百二万余引卖成银，解送京师，以给军饷”[24]。明后期对于成弘年间的开中盐法的折银化改革，往往多执诟病之词，如嘉靖时期的尚书霍韬指责“自变法后,凡盐商纳银,悉输于户部,毋需于边纳粮,故商贾耕稼,积粟无用,辍业而归———边地遂日荒芜,稻米一石,直银五两,而军士空腹,救死不赡”[25]。由此看出，后世对于成弘时期盐法折银化改革的非议，多认为其是边备匮乏的主要原因。但其时与边备相关的马政也同样出现了折银化的趋势，如《马政纪》所载：“一给各边镇银。祖宗朝原未有银，自成弘间，改折马银。至正嘉间，陆续奏讨，及隆庆四年互市给银为市本，后遂为定例”[26]。

又如“按市马之令，始于宋嘉佑中南渡以后，讲之尤详。洪武□之有茶马之设，而成弘而下，法愈备，弊愈滋矣。夫马政之善，莫善于课驹。必不得已而收买，则招商中纳，或塩，或茶，令其解马领引，亦两利之术，至于番易之法，其弊无穷，断不可行也”[27]。
则马政的折银化受到诟病的原因与盐法折银化非常相似，都是折银后的银两被中间程序盘剥，无法顺利到达边备，如弘治年间的户部尚书韩文提到的“仰惟祖宗旧制，设置各该运盐使司，提举司，盐课司，行盐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严，既周且备。但自成化弘治年来，长芦盐课节该，亲王顺带食盐，及内臣织造开卖盐价。而回空马快等船，亦皆假借夤缘私自装 载越界前去两淮地方发卖”。则真正侵蚀盐法的，更多情况下是与皇权有关的亲王、内臣织造等。而尽管后世常将明代边储日匮的境况归咎于盐法和马政的折银化，成化、弘治时期赋役、盐政、马政等的折银化之“变”，体现了成弘时期是明代白银广泛使用的真正开端。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说的：“可以认定，明代白银的大量使用，实在成化、弘治年间，即是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初”[28]。而与这样的白银化时代同时到来的，则是其时商业的极大繁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地方性商帮的崛起和商业市镇的兴盛了。
与开中盐法的折银化变革直接相关的，是山陕商人和徽商作为区域性商帮的崛起[29]。关于山西商帮形成的时代,张正明等认为,晋帮商人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崛起于国内商界,而“晋帮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30]。陕西商帮的形成，李刚认为：“明代是陕西商帮在从事中西部边地贸易中急剧勃兴的时期。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在食盐贩运、边茶转输和南布北运几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异军突起,形成纵横全国,声振南北的西部商业集团”[31]。山陕商人在开中盐法时期，占有地利之便，而在成化、弘治时期盐法折银改革后，多徙居两淮，更加促进了其作为商帮的形成。至于徽商作为商帮的崛起，李则刚先生指出“至明代成化年间,因改变盐法,徽商遂骤然飞腾于中国市场。[32]”所以到万历时期，时人谢肇所描绘的已经是山陕商帮和徽商商帮形成后的情况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除了受盐法折银化影响较大的山陕商人和徽商，在成化、弘治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开始更多的突破明代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乃有“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33]。
成弘时期商业之“盛”的另一个标志，则为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勃兴。苏州府人王琦对苏州的变迁有这样的一番观察：
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愁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34]。
明代经济发达之区首推江南，江南又莫过于吴中，由王琦的描述，可以得知，苏州的商业市镇的繁盛之转折，恰恰在成化时期，与正统、天顺间“迥若异境”。

北方的工商业市镇真正得到发展，也大略是在成弘时期。以北京附近的通州为例。永乐迁都北京，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了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发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35]”
赋役制度的全面折银化的开始、开中盐法的折银化改革、区域性商帮的崛起和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兴起，这些出现在成化、弘治时期的重要改变，与其时国家对基层社会、农民控制力的下降互相促进，使得成弘之际成为商业的繁盛与社会风气变迁交相辉映的转折时代。正如《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中所总结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中期自成化、弘治年间，即15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超经济强制和封建人身依附日趋松缓，工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和雇工经营日趋增多，并开始了由封建等级雇佣向非等级自由雇佣转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化’的历史过程的开始，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36]。

四
前文述及的成化、弘治时期在后人想象中的“民物殷盛”、“网疏民富”的景象，以及商业的极大繁荣，并未呈现那个“盛世”的另一番面相。明代自成化弘治开始，进入了自然灾害的高发期，伴随而来的，是对明初以来积弊重重的预备仓制度的考验。而自宣德开始形成的各地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天灾形成的大股的流民潮和流民起义，也对其时国家对基层管控能力和维稳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论及明清气候及明清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提到“明清宇宙期”的概念，这段气候变得干旱、寒冷因而又被称为“明清小冰期”的时段，正是被界定在1500年——1700年之间。作为4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4大“宇宙期”——“夏禹宇宙期”（约4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清末宇宙期”（19世纪中叶以后）之一，明代正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开始进入了重大灾害频发的时期，长时段的气候之“变”，也可看作成弘时期作为转折的大背景。而这一转折体现在史料中，即是灾荒数量的不断上升。依据《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收录的特大自然灾害的记载，特大干旱中，明代共有84次，其中69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特大雨涝有44次，其中36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黄河特大决溢24次，其中有20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特大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4次，全部发生在1510年至1608年；特大淮河决溢1次，发生在1593年；特大风暴潮19次，其中有9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特大雹灾有16次，其中有10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特大蝗灾7次，其中有4次发生在1500年之后[37]。
灾荒无疑是对于国家行政能力最大的挑战，而明初为荒政而设立的预备仓制度已然倾颓不堪，降至成化时期，地方粮食仓储废弛己带有普遍性。预备仓仓粮来源由以政府财政和富人捐输为主，转向以犯罪罚赎为主，加上吏治腐败，仓粮日益匮乏，预备仓发展出现衰败趋势。据正统年间的杨溥记载，到永乐时期，这些官仓的贮谷已经是“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38]。再如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璇奏：“德安等府官仓俱无积粮，官府虽为设法籴运，不能周给，是以流徙四散。[39]”
其时国家的应对方式，是不断的加强仓政管理，如成化十年：“州县设预备四仓，所以广储蓄，备旱潦，为民赖也，比久废弛，宜核实。现在储蓄有无多寡之数，仍尽各处在官赃赎籴粟，为备有不敷。听于存留项内借拨，或于各里上中戸劝助，以充其看守仓者，于附近里分，令殷实有行止者主之，至通同官吏，实收虚放，为侵盗者，论如律，卫所地亦如之”。
而明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也使得其时的灾荒仍得以应付，所以历仕成弘正嘉四朝的王琼在嘉靖年间这样陈述道：“成化弘治年间，边仓充积，除勾岁用外，常有二年、一年半、一年之积，文册见在，户部收架可查，是以虽遇灾免，动调军马，供饷不乏。如漕运京仓米四百万石，岁用三百万石，三年有一年之积，自不缺乏”[40]。尽管如此，由于国家对基层整体控制力的下降，备荒的实践中，还是更多的依赖民间力量，并开始谋求通过预备仓之外的其他仓储来满足救荒之需，对传统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多加提倡，希望通过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灾荒时的民食问题。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粜常平仓粮。时岁饥，米价踊贵，而常平所储粮八万六千余石，南京户部请减价粜以济民，候秋成，平籴还仓。[41]”而其时民间尚有所积蓄，在后世隆庆朝的人们看来：“当成化弘治间，民俗醇朴，而殷富故家大族，如程仲良孟鸾之徒，赈贫周急，动以千计而无吝惜，今州邑之间渐亦萧索，而好施之民无复见矣，亦可见风俗之不如古云”[42]。

除了对传统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多加提倡，捐纳也成为解决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其中纳银入监的方式，尽管是在景泰年间即开先例，真正大量出现的，还是在成弘之后。如成化二年（1466）闰三月初二日，总督南京粮储右都御史周瑄鉴于南直隶地方发生饥荒，导致“军民饥馑”，为了保证治安，防止“奸人乘机窃发”，建议加强守备。此外，他还建议开办生员的纳米入监、民人纳米充吏和吏员的冠带办事[43]：
“……又言，应天凤阳居民百倍他处，预备仓粮数少，乞不为常例，移文江西、浙江、并南直隶儒学，廪膳生能备米一百石，增广一百五十石，运赴缺粮处上纳者，许充南京国子监生。民人纳米一百石者，于本处司府州县充吏，三考赴京，就与冠带。南京各衙门三考役满吏，于应天府纳米五十石者，就于南京吏部给与冠带办事。”
纳银入监之影响，及至清初仍不绝如缕。徐元文在康熙年间即有《请停输纳入监疏》专论及此事：“明初常重监生之选，岀身初仕，輙予方面台阁等官，择简至严，向用綦厚，其后寖失初意，至景泰时，而纳粟纳马之例闲，庸流猥品輙得滥入，然亦止许生员输纳耳，成弘以后，乃有民生，虽其事例时开时罢，然太学人才终于不振矣”[44]。这段话中所提及的，由生员输纳到允许民生输纳，一方面体现了成弘时期民间钱财富足到有捐纳入监的财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教育资源的下移趋向，成为成弘时代整个社会文教大兴的缩影。

五
在后世的追忆中，成化、弘治时期作为“盛世”和“变革之世”，最重要的面相之一，在于成为明朝文教大兴的开端。最突出的特征，即是以八股文出现为标志的科举考试的标准化。因此后人有“人才爱说孝皇初，而宪皇实开其先，成弘之际，盖国家文明初盛之会”[45]的感慨。
自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是八股文文体形成阶段。顾炎武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46]。成化作为八股文标准文体形成的时期，丘浚等人起了相当重要的导向作用。《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时经生文尚险怪，浚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成化十一年(乙未)丘浚担任会试主考，而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会元。“成化、弘治文体”自此成为历来官方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
尽管明末清初以来，对于八股文多有诟病之词，如李腾蛟云:“国家八股之科,科名之重垂百年,士即以科名误朝廷。[47]”魏禧云:“余甲申遘烈皇帝之变,窃叹制科负朝廷如此。[48]”魏礼亦云:“制艺源流,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学者,致于人心波靡,酿成祸害,败延家国。[49]”最严重的批判，莫过于顾炎武的“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50]”
即使明清之际多有反思明亡原因而归咎于八股者，但其间仍不乏对其持平之论者，如与顾炎武同时期的吕留良，即有“成弘正三朝，犹汉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宝元和，宋之元佑元丰，蔑以加矣[51]”的比拟。八股文通过规范化科举考试的方式，配合了成弘之世因经济的繁荣而文教勃兴的局面，所以常常成为后人追忆盛世的转折点。如万历时期已有人慨叹“因思国家敦庞浑厚，道化翔洽，莫过成弘朝，而人材风俗，士习文体，俱最称雅驯，至今读其所刻程文，犹可以想见熙朝光景”[52]。迨至清代，因延续了八股取士的传统，在思及现世八股的弊端时，学者们多会不无感慨的说到：“自有制科以来，得人之盛，莫踰于成弘正嘉之际，当是时主司之所录者，皆舆论之所推，舆论之所推者，必为主司之所録，于是王钱两公之业出，天下翕然宗之，此所谓贤德之天也”[53]。 而因此将成弘之世赋予“盛世”想象的，也不在少数，清人反观明中后期发展而起的感慨中，犹多此类世道与八股制艺的联系，“制義之盛衰，系世道之升降，子知之乎，成弘而下，治道休明，甲兵之氣不作，其人浸渍太平，而雍熙沕穆之 盡見於文，及其季也，宦官之禍，盜贼之祸，水旱灾祲之祸，相寻不已，而国歩遂移，則其患害不祥之气一一於文見之，由此言之文之關於世道，豈不然哉？[54]”
成化、弘治之时代，在文教方面被赋予的，除了“盛”的想象，更多的是作为“变”的时代特征。具体言之有二，一是制科日益重要，成为选官的不二之途，自上而下的对整个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流动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心学渐兴，成弘之后阳明学的勃兴，使成弘时期成为后世追忆理学丕变的起点。
自成弘开始的制科独重，对明代铨选制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如万历时人方应选在讨论有明以来的选举制度时认为：
“三代以前，君求士。三代以后，士求君矣。能一一辟召乎？世谓科目妨人，假令安车蒲轮施于今之岩穴，弊或甚于科目，此糊名易书之禁所以日严也。明兴以制科为羔雁，士非附青云，乌能声施后世哉，然不有尽尔者。古之选举，弓旌梦卜，葢非一途，而矫矫鸿冥，犹逸罗网，奈何以流品限天下豪杰。国初疎节阔目，至有以布衣登鼎铉者，干时得人为盛。成弘而后，明经专重，及按人物志所为，不愧科名者几何[55]。
因制科自成弘开始独重的局面，南北的解额之争也自此激化，成为明初就开始的南北之争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显著体现，同为万历时人的王以宁曾上《请增解额疏》中也提到：
题为南国人文独盛，贤路宜寛，仰乞圣明俯采广额之议，俾多士均沾以储薪槱，以襄泰运。惟国家以科目取士，自成弘而来，一切名卿硕辅，树骏流鸿，未有不从制科起家者，故宗社之计，惟是广为搜罗，庶可望拔拾得伍[56]。
而独重制科的弊端，与八股文的程式化不无关系，也自其确立之时起，便不断成为舆论的焦点。嘉靖时期的潘梅曾有《上吏部孫季泉少宰用人議》论及此事：
我朝取士，洪永间，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长奋时，盖有其人而无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兴，士品乃定，诸服大僚僃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选矣。……今天下仕者不过甲科、乡贡、岁贡三途而已，天下之美职，则翰林吏部科道数职而已。

另有《续文献通考》“进士选”条目所载：
按进士科之设，始于隋炀，历代因之，然未有明季之重者也，往在洪永间士犹得以所长自奋，不拘于格，成弘以后，制科日益重，大僚巨任皆由此选，其有不由此者，虽奇才异能不得表见[57]。
独重制科，在中央官吏选用层面上，更重要的莫过于以上史料中提到的，“大僚鉅任皆由此選”。具体言之，则是翰林院翰林成员选用途径的固定化——“非进士不入翰林”、与其相关的内阁成员选用的程式化——“非翰林不入内阁”，对有明一代的内阁乃至整个明代的文官制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翰林选用的独重制科始自天顺年间，“永宣以前翰林不拘进士出身，若方孝孺、杨士奇、胡俨辈俱非进士，至天顺间用李贤议，特重进士科，而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得预矣”[58]。考虑到李贤经历天顺到成化均为内阁重臣，则之后的“非翰林不入内阁”亦可看作这一趋势的延续。因而有“内阁九卿，国初原无拘出身之例，成弘间入阁必由翰林，吏部左右堂必用翰林一人，礼部非翰林不用，兵部正堂必由巡抚，左右堂必南北各一人，都察院正堂必由御史”[59]。

成化、弘治时期的内阁发展，常常被视为明代内阁发展史上的地位下降和职能萎缩的时期[60]，尤其以孝宗朝十八年间仅召见阁臣一次为代表事例。而弘治八年时，孝宗在丘濬死后，令吏部会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科道官廷推阁臣，首开阁臣出于廷推之例，也向来被看作是“采用廷推就必然堵死阁臣自行推荐，内阁已无权再如三杨那样为自己物色人选，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是权力的丧失”[61]。但若不仅从封建集权君主制仅考虑君臣关系的角度看待，再考虑到翰林的因素，则这一时期不妨看作“内阁——六部——翰林院”之间权力关系和承继关系的一次重要整合。“按宪章类编云，弘治四年冬十月，命礼部尙书邱浚兼文渊阁大学士典机务，先是召入阁者，皆侍郞而下，未有以尙书入者。尙书入阁，自浚始。按官制沿革云，景泰以前至尙书不复入内阁，弘正以后，遂以尙书为入阁之阶梯。[62]”以六部尚书为入阁之阶梯，非但不是内阁权力为六部所侵蚀，反而是六部的权力被整合到了内阁之中。由六部尚书进入内阁的阁臣，无疑对六部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则自朱元璋在明初撤中书省分权于六部之后，六部的权力职能开始正式整合到内阁中。而“进士——翰林——六部——内阁”的中央选官、晋升途径自此得到全面确定，则保证了内阁的人选固定在翰林群体中，科道官员无力窥及，所以有明一代关于翰林词臣与科道官之间的分异争论也自成弘开始。如万历年间陈师在《禅寄笔谈》中提到：
“自来升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门，如天顺间，以布政萧晅为礼部尚书，初无礼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杨士奇以儒士由齐府审理副，胡俨由知县，李贤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阁，亦无内阁必有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来，南北吏部毎部必须用翰林一人，南北礼部非翰林岀身者不得升入，由是翰林人多陟显要，而科道部属虽有奇才异能，不能齐驱并驾矣”[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