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汉堡并不悲伤。那里没有阿图尔的密友，童年朋友安季姆·格列鲁阿尔不算在内，再过几个月安季姆也要离开德国，返回勒阿弗尔。他们的友谊与其说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的接近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童年的回忆中。安季姆沉湎于世俗的娱乐，而阿图尔埋头于读书和思考。阿图尔把阅读（歌德、席勒、蒂克、让·保尔）的书目硬塞给自己的朋友，而后者是很难去掌握的。
十年后，安季姆写信给阿图尔：“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活着，如果我以前什么也没有学过，那我就会是世上最无知的人了。”他们偶尔有书信往来，但几乎40年没有见过面。1845年安季姆到法兰克福来看望阿图尔。阿图尔是很失望的；他把安季姆叫做“讨厌鬼”，并且指出：“人们越老，分歧越大，最终都成为孤身一人。”
1807年5月底，阿图尔离开汉堡，来到哥达城。

尽管充满这些宫廷的自由气氛，城里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传统的虔诚主义和市侩精神，阿图尔搬来以后很快就感觉到了这种市侩精神，他在《哥达城的庸人》这首诗中以极其嘲弄的口吻描写了当地的小市民：“他们都当暗探，偷听，偷看，
留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谁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
谁在大声说话或低声细语，
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连屋顶上路过的一只猫，
都不会没有被觉察到……”

阿图尔把自己的成绩及时地向母亲汇报，但母亲对此反应极为冷淡（1807年7月29日以及9月4日的来信）：“我也期待你门门功课都优秀……至于捷林的赞美词，你不必过于看重，因为甚至在魏玛人人都知道，他特别喜欢吹捧自己的学生，差点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阿图尔不仅仅忙于功课，他引以自豪地告知安季姆和他的母亲有关自己的社交成就。这对安季姆产生了影响，他羡慕阿图尔，尤其是他能够在美好的节日到图林根林山去游览，并在那里同公爵夫人跳舞。而母亲的意见则不同：她要求儿子不要因为与公爵夫人们和男爵们有了交往就飘飘然起来，事实上他在他们眼里算不了什么，既然属于小市民的世界，就应当泰然处之。“你应当放弃任何表面的光彩，如果你想靠科学生活的话；受人尊重要比猎取外表华丽更好。”
约甘娜的这种反应也有一定的内因：钱是以后母子争吵的话题。约甘娜经常不断地强调自己精打细算（无论旅游，还是招待客人都这样，“招待客人，除了茶水和夹肉面包片，有时她花费不了什么”），并要求阿图尔也勤俭节约

约甘娜惊慌起来，因为阿图尔暗示想到魏玛来。问题在于：如何把做母亲的责任与儿子在一所房子里共同生活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动用预备金、渴求生活乐趣连接起来调配好？她懂得，责任感以及因儿子前来常住而加深的生活陈规陋习，会妨碍她实施过惯了的生活方式。
阿图尔在哥达中学出了丑，在此之前，母亲对他是放心的。她仅仅指出，他应当对周围人保持高姿态，因为往往会引发过激事态。自作聪明，过于自信和狂妄自大经常会同他开恶意的玩笑。约甘娜不失时机地无情地描绘了儿子的画像：“你不是恶人。你是高尚的有教养的少年。你有一切条件使你成为社会的精英；此外我懂得你的心灵，并知道世上很少有人具有更美的心灵；但同时你又是一个沉重的令人讨厌的人，同你一起生活，我是极其沉重的。你的所有善良品质在你的不被世界接受的自作聪明面前黯然失色，因为你处处看见恶，处处在别人那里而不在自己身上找缺点，在一切方面都想成为佼佼者，直截了当地指责一切人和一切事。
从而你惹怒了周围的人们：谁都不可能这么彻底地改变自己，或者极而言之，由于你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必为你而去接受再教育；谁都不愿意容忍你当众羞辱他们的弱点，至少不能容忍你使用的那种贬低别人的手段，你那种圣哲的口吻，武断地说三道四而不允许重新考虑。如果你不那么盛气凌人，只不过逗逗乐而已，然而你实在太令人气愤了。人们照例并不凶恶，如果不去惹怒他们的话。你本可以像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样在哥达城平静地生活和学习，有法律允许的个人自由，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但你不要这些，瞧，人们把你排挤出去了……”
约甘娜在这里用间接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准则：要生活在社会里，不要从社会中掉出来，必须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只有每个人走自己的路，关心路上有无障碍，因而必须与人随和相处，不要激怒任何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阿图尔由于性格上的原因，自设障碍不利于按选定的道路前进。在难得的几次访问魏玛时，阿图尔表现出的怪念头和狂妄行为，她记忆犹新。有一次阿图尔看望母亲，在他到来的前一天，母亲警告他：“把善意的幽默带来，把不和睦的精神留在家里，因为我没有必要看到：整个晚会上出现对艺术文学或老掉牙的皇帝胡子的趣闻展开谩骂的场面。”

在父亲去世之前，叔本华曾度过了一段严重的抑郁期，其症状可想而知：焦虑，悲伤，失忆，自杀倾向；尤其是他一直生活在孤独之中，抑郁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父亲因病躺在安乐椅上，衰弱惨淡，如果不是一个老仆人陪伴在他身边，给予他一些慈悲（我的母亲大人丝毫不会表现出什么慈悲），父亲早就放弃了自己。我的母亲大人举行办着各种各样的舞会，我父亲则在孤独中缓缓死去；当我的母亲玩得尽兴时，我的父亲却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挣扎。

耶纳战役结束后不久，约甘娜向她儿子描述了战争的恐怖。而叔本华则以一种绝望的语气作了回复：忘却曾经的绝望是人性中如此奇怪的特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是不会相信的。蒂克在下面的话里进行了完美的描述：“我们感慨良深，询问一直比我们更加不幸的星辰，而在我们身后，爱嘲弄人的未来显露出了轮廓，嘲笑着人类的短暂痛苦。

魏玛，约甘娜很快在社交固里取得成功。“每星期的周日和周四，在我周围形成的这个圈子与全德国的任何一个都不同。但愿我能有什么魔法把你一下子带到这里！歌德在我的家中怡然自得，因而经常来拜访……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即使只是他的外貌：修长的身材，英俊挺拔；衣着极尽心思，通常是黑色或深蓝色；头发梳得笔直，雅致又符合他的年龄；一张表情生动的脸，褐色的双眼既温柔又深邃。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更加迷人了，我们怎么看都看不够。他无所不谈，总是会讲一些奇闻逸事，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名气而对人颐指气使。他没有任何架子，就像一个孩子。”

由于大家没有注意他（我们知道只有歌德是例外），叔本华起初感到极为失望，他安慰自己，就想：自己要坚定，他有两个观众就够了，一个是他内在的观察家，另一个从外面来观看他；一个专心致志地观看内在之物，另一个怀疑地观看世界激流，而他自己没有参加进去，所以，这两个观众就是他自己。

他在她那里搭伙，出席她家的招待会，陪伴她去访友。他比约甘娜小12岁。在他迁居魏玛之前，她在罗宁堡同他相识，已有三年了。那时，他们一起去德累斯顿旅游。已经有流言蜚语，传说约甘娜准备嫁给他了。歌德的妻子把有关这方面的传闻直接写信告知丈夫。大家都知道，此人爱钻营、向上爬；他把舅舅的大名——封·赫尔斯登伯格同自己的姓缪勒连接起来，他因此就算进入社会上层了；他写过小说和诗歌，喜欢高雅的谈吐，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和郁郁寡欢的天性，对某些妇女来说，这还真起了作用。可是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本是个狡猾奸诈之徒。
约甘娜是否爱他不得而知，但使她显然满意的一点是：他和她一伙人在一起，可以结交到更年轻的妇女。她需要推心置腹的友谊；在费尔诺夫死后，她备感孤单。她不打算结婚，因为她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五六年以前，她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一些追求者），但她既不怕流言蜚语，也不怕人们见到的她与缪勒-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中的轻薄不检点的行为。

来到魏玛过了几天，就开始争吵。阿图尔在日记中要求自己内心要忍让，什么样子的人都接受，可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不会容忍，他不可能在母亲家里同一个男人和平相处。在进餐时，阿图尔要么就是不理睬赫尔斯登伯格，要么就是同他争吵不休。尤其是讨论当前事件时往往大吵大闹得不可开交。
赫尔斯登伯格随着潮流而转动；他为爱国者的勇气而欣喜若狂，把德国的解放视为向历史时代的顶峰上升。相反，阿图尔把所有这些事件评价为舞场上的打闹而已。结果爆发了激烈的场面；扔椅子、敲打房门；母亲夹在大锤和铁砧中间两头受气。关系弄得如此紧张；住在一所房子里的母子两人，居然要靠信件交流。

1814年春，约瑟夫·汉斯来看望阿图尔，他是阿图尔在柏林大学的好友，一个穷大学生，常常得到阿图尔在物质上的援助，这时他似乎成了阿图尔在家庭争吵中的场外指导，招惹了母亲及赫尔斯登伯格的愤怒。母亲写道：“汉斯乐于躲在你背后，把自己天生的怯懦藏起来，他还重复你的话，却没有你的精神。”阿图尔经常得罪赫尔斯登伯格，后者努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给阿得儿的崇拜者、步兵团军官哈英克的信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哲学家带着他那宇宙一本质在我头上飘荡。他从柏林召来自己的朋友——小犹太人，这位朋友成日价服服帖帖用有关四种可能形式的根源的客观泻药剂量。根据他俩的意见，克莱斯特占领巴黎仅仅是为了靠他来帮助法国人泻肚子。犹太人姓汉斯，连同这个可疑的主观客体，并非自我地坐下同我们一起饮茶。”

但是，阿图尔表示反对，他不想离开母亲的家，差不多是流着泪央求母亲留他住在家里；与此同时，他抱怨母亲同赫尔斯登伯格的恋爱关系，并以此来折磨母亲。约甘娜坚持己见：永远要表白自己无罪，她太累了；再说母子俩在1807年至1809年已经有了分开居住的经验，她不会为了阿图尔而中断同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她不要求阿图尔对赫尔斯登伯格表示好感，但希望阿图尔对他宽容。最后，她根本不想命令阿图尔必须同谁交往；何况她在自己家里也接待了实难相处的约瑟夫·汉斯。

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单身一人确实是幸福的，因为在生活时并不想生活，也就是并不力求生活的福利。因为他减轻了自己的负担。想象一下负担吧，它自由自在地成为人的支撑物，人佝偻地在它下面站立着。如果他挺身起来托住这个支撑物，他就要完全经受住这全部负担；如果他离开它，那他就摆脱了重负。”

叔本华的朋友大卫·阿舍尔描写了阿图尔与歌德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这发生在约甘娜·叔本华举办的一次有歌德在场的招待会上。当年轻的哲学博士走进房间的时候，歌德突然起身，没有说话为自己开路，穿过周围站立的客人群，他走到阿图尔跟前，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并对他的著作大加赞扬，说他看到的这篇论文极有意义，一下子就把他拉进青年学者之列了。这次引以为荣的会晤是在阿图尔来到魏玛之后不久便发生的，因为在1813年11月10日歌德就已委派自己的秘书里默尔邀请叔本华到他家作客。
11月24日歌德告知克涅贝尔有关阿图尔第一次来访的事：“我觉得年轻的叔本华是一个不平凡的有趣的年轻人；你同他找不出更多的接触点，但仍然应当同他认识一下……我认为他是天才人物，其余的就不谈了”。至于这第一次拜访的印象，阿图尔写信给歌德的朋友古典生理学家费·伏尔夫，信中是这么说的：“您的朋友，我们的伟大的歌德，情况很好；他很快乐，平易近人，亲切而友好，愿他的名字永垂青史！”歌德不失时机地邀请阿图尔每星期都出席私家举办的晚会。但是，在1814年2月至4月期间，这种邀请就比较少见了。

难怪叔本华把诗人称为高级现实主义者。这也不是偶然的。歌德在同阿图尔分别时，在他的纪念册上留言：“你想使自己得到快乐，那就得承认世界的价值。作为友好交谈的结果，并留作纪念。1814年1月8日”。歌德这样劝告阿图尔，表明了叔本华的生活立场的主要矛盾：鄙视人类，但追求荣誉，而荣誉恰恰在于对人们的特殊尊重。
但是，不必过于严厉地评论叔本华。当然，阿图尔要承认，但研究哲理在他的理解中并不是追求荣誉，它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是对人类的使命和责任：他虔诚地信仰自己的使命。对人世存在的悲观主义，并不排除对最高意识的崇高敬意，世界和人的最佳潜能是通过最高意识表现出来的；因此，他的悲观主义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