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些事是最近才想到的，改变一些想法的线索有些分散。本文的大部分内容与小惠直接相关，但是也涉及到贞观朝的很多大臣，其中多为宰相，因此也可以看作，我将小惠的生平放置于贞观朝后期朝堂博弈视角之下，对她身上的政治色彩进行考量的微小成果。

第一个问题，《两唐书》都记载小惠被葬于“昭陵石室”，而根据目前已经正式公布的考古成果，昭陵石室的位置处于昭陵主峰的山体之中，是直接在山体上开凿的。那么以此一事实推测，小惠则被葬于昭陵主峰之中，负责相关考古工作的张建林先生认为，高宗极有可能使用了文德皇后的首次葬地（关于文德皇后的葬事过程，之前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此不赘述。）作为小惠的永久性墓葬。
那么如果考古发掘成果和正史记载都是可信的（目前并没有发现相关反证。），则小惠有较大可能与太宗实行了合葬，（只是可能，不能肯定，毕竟并未找到小惠确切的墓葬，但合葬于否并不会影响下文的相关推测。）
我们知道小惠死后被追封为贤妃，成为太宗的正一品夫人之一。同时昭陵的考古成果明确的告诉我们，生前即已是正一品夫人之首的韦贵妃和深得武后偏爱的正一品夫人之一的燕德妃以及众多的贞观嫔妃宫官都被葬于根据身份等级划定的嫔妃陪葬区，与主峰石室无缘。
我们还知道，第一个陪葬昭陵的人是贞观十一年的重臣温彦博，而文德皇后入葬石室的时间是在贞观十四年。而最早陪葬昭陵的皇女是死于贞观十六年二月的豫章公主。（豫章公主去世的月份可由太宗年表上恰巧的一个月空白加以确定。）
以上三人分属大臣，皇后（嫔妃内命妇）和公主，此三人都在太宗之前去世，因此我们有理由基本确认，昭陵陪葬区域的划定应该在太宗生前就已经基本确定。作为继承人的李治除了对自己的母后有权进行改葬之外，他出于孝心等考量应该不会对陪葬区域重新进行划分。
那么作为贤妃的小惠按照正常的制度惯例，她不应该被葬入主峰之内，换而言之，小惠的葬地存在非常明显的逾制行为。

对于葬地逾制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因为小惠如正史所言，一心求早死，故新皇特行加恩。然而仔细想想，这个解释非常牵强，我们知道。小惠死后，除了被追晋贤妃之外，她的家族并没有获得加恩，以唐人的观念来看，她的父亲和弟弟的仕途最多只能算一切正常，正常迁转，并无亮点。然而，以制度的角度考虑，新皇加恩先朝嫔妃的亲属并无任何障碍，远比逾越先皇所定的陪葬制度容易得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认为小惠葬地的确定与高宗的意志无关。
进而，唯一可以轻而易举无视陪葬区划定为小惠选择主峰葬地的人，就是唐太宗本人。

这个推测也许有些令人无法接受，毕竟正史记载小惠死于高宗永徽元年，以常理论，太宗断无可能为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嫔妃考虑丧事，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太宗生前就充分知悉小惠极有可能在他死后的短时间内主动走向生命终点。太宗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和痛心，并且事实上予以了默许。
说到这里，很容易想到深厚的感情，所以小惠会主动了断自己。但是浪漫的情感视角并不是这件事的唯一可能性，相反，小惠之死对她的家族和新皇的关系十分不利，完全破坏了太宗为皇太子和徐家两方所希望达到的双赢局面。下面让我们把目光回到贞观十八年。

以太宗的立场而言，皇太子必然是比徐家重要得多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皇太子让太宗陷入真切的绝望，太宗没有理由理解默许并且特行加恩，为小惠葬地逾制。也就是说太宗实际默认并理解徐家与新皇关系的隔阂，主动承认他对两方的布局以失败告终。换而言之，即是太宗认为此布局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皇太子未能接纳徐家在东宫的关系网中有一席之地。并且极有可能东宫身后之人对小惠进行了极为严重的精神打击，以至于小惠生念断绝，一心求死。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来我们将要面对两个问题，1，东宫身后之人为什么会对身为内命妇的小惠进行打击？2，他们到底对小惠做了什么？

要回答第1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提到小惠的背景，之前的讨论中，我提到过，小惠的南朝系背景和才女型特质是东宫身后的长孙无忌和隋杨系为主的四妃团都可接受的人物，因此太宗便放心的开始养成小萝莉，以目前的史料贞观十八年前确实仅仅是才女小萝莉，作为内命妇，小惠时常接到应制命题。她也写得得心应手。但是很显然贞观十九年，一切在静悄悄改变，刘洎之死造成了帝系宰相团与长孙无忌派系势力的第一次失衡。长孙无忌手握一国之本的大义名分，迫使太宗进入守势。
贞观二十一年，与许敬宗诸位大臣相同的题材的《小山赋》的出现，暗示着小惠身份属性的微妙变化。太宗似乎有意将小惠推向政治前台，她从此之后，不仅仅是深宫中内命妇，也是可以走入前朝事务的御用文人，太宗也许会借小惠手中的笔，说出太宗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虽然有足够证据证明小惠所奉旨唱和的《小山赋》与许敬宗等人的唱和并非同一事件。但是太宗身在翠微宫中对小山这一题材的特别偏爱，很难说没有别的用心。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深为看重的宰相马周去世，太宗提拔的陈叔达南朝一系推荐的五姓名门宰相崔仁师。遭到了长孙无忌亲信褚遂良的猛烈攻击，而被流放除名。由此，长孙无忌作为国舅和重臣已经基本无法受到有效制衡。所以就纯粹的事实而言，基于储君为重，诸子亦须平安，斗而不破的原因，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自愿受制于长孙无忌的意志。

明天继续。

看完了 有点长 李世民提前为徐惠选择了停放长孙的昭陵石室？

“太宗为皇太子和徐家两方所希望达到的双赢局面”。太宗为什么要李治和徐家保持良好关系达到双赢？
徐家在当时不是名门望族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吧。

“”皇太子让太宗陷入真切的绝望“”，除了想换太子，还有其他案例吗？王皇后的背后是长孙无忌，估计是长孙无忌满意太宗的安排。——绝望也不一定换皇太子啊，而且李二的绝望，我有一个脑洞，下文我会写的。

贞观二十二年三月至十月间，太宗驾幸玉华宫，在此期间，太宗召见了时已在病中的前宰相萧瑀。萧瑀出身南朝高门望族，身世显赫，一生六次拜相，六起六落，看似不容于同僚，但是身为君主的太宗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足见太宗对他的信赖，此次召见也是表达对他所属南朝一系朝臣的信赖。此次觐见后不久，萧瑀以高龄仙逝。在随后的赐谥环节中，太宗两度驳回了有司议定的谥号。亲定谥号为“贞褊”，此事可见对萧瑀此人的评价，朝臣的舆论与君王存在分歧。太宗此举显然有争取话语权主动的考虑。“贞褊”二字在强调忠贞事君的同时，也不回避性格上的锋芒，他因此而受到同僚排挤。不过排挤之中自然很容易察觉到他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和不会妥协的坚持。这些特质对于一位体察了君王的意志并愿意为之实践的臣子而言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品质。

同时，在玉华宫期间，除了正常的政务处理之外，太宗对辽东方向进行了战备。这一举动似乎引起了朝臣们的担忧，却似乎无人敢出头直言，故有“群臣莫敢谏”的记载。在这种风波暗涌之时，小惠以一篇文采华美，主旨清晰，有礼有据有节的上疏向太宗进谏辽东之事和劳民之忧。小惠也凭借这篇上疏留下“谏诤”的贤名。这篇上疏在历代史家心中的地位已多有陈述，在此不再多言。不过笔者仍需要指出两点：
一，在上呈这篇上疏之后，如果我们暂时的忽略小惠的性别，那么这篇上疏所关注的朝廷大事与朝廷的高级官僚所关注之事并无差别。也就是说，小惠实际上通过上疏谏言成功的在前朝领域完成了华丽出场，一定意义上很好充当了朝臣的角色。
二，基于第一点，对于小惠，朝臣们必然会继续关注，因此从这一天开始，小惠的后续命运必然为朝臣和史官所关心，她的生死不再是仅仅作为内命妇而被外界依据惯例所处理那么简单，她成为了前朝中的一员。进而，对小惠的任何超出惯例的事件必然为前朝所议论。因此从政治角度看，对待小惠从此需要格外小心。

长期以来，论及小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多习惯于纵向视角，因此评析之时多以历代贵族女性的作品的发展史作为参照系。因此，相关讨论多集中于上疏的具体文本赏析。
其实，将小惠上疏一事放置在当时整体的朝廷局势进行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另一个人做了与小惠相同的事情。没错，病危中的宰相房玄龄命他的儿媳妇高阳公主前往玉华宫觐见太宗，并“附上”了房玄龄的遗表。在这篇上表中房玄龄以将死之老臣的无限恳切，请求太宗放弃第二次征辽东的想法，体恤百姓辛劳，还天下以安乐。
太宗览其疏而涕零，对高阳公主感慨道："是已危慑，尚能忧吾国事乎！"极尽悲伤和感激之情。
正史记载了房玄龄上疏前的思考，他对儿子们表明心迹道："今天下事无不得，惟讨高丽未止，上含怒意决，群臣莫敢谏，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矣！”
房玄龄毫不隐晦的表达，他认为自己身为宰相必须在群臣不敢进谏之时向太宗表明态度，否则他将含恨而死，有负自己的职责。
房玄龄为相二十二年，与马周刘洎等贞观初提拔者不同，他与太宗一起经历了玄武门的凶险。用文德皇后的话说，“房玄龄事陛下最久。”由此，房玄龄理应深知太宗的心思，同时也深知自己的职责，自担任宰相以来，他以实干型官员的特质著称，此次上疏之前，他从未对太宗的言行有过谏言之事。故此，更可肯定房玄龄的上疏肯定经过深思熟虑，考虑过方方面面。笔者个人认对房玄龄上疏一事可做如下分析。
首先，他以一个实干型宰相的阅历判断战备一事对百姓，朝局以及太宗本人的利弊得失。其次，作为跟随太宗数十年的信臣，他必定会观察考量太宗内心对战备真实想法，以便顺其心事达到良好的进谏效果。再次，房玄龄是太宗的亲家，而数年后的永徽四年谋反案是以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作为突破口开始的，而永徽四年案的最终目标是宗室。以后续的史实反向推理，我们有理由认为身为宰相和皇亲的房玄龄奉太宗之旨与宗室成员维持了良好关系，并在相关的官僚系统中掌握了充分的资源。否则永徽四年，房玄龄早已故去，他的家族实在没有理由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被连根拔起。（永徽四年案系冤案，这是唐朝皇室的官方结论，没有任何疑问。）是故，房玄龄的上疏某种程度上也在代表宗室向太宗表态。
综合以上三层关系的梳理，我们能够明显的观察看，考察房玄龄上疏谏言东征，不可仅就东征而论。兼考虑太宗对此事的反应，足证太宗对东征的深层想法绝不仅仅是房玄龄所说的“含怒意决。”

房玄龄的身后连接了他在任期间提拔的大小官僚，连着他关照过的僧侣人员，也连着宗室与太宗沟通的管道。这些人脉是丰富深厚的资源，一旦全面启动将是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
分析完房玄龄的关系网络，基于相同的思路，我们来看看小惠的关系网络。
鉴于隋炀帝的皇后出身南朝公主，兰陵萧氏。因此出身江南次等士族的东海徐氏的小惠一定会为以隋杨系和关陇贵族为主的贞观正一品夫人系统所爱惜栽培。故而，小惠的身后实有正一品夫人的资源作为加持，小惠的受宠也实质上将正一品夫人们保护在幕后，免除了对立系统对正一品夫人的直接攻击。因此，小惠的身后实际上和正一品夫人系统的利益深度捆绑。而隋杨系和关陇系素为太宗所看重，隋炀帝之女更是太宗曾提名储君的爱子吴王恪的生母。基于三者的利益基本重合，那么在政治角色上小惠即被太宗以及太宗所倚重的势力所支援保护。
前文提到贞观十八年之前，太宗并未赋予小惠及其家族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单纯的激发小惠的才华，给了她才华上成长的平台和养分。综合参考分析小惠所留存的七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线，足以表明在大约长达六年的第一阶段培养期，小惠和太宗的情感互动关系始终在快速而稳定的升温。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宗是在对小惠及其家族建立了充分信任和深厚情感，确保太宗和小惠及其家族的关系足够坚固，不会被任何势力轻音瓦解的情况下，才开始建立东宫和徐家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小惠及其家族深为太宗所信赖。且小惠久在内廷，长在君侧，太宗对小惠“荷顾实深”，那么小惠对太宗心思的懂得程度应远远高于其他贞观中后期入宫的内命妇相比。
进而，小惠毕竟年轻，在与太宗关系的深浅分析中，我们不能将她与太宗的关系与房玄龄和太宗的关系相提并论。不过，有一点却是足够证明的，即在贞观中后期，除了诸位正一品夫人之外，小惠无疑最懂太宗的心思，亦深知太宗苦心栽培自己的深刻用心。由此，以小惠超乎常人的聪明，自然会将太宗深情的期许完整的内化为对自己职责的理解。
诸多墓志表明唐朝的内命妇家族也属于外戚之列，故云：“椒房之贵”因此笔者必须强调的是，徐家具有外戚的身份，而小惠本人的上疏自然也可理解徐家及其背后正一品夫人们所各自代表的外戚家族集体向太宗做出得政治表态。
将小惠和房玄龄的关系网络悉数摆出则会发现，这些关系包括了，实力派宗室和相当有实力的外戚家族以及实际数量可能相当可观的朝臣系统。而这些人脉资源实际素为太宗所信赖厚待。
房玄龄叹息着：“群臣莫敢谏”，而他实质上却很清楚的明白这一次只能由他出头。同样的，作为内命妇，小惠当然很清楚，上疏谏言的行为严格而言是僭越，但是太宗推她进了前朝，她就没有理由后退。只有她能够写这篇谏表。
由于谏表实质上更像是太宗所信赖的相关人脉系统的动员确认，我们有理由推测，太宗对辽东的执着只是整体朝堂博弈的一个最小的露出表面的点而已。太宗所真正在意并非第二次东征的成功于否。而是整体备兵的过程中，对宗室，外戚以及朝臣三大系统的各自大量资源进行再分配后对朝廷的整体影响，也就是备兵对朝廷利益格局重构的影响。亦因此，这一次太宗似乎并不乐见国舅长孙无忌派系大臣发表意见，而由小惠代表另一派系的外戚走上前台进行说明。然而，这一事实无疑将会使小惠所面临的风险快速上升。